六經(jīng)與古今世界：第十二屆全國古典學年會綜述

2025年6月21—22日，第十二屆全國古典學年會在浙江大學召開。本屆年會由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古典學專業(yè)委員會主辦，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承辦。會議以“六經(jīng)與古今世界”為主題，圍繞“六經(jīng)的闡釋與古今文明”“經(jīng)學的現(xiàn)代轉化”“西方古典學與中國經(jīng)學”“古典文明與技術時代”“中西經(jīng)典與解釋”等議題展開討論，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浙江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山大學等全國多所高校及科研機構的230余位專家學者與會。

古典學的時代使命

會議開幕式由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馬一浮書院副院長林志猛主持。浙江大學副校長周江洪教授、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院長楊國榮教授、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古典學專業(yè)委員會副理事長吳飛教授分別作開幕致辭。

浙江大學副校長周江洪教授在致辭中指出，習近平總書記致“世界古典學大會”的賀信表達了對古典學研究使命的高度重視，為加強中西文明交流互鑒、促進文明傳承發(fā)展提供了重要指引；本屆全國古典學年會的舉辦是對“世界古典學大會”精神的呼應和延續(xù)，將有助于汲取古典智慧，促進個體靈魂的完善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院長楊國榮教授在致辭中表示，古典學研究的年輕化趨勢令人振奮，彰顯文科領域新生力量崛起。當今的古典學研究并不是西方傳統(tǒng)古典學的簡單重復，而是西方古典學和中國經(jīng)學的融合。此次年會作為年度學術聚會，為學界搭建了古典學創(chuàng)新研究的交流平臺，也為傳統(tǒng)文化的當代轉化提供了新思路。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飛在致辭中表示，浙江大學兼具經(jīng)學與古希臘研究傳統(tǒng)，形成了中西古典學交融的獨特學術生態(tài)，年會主題“六經(jīng)與古今世界”呼應了當前經(jīng)學研究兩大方向。吳飛教授呼吁以本屆年會為起點，在未來數(shù)年凝聚學術共識，推動古典學研究從多元話語走向實質突破。

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林志猛教授指出，中西經(jīng)典對宇宙秩序、政治倫理、禮法制度等有著深邃的思考，古典學的使命是讓傳統(tǒng)成為“活的傳統(tǒng)”，超越“古今中西之爭”，為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構建貢獻智慧和力量。面對人類社會的永恒問題和現(xiàn)代世界的諸多挑戰(zhàn)，古典學的生命力在于不斷詮釋和激活經(jīng)典，讓經(jīng)典成為理解現(xiàn)實生活的思想源泉。

定向與方法：中國式古典學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賀方嬰以“世界歷史視野中的古典學研究”為題做了大會主題報告，借助回溯“古典學”的古典要旨，指出當今建設中國式古典學應著眼于現(xiàn)代中國所面臨的中西方文明的歷史性沖突，應對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形成的西方現(xiàn)代學問的挑戰(zhàn)。當今，我們應當建設中西合璧的中國式古典學，在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同時，葆有中華文明的根本德性，用古典智慧滋養(yǎng)每一代國家棟梁人才，重建現(xiàn)代世界的古典心靈。

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教授吳根友提出了“人文實證主義”這一乾嘉學術的核心方法論，他指出，中國古典學的建立雖受西方影響，但自乾嘉以來即形成了獨特傳統(tǒng)，要活化古典文明中優(yōu)秀的思想文化資源，以“人文實證主義”溝通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避免現(xiàn)代技術的異化，真正確立中國古典學的自主方法論譜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文江認為，中國古典學的復興一方面要通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重新詮釋經(jīng)學傳統(tǒng)，疏通文明脈絡；另一方面要參與全球文明對話，推動包含中國在內的“新文藝復興”。要追溯文明的源頭、疏通西方古典學與中國經(jīng)學的脈絡，通過中西文明“互鑒”，為全球秩序重構提供“系統(tǒng)重置”的思想資源，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

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李長春闡述了經(jīng)史傳統(tǒng)的形成及意義。從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到變舊六藝為新六藝，從莊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圣人論而不議”，到《史記》的“拾遺補藝”，體現(xiàn)了經(jīng)史傳統(tǒng)的初創(chuàng)、發(fā)展與再造。古典學研究也要堅持“空言”與“行事”的結合，并在經(jīng)典世界與歷史世界的互相作用中思考與重建“中國”。鄭州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田豐指出，建設“中國古典學”的使命，是在古今中外的視野中激活中華文明的本源精神，回應時代問題，為人的生活提供整體性意義。“中國古典學”的研究對象應以經(jīng)典化的六經(jīng)為主，經(jīng)學、子學為輔，其研究方法應以經(jīng)學與哲學的思維方式為主，以史學、文獻學為輔，以詮釋學來超越實證主義傾向。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孟琢提出了中國經(jīng)學的“雙重起源說”，認為中國經(jīng)學的起源是“史官傳統(tǒng)”與“學官傳統(tǒng)”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在史官傳統(tǒng)中，以《尚書》《詩經(jīng)》為代表的經(jīng)典文本不斷編纂成型。在學官傳統(tǒng)中，六經(jīng)文獻在“王官學的兩周之變”中逐漸成為教育重心。文本編纂、教學傳承、義理提煉與政治運用構成了早期“經(jīng)典化”的主要環(huán)節(jié)，共同塑造了中國經(jīng)學的起源性特質。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教授吳仰湘詳細考察在艱難時代極力守護中國經(jīng)學的湖湘耆彥陳天倪的一生，展現(xiàn)了“通經(jīng)致用”“史學經(jīng)世”的學術思想，以及“守先待后”的謙遜品德和精神風貌。陳天倪努力從經(jīng)書中發(fā)掘中華文明的遠古淵源與深厚底蘊，并以經(jīng)書為載體構建中國文化的歷史脈絡，在現(xiàn)當代學術史上可謂煜煜生光。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王一勝、北京師范大學文理學院副教授趙新、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講師韋巍等圍繞古典學研究方法及中西古典文明資源詮釋等內容進行了探討。

柏拉圖的靈魂學與辯證法

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包利民在大會主題報告以“古典倫理學的成己取向”為題，指出中西古典倫理學均以“成己”為核心取向。儒家肯定人對家庭親友負有道德責任，同時希望同理心在此基礎上不斷擴展，推恩至以天下為自身。希臘古典倫理學則屬于所謂德性-完善論倫理學，即德性是人自己的卓越優(yōu)秀。在人工智能興趣的時代，關注古典倫理學中的成己維度非常重要，提醒我們反思究竟什么是人，如何認識人的本質。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劉瑋指出，柏拉圖使用了許多表示“邪惡”、“不義”、“壞”的詞匯，但柏拉圖所說的“惡”有一個總體的模式，即善的缺乏。這種缺乏源自三個主要成因，無知、靈魂的失序和某些身體狀況，這三種模式可以被稱為“理智模式”、“精神模式”和“身體模式”。柏拉圖展示了它們如何共同構成邪惡的整體模式，這三種主題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輝煌的結局。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彭磊指出，色諾芬筆下的蘇格拉底很少使用柏拉圖式的辯證法，但色諾芬并非不理解蘇格拉底的辯證法，而是以隱微曲折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在《回憶蘇格拉底》中，色諾芬展現(xiàn)了“辯證法家”蘇格拉底考察“每一個存在”，并在談話中通過言辭的前后矛盾、言行的不一致自我反詰，還運用反詰法使對話者歐蒂德謨認識到自己的無知。色諾芬區(qū)分了蘇格拉底的非反詰性教導與反詰性教導，指出兩類教導適用于不同天性的對話者。

復旦大學中文系白鋼教授指出，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分別具有三點核心的相似性與差異性。兩者的相似之處在于，皆以存在為哲學之核心命題、以“相”統(tǒng)攝“體”“用”、以天人為一體，以人心合天心。差異之處關乎學說發(fā)展史、在歷史上遭到誤解的方式、學說是否有實質性的顯密之分。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副教授成官泯探討了《呂西斯》中φ?λον一詞的歧義，基于此揭示出，友愛作為對屬己之物的欲望，自然地包含著向上的、向善好的欲望。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教授黃俊松指出，《理想國》中的靈魂觀存在一個前后變化的“運動過程”，并從《理想國》卷十的靈魂觀出發(fā)，按照身體—靈魂對立的角度，給這一過程做出較為融貫的解釋。四川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朱琦指出，《理想國》中的正義作為一種社會性德性，與強迫不可分割。正義城邦的構建離不開強迫要素，沒有一種正義不是被迫的正義。哲學是朝向至真的個人生活方式，正義城邦是朝向至善的公共生活方式，二者都只能是永遠不能停止的進行時。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教授黃薇薇指出，依據(jù)《理想國》前三卷，蘇格拉底利用故事和謊言來教育靈魂，清除失序靈魂中的錯誤意見，給靈魂重新塑造一個模本，使靈魂恢復健康、城邦免于危難。腓尼基神話作為“高貴的謊言”，就是救治和教育過程的一次具體呈現(xiàn)。

四川師范大學哲學學院助理研究員章勇分析了智術師如何看待自然與禮法。柏拉圖筆下的普羅塔戈拉講述了普羅米修斯的神話，其中禮法和正義被視為源于人的自然本性，但神話同時暗示自然與禮法潛藏沖突。這一沖突在安提豐的《論真理》中得到進一步解釋。在安提豐看來，自然與禮法沖突的根源在于禮法與正義并不具備絕對性或神圣性，它們僅僅是服務人類自我保存的工具。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肖有志、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黃政培、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吳鴻兆、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姜維端、四川師范大學哲學學院助理研究員章勇、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助理研究員郭文婭、福建三明學院的薛期燦等學者探討了柏拉圖的詩教、宇宙論、歷史考據(jù)、正義觀、靈魂學說，以及智術師筆下的自然與禮法等問題。

禮樂文明的精神內涵與意義建構

北師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致以“萬舞、庸奏與《詩經(jīng)》中三頌”為題，做了大會主題報告。陳致教授聚焦商代禮樂的核心形態(tài)“庸”與“頌”及其向《詩經(jīng)》“三頌”的演變，揭示商周禮樂文化的深刻聯(lián)系。商代禮樂高度成熟，且在宗教中居于核心地位，深刻影響了周代禮樂文明的形成。《詩經(jīng)》中的“頌”是商代“庸”樂文化在周代語境下的傳承與轉寫，是追溯商周禮樂文明迻變的關鍵橋梁。

清華大學哲學系陳壁生教授指出，傳統(tǒng)政治哲學的核心是天人之學，漢代郊祀禮集中表現(xiàn)了“天”與政治的關聯(lián)?？锖飧母锏摹疤?五帝”的天學結構將漢家納入超越一朝一代的永恒序列，同時承認漢家所受天命只是一時受命，體現(xiàn)天道與漢德的復雜關系。后世按照“天-五帝”結構建立南郊、明堂之禮，使得天學成為整個經(jīng)學理論及各朝各代政治理論的最高范疇，為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中的諸多基本理念提供了天學支撐。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洪濤教授考察了《禮記·王制》“必殺之令”的荀學淵源考，指出孔子誅少正卯說之意始于稷下學派的《管子·法禁》，經(jīng)荀子《非十二子篇》《宥坐篇》《孔子家語》，再由叔孫通門徒撰入《禮記·王制》。從黃老至荀子的稷下之學深刻影響了儒經(jīng)，在漢代儒家與政權的結合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教授關長龍認為，禮學文獻中的“禮經(jīng)”一詞取譬于織帛術語中的經(jīng)緯，因而“禮經(jīng)”的存在必然預設了“禮緯”。廣義的“禮經(jīng)”指作為文獻傳世的《禮經(jīng)》（《儀禮》）文本，實為狹義“禮經(jīng)”與“禮緯”交織后所形成的“禮帛”形態(tài)?！抖Y經(jīng)》、《禮緯》以及后世的禮學踐行文獻均體現(xiàn)了這種經(jīng)緯結構。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許子濱指出，《論語·八佾》“君子無所爭”章的鄭玄注，將君子所爭詮釋為羞恥辭讓之心，體現(xiàn)了人心在禮儀實踐中的關鍵性?！靶母偂迸c“力爭”相互對立，“心競”力爭謙讓，“力爭”卻是唯私的惡斗。鄭玄的注釋以《左傳》載師曠“臣不心競而力爭”為基礎，沿用漢代用語的同時體現(xiàn)出平實謙和的思想氣質和相通道佛的修養(yǎng)境界，具有魏晉以后的時代特色。

浙江大學古籍所教授賈海生結合《史記·周本紀》與出土青銅器師詢簋銘文等材料，分析了《禮記·郊特牲》中譏之為失禮的“夷王下堂見諸侯”這一行為，指出此歷史表面現(xiàn)象背后隱藏著一次王權旁落支庶的重大變故，幸賴諸侯以及王朝大臣拔亂反正，輔佐夷王繼位，恢復了王統(tǒng)嫡嫡相傳的傳統(tǒng)。因此，夷王下堂見諸侯，是因為諸侯有助己繼位之功而有意下堂禮敬諸侯。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黃銘著眼“為人后者”對本宗親屬應用“降等”服還是“若子”服的喪服學爭論，結合文本與義理分析了各家理論建構。湖北師范大學教授李志剛、黃岡師范學院教授曾軍、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副教授閆寧、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講師趙正泰等學者也聚焦于禮學研究中的前沿問題。

亞里士多德論美德與幸福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教授董波指出，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的模仿以符合可能性模態(tài)要求的方式，展現(xiàn)出人類生活中的因果關聯(lián)和倫理基礎，從而彰顯了詩的哲學性價值。只有詩人同時描繪悲劇人物從何種性情形成的動機，促使他做出何種行動選擇時，才算展現(xiàn)了“某一類人會做某一類事”，此時悲劇的情節(jié)才真正符合可能性的原則。據(jù)此，歐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亞在陶里克人中》是遵循悲劇情節(jié)可能性原則的典范，是具備恒久價值的真正的悲劇。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田書峰追溯了亞里士多德《論靈魂》的注疏傳統(tǒng)和其影響，指出亞里士多德的重大貢獻是《論靈魂》中提出了人是一種思維的存在，人的最完美的幸福在于理論理智的沉思活動，并且人的理性與第一推動者有著因果上的聯(lián)結關系，而這與柏拉圖所說的人的幸福就在于對美和善的理念的靜觀、哲學就是與神相似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副教授李濤指出，亞里士多德發(fā)展了一種在內容性的（科學或）哲學探究之前的工具性學問，后世稱之為邏輯學，其包含三個基本層次——詞項、命題和論證，而論證的不同運用方式則形成了證明科學、辯證法和智術三種形態(tài)。其中，證明科學是邏輯學的正面表現(xiàn)，辯證法與智術則構成了邏輯學的負面表現(xiàn)。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王江濤結合20世紀下半葉中道學說的研究發(fā)展，梳理了現(xiàn)代讀者對亞里士多德的中道學說的態(tài)度和爭議。站在21世紀重新檢討這場“拉鋸戰(zhàn)”，這場論戰(zhàn)可被視為觀察美德倫理學運動的窗口。美德并非通過理性直接把握中道的，而是通過在生活經(jīng)驗中磨練形成的道德直觀，置于當代規(guī)范倫理學的語境中，可被轉化為“美德倫理學是否可法典化”的問題。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裴延宇指出，綜合《范疇篇》《論靈魂》《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六卷，情感與習性的終極性本原是實踐努斯。實踐努斯溝通了情感與習性，是情感與習性的真正本原。受教育者的靈魂就是作為本原的實踐努斯，它以目的性、可接受性和可重復性為原理，是倫理教育得以可能的真正開端。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助理研究員張霄指出，《政治學》的德性論以《尼各馬可倫理學》的功能論證為基礎，但也存在差異?！墩螌W》中對人之德性的理解，并不必然等同于個體依據(jù)自然能力所能達致的最高善，而取決于其在更大的共同體中所處的位置與被給定的職能?！墩螌W》中的德性問題從共同體之善的整體視角出發(fā)，為各階層分配其應有的功能和應具備的德性。四川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教研室助理研究員魏昕奕圍繞《尼各馬可倫理學》中關于道德過失的討論，指出道德過失應受責備，因其本質不是行為人道德品性的缺陷，而是一種智性缺陷：由于實踐智慧的缺乏，行為人未能避免能被合理預料、從而本應被避免的傷害。

六經(jīng)之原：《周易》研究的源頭活水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飛以“‘天下’的哲學釋義”為題，做主題報告。吳飛教授從形而上學和政治哲學的角度切入，澄清“天下”既是具有形而上學意義的自然義理之天，也是基本的政治哲學框架，包含天下萬物“各正性命”的理論假定和自然標準。唯有達至“天下”這一最大的共同體，把握天道，才可能解決世界問題，完成從修身到平天下的文明努力。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柯小剛指出，《系辭上》首章以“定位”開篇，以“成位”結尾。“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定位”一方面雖為易之運行的前提，同時也是卦爻變化所要打破的狀態(tài)，要在“易簡”之道中生發(fā)卦爻，各成其位，打開自性中本自固有但被自我遮蔽和鎖閉的乾坤之門。同濟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吳小鋒論述了《周易》的“時空”哲學，指出《周易》講的是如何從整體上理解自然與社會，從陰陽的視野理解自然與社會變遷中的不變者，從“變易”中洞悉“不易”，由此逐漸經(jīng)綸自然與人世秩序。六十四卦的安排透露作者對自然與人世的內生結構、運行機制及其發(fā)生發(fā)展邏輯的整體認識，既是自然哲學，也是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章莎菲梳理了《周易》中“車”“輿”的相關異文，展現(xiàn)了從先秦到漢代“車→車、輿（名詞）”的文本演化路徑，探討西漢以下各家《周易》傳本中“車”“輿”溷用現(xiàn)象的來源和成因，并將討論延伸至《老子》等古書在傳寫過程中存在的同類異文衍生現(xiàn)象，對比勘、分析異文的一般方法論作出反思。浙江財經(jīng)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李阿慧指出，潘雨廷先生從整體的學術史及文明視野詮釋易學史。易學史既是古今易學發(fā)展的總體線索，包含對歷代易著的理解；也是分析文明演變的學問，形成對古今文明發(fā)展的認識?！耙讓W史觀”可以理解為對時代演進的劃分與系統(tǒng)理解，體現(xiàn)為對中華學術源流演變的根本認識。

華僑大學哲學系講師吳婕對《周易》“元亨利貞”四德進行理學詮釋，四德的內涵和關系在歷代解《易》注家中有延續(xù)性，而宋代理學突出元始和貞正兩端的意味。在四德之中，元之為始并非僅是時間線性或者邏輯意義上的在先，而是具有道德價值的絕對在先。論述乾四德之要義，其歸旨乃在于見人道效法天道之行，故唯乾德之能實在君子之身。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何光順、河北大學副教授周浩翔、陜西師范大學講師蘇鵬輝的主題報告也圍繞易學思想、歷代《易傳》等相關研究內容展開。

希臘化至早期現(xiàn)代哲學的轉型

重慶大學博雅學院副教授羅勇指出，在希臘化哲學傳統(tǒng)中，柏拉圖的形象呈現(xiàn)出多重而復雜的面貌。主流哲學家將柏拉圖視為一位堅定的獨斷論者，其再傳弟子卻試圖塑造一位懷疑主義色彩濃厚的柏拉圖。普魯塔克是一個獨特的案例，普魯塔克的柏拉圖主義既非純粹獨斷，也非純粹懷疑，而是一種建立在懷疑基礎之上的獨斷論，其方法論核心是“審慎”，展現(xiàn)出柏拉圖思想在希臘化時期的另一種詮釋可能。貴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主徐健基于塞涅卡的《論生命的短促》指出，塞涅卡并非簡單地以哲學生活取代政治生活，而是通過反駁廊下派的阿忒諾多若斯，認為從政治生活中退隱至哲學生活是有條件的，且必須是逐步和不徹底的，而終身退隱則是出于諸多自然或機運的例外。同時，塞涅卡認為退隱者不可激怒甚至要感激掌權者，以免遭到迫害。這一點與羅馬帝制早期的政治氣候密切相關，因此，哲學生活最終猶如一種強烈的慰藉甚或召喚，而政治生活也就不再值得哲人予以真正嚴肅的對待。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吳功青以庫薩、布魯諾與斯賓諾莎為思想線索，追溯現(xiàn)代均質化觀念的早期發(fā)端。吳教授指出，在古代人眼中，時間具有前后相繼的特性與歷史意義，而空間亦具有分層性。然而，隨著近代科學的興起，這種異質性的世界圖景開始解體?！笆澜绲木|化”在中世紀末期“存在巨鏈”松動，以及17世紀科學革命對亞里士多德“形式因”體系的瓦解中已現(xiàn)端倪。重慶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羅曉穎指出，古典快樂主義者主張的生活方式基本具有強烈的非政治性傾向，這一立場與柏拉圖所代表的政治性觀念論傳統(tǒng)形成鮮明對比。到了現(xiàn)代，非政治化的哲人成為革命者心目中的“共和國的掌門人”，其思想被重新政治化。這一轉變在霍布斯那里尤為顯著，他將快樂主義與政治融合，發(fā)展出“政治快樂主義”的獨特路徑。理解這種融合的發(fā)生，有助于澄清伊壁鳩魯思想的內在特質與歷史命運，也有助于深入理解現(xiàn)代政治思想的根源與特征。

陜西師范大學哲學學院莊振華教授探討了黑格爾哲學中“真”與“善”理念的獨特理解路徑，指出黑格爾所言的“真一善”理念不同于傳統(tǒng)上實體性、超越性的理解方式，而是建立在客觀性（客體）與概念（真理）相互支撐的意義上的兩種行動模式（求真與興善）。理解這一理念體系，需要突破量化、規(guī)律與客觀性思維的限制，進而在生命理念與絕對理念參照下對“認識活動的理念”“真與善”“分析與綜合”“定義與劃分”等問題的層層剖析，以揭示其內在邏輯結構。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謝清露指出，在盧梭筆下，蘇格拉底與加圖作為對照多次共同出現(xiàn)，兩者的對比顯示出哲人與公民的差異。當個體與政治共同體的紐帶斷裂，哲人蘇格拉底依然能夠生活在這個世界，但公民加圖在失去祖國之后便無法生存。就對共同體的關切與貢獻而言，加圖一定程度上獲得比蘇格拉底更高的評價，這與《論科學和文藝》中對用益的強調一脈相承。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講師程茜雯、中央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講師張遙、浙江工業(yè)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方仁杰、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張覓也探討了相關論題。

詩經(jīng)、詩教與古典詩學新詮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陳明珠認為，宋徽宗時的《宣和畫譜》以經(jīng)典溯源的方式為花鳥畫的思想意蘊進行了理論奠基，呈現(xiàn)了花鳥畫與“與詩人相表里”的觀物方式。詩畫同源的深層意蘊出自中華文明對生生之德的無上尊崇和智慧性驚奇?；B畫的深層意蘊匯入中華文明的意蘊整體，又以其特別的洞察力、表現(xiàn)力和感染力呈現(xiàn)了其中的特質。重慶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朱學博指出，透過兩宋之際《詩經(jīng)》學，可見當時《詩經(jīng)》學的小學研究特別突出。這種樸學勃興得益于北宋官方校經(jīng)修禮、編纂韻書及金石學、本草學發(fā)展的積淀，也符合《詩經(jīng)》學演進的一般規(guī)律。正視兩宋之際《詩經(jīng)》學的樸學成就，對理解宋代《詩經(jīng)》學全貌和學術史脈絡具有重要意義。

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副教授于浩分析了海昏簡《詩》的注釋，指出毛詩的解釋與三家詩“解居父”說有很大差異，其說不僅依據(jù)《左傳》，且?guī)в袧h武帝時期的歷史背景，以及明顯的經(jīng)義建構意味。解居父故事類型流行于漢代，并衍生至詩歌和藝術領域，其主題漸漸超越經(jīng)義束縛，由贊美婦女貞節(jié)逐漸變?yōu)橘澝缷D女的美貌和智慧。湖南大學副教授夏福英比較研究了《韓詩外傳》與《毛詩》，指出《外傳》用講故事的方式來闡釋《詩經(jīng)》中的義理，作者并不認為所引史事與詩有必然聯(lián)系，大多是斷章取義，觸類引申，與詩的本義大相徑庭?！睹姟穭t將詩歸于史，大多數(shù)詩篇必找出其作者及其歷史背景，說明其詩主旨，表現(xiàn)出“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的特點。

杭州師范大學副教授劉強強討論了馬一浮的詩學本體論及其對傳統(tǒng)儒家詩學的重構。馬一浮以“感”為詩之本體，由于在心性論方面堅持徹底的理氣一元和性情一元，在傳統(tǒng)儒學中相分裂的性理之“感”與情氣之“感”得以彌合?；诖耍瑴Y源于《禮記·樂記》、以“物感”說為代表的詩學之“感”，與宋明理學匯通《周易》《孟子》等思想資源所建構的本體論之“感”相統(tǒng)合，實現(xiàn)了對傳統(tǒng)儒家詩學的重構。此外，泰山學院歷史學院副教授亓民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李致遠、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白如等圍繞歷代詩說、《毛詩》正雅等內容進行了闡述。

古典政治哲學與現(xiàn)代世界

重慶大學哲學系教授張文濤指出，古與今的劃分是相對的，柏拉圖已經(jīng)面臨著古今之爭的問題，必須將“荷馬——柏拉圖”兩重關系，擴展為“荷馬——自然哲人和智術師——柏拉圖”的三重關系，才能更全面深入地把握柏拉圖與希臘荷馬所代表的文明傳統(tǒng)的復雜性。柏拉圖對荷馬持有既激進又保守、既批判又繼承的雙重態(tài)度。柏拉圖對善好政治秩序的尋求和重建，是在向荷馬、向古老的傳統(tǒng)回歸，試圖克服自然哲學和智術師所帶來的文明理想上的挑戰(zhàn)。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歷史地理中心研究員李世祥指出，施特勞斯通過重新解讀修昔底德來糾正“歷史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作為古典現(xiàn)實主義的代表，修昔底德有著與柏拉圖相同的節(jié)制品性。尼采反對蘇格拉底式的理性主義，認為柏拉圖要求目的論式地理解整全。施特勞斯則區(qū)分了蘇格拉底主義與柏拉圖主義，強調現(xiàn)實與理念的對比是修昔底德與柏拉圖的根本差異。

廣東省社科院哲學與宗教研究所副教授萬昊指出，施特勞斯與柏拉圖《法義》的相逢，不僅標志著他重探隱微寫作的關鍵節(jié)點，也體現(xiàn)了他對政治哲學原初問題的回歸之意圖。在三次主要的文本接觸中，施特勞斯逐步深化了對柏拉圖《法義》的文本理解，引導學生重返政治哲學尚未被專業(yè)化和歷史化的時刻，揭示《法義》如何由“政治對話”上升為“哲學對話”，并重新激發(fā)對“整體”與“明智”的根本追問。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李明坤認為，施特勞斯堅持哲學的路徑，強調理性探問，而沃格林以啟示為根基，重視精神經(jīng)驗與神圣秩序。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講師童群霖指出，盡管學界普遍認為施特勞斯的思想發(fā)展平穩(wěn)，缺乏劇烈轉變，但施特勞斯本人卻反復強調其“靈魂轉向”與“沉船事故”的重要性，特別是1930年代“法拉比轉向”，他視之為對哲學本質的深刻覺醒。在這一過程中，施特勞斯明確了哲學與政治的根本緊張，并確立了顯白與隱微教誨的區(qū)分。這些自述揭示出其思想生涯中被遮蔽的張力與變動。施特勞斯思想的內在發(fā)展演變表明，哲學并非建立于既定答案之上，而是一場反復檢驗“邏各斯之船”的自我航程。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講師姚嘯宇指出，施特勞斯尤為關注柏拉圖的《游敘弗倫》，因為它不僅聚焦于蘇格拉底“不虔敬”指控的核心問題，更觸及哲學生活的正當性。施特勞斯指出，哲學生活面臨來自政治共同體與啟示宗教的雙重挑戰(zhàn)，而《游敘弗倫》正是蘇格拉底對這些質疑的哲學回應。施特勞斯藉由對《游敘弗倫》的分析，揭示出哲學與政治、虔敬與理性之間復雜而深刻的張力，亦展現(xiàn)了蘇格拉底“既虔敬又不虔敬”的根本悖論。

延安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葉友珍指出，柏拉圖與修昔底德分別從哲學與歷史的角度，對靈魂與政制之間的關聯(lián)進行了深刻揭示。柏拉圖通過靈魂三分結構，揭示政體墮落的病理機制，認為城邦的政治失序本質上源于靈魂內部的失衡。修昔底德雖不探討理想政制，卻在瘟疫與科西拉內亂的描寫中，通過歷史敘事展現(xiàn)出靈魂病變如何在現(xiàn)實中引發(fā)社會災難。修昔底德的歷史哲學讓我們意識到，社會和平若僅以物質保障為支撐而忽視靈魂秩序的維系，終將面臨重復的危機。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何衛(wèi)平指出，《柏拉圖的辯證法的倫理學》對于伽達默爾思想真正具有開端的意義，通向其后來的哲學解釋學和哲學倫理學，初步預示了后來伽達默爾思想發(fā)展的方向，即朝著追求存在哲學與實踐哲學的統(tǒng)一，哲學解釋學與哲學倫理學的統(tǒng)一邁進。在某種意義可以說，此書開啟了20世紀西方解釋學的倫理學轉向。

孔孟思想與教化治理

同濟大學經(jīng)學研究院教授谷繼明認為，“心”是宋明理學中較為復雜的一個概念，也是理學工夫論的關鍵。王船山對“心如太虛”說的批評，不僅不同意對心作抽掉內容的諸如“虛空”“無善無惡”的解釋，指出心可用具有定向的“志”來貞定；而且從時間的連續(xù)性上來強調了“持志”的重要性。他主張心需要“志氣為功”，而為功的落實處則在于敬。王船山對于心體的“無累”工夫方面的論述，加劇了心之諸說的復雜性。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鄧秉元探討了經(jīng)學復興背景下理解“經(jīng)學之為經(jīng)學”的核心問題，指出孔孟經(jīng)學的精神結構是以德統(tǒng)知?！暗滦浴辈粌H是一種倫理品質，更是一種根本性的、獨立的人類思維方式。我們應當在正視各大知識體系成就的基礎上，回歸軸心時代思維原點，思考德性思維在構建未來人類文明圓融圖景中的獨特價值，為經(jīng)學復蘇與中西學術會通提供深層理論支撐。

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李霖辨析了司馬遷在《史記》中將孔子列入“世家”而非“列傳”的深層原因，認為司馬遷此舉的關鍵在于司馬遷將孔子定位為“王道的傳承者”。司馬遷筆下的孔子核心使命是傳承“王道”。這樣的定位使孔子區(qū)別于僅入“列傳”的諸子，其歷史作用類似輔佐王業(yè)的諸侯重臣，而司馬遷本人亦隱含以繼孔子、傳承王道自任之意。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講師易宏熙以經(jīng)學制法為視角，重新闡釋《孟子》井田制的文明奠基意義，指出井田制是構建古典文明秩序的核心機制?！巴B(yǎng)公田”的設計通過集體協(xié)作培育公共意識與群體互助精神，“分田制祿”形成社會分工，以“祿代耕”原則確立各階層參與政治生活的平等性。井田制瓦解為秦漢名田制，是古典政治異化為專制統(tǒng)治的關鍵成因之一。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李旭聚焦張祥龍教授對孔子思想中音樂性元素的現(xiàn)象學闡釋，指出張祥龍突破傳統(tǒng)哲學史研究范式，認為音樂（尤指《韶》樂）在孔子思想中具有本源地位，是孔子“一以貫之”之“道”的核心體驗與發(fā)動源頭。孔子禮樂思想中蘊含深刻的音樂性根基與生命興發(fā)力，為理解孔子及儒家思想開辟了富有詩意與樂感的新視角。上海交通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雷欣翰系統(tǒng)考察了先秦諸子如何通過塑造孔門形象，爭奪思想權威的神圣話語權。儒家內部通過《論語》開創(chuàng)性神秘化孔子與顏回，賦予其道德與學問的至高地位?！睹献印穼⒖鬃蛹{入古圣王序列，建構其“集大成”形象?！盾髯印穭t體系化儒家神圣傳統(tǒng)，構建貫通古今的道統(tǒng)譜系。道家通過顛覆或重構孔門形象消解儒家權威，而法家與綜合類文獻則側重利用孔子的權威性。諸子的書寫策略既反映學派競爭，也體現(xiàn)思想對話與融合，共同塑造了中國文化中獨特的神圣性表達傳統(tǒng)。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副教授葉云、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講師何青翰、南京師范大學講師王新宇也圍繞相關主題作了報告。

詩學、戲劇與跨學科視野中的古典思想

同濟大學教授韓潮解讀了埃斯庫羅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劇中提坦之戰(zhàn)里普羅米修斯的功能性角色對應于《神譜》中權力之神和暴力之神的功能性角色。普羅米修斯本人取代了暴力之神和權力之神的位置，成為了提坦族的叛徒和宙斯的“共同意愿者”。普羅米修斯存在著某些權力認知問題，當具有“先在之知”美譽的普羅米修斯最終為他的“先在之知”感到難堪時，普羅米修斯的自信毋寧就轉為事實上的傲慢和輕佻。后者更突出地顯示在他對宙斯行為意志的揣度中。上海財經(jīng)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獻華分析了《吉爾伽美什史詩》中的伊南娜政治神話，指出史詩保存了某種“王權神話”。吉爾伽美什拒絕伊南娜的神話，表層是個人選擇，但在深層映射烏魯克城邦政治結構的演變：從依賴女神認可的“恩”制度（以盧伽爾班達為代表），轉向吉爾伽美什所象征的、更具自主性的新型王權。這一轉變被編碼在史詩的敘事策略中——通過重構拒絕理由、對比父子差異，史詩將政治權力合法性的轉移神話化，成為理解兩河流域早期政治哲學的關鍵文本。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黃瑞成根據(jù)《周易·系辭傳》，探究希羅多德《歷史》的結構。《周易》的旨趣在于研究歷史、展望未來，在中國“史學之父”司馬遷看來，國家法律、軍隊紀律、天文律歷、音樂六律根本一律。而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歷史》“研究”的主題就是“希波戰(zhàn)爭”，所謂“將往知來”，就是由作為“戰(zhàn)爭”或“軍事”知識的真“知”統(tǒng)領“歷史”。《歷史》全書九卷書傳統(tǒng)上以九位繆斯題名?？娝埂胺旁谛纳稀钡摹坝洃洝本褪恰皻v史”，“文學、科學、藝術的靈感”是“記憶”的女兒，“文學、科學、藝術”出自“史學”。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劉梁劍探討荷馬《伊利亞特》、薩特《蒼蠅》和蕭陽《安提戈涅》的哲學意蘊。荷馬的《伊利亞特》揭示出人具有一種本體論上的有限性和脆弱性，而這構成人之尊嚴的基礎。薩特的《蒼蠅》探討自由、決斷、悔恨等論題，以戲劇的形式詮釋薩特存在主義哲學所揭示的生存吊詭。蕭陽的《安提戈涅》隱含了關于“這這那那”和具體倫理學的洞見。

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教授羅峰指出，歐里庇得斯《赫卡柏》所含的兩個相對獨立的戲劇行動曾引發(fā)學界廣泛關注，而細致品讀劇作會發(fā)現(xiàn)，兩個戲劇行動的內在勾連不僅一開始就有了充分鋪墊，還借貌似游離于戲劇行動之外的歌隊提供了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宏觀視野。隨著戲劇行動推進，《赫卡柏》起初著意凸顯的一系列區(qū)分逐漸模糊乃至消弭，指向詩人對禮法與自然、文明與野蠻及人性限度等問題連貫一致的深層思考。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何祥迪指出，可以從政治哲學角度理解荷馬《奧德賽》中奧德修斯的心靈旅行。奧德修斯的旅行在時空上是線性和單向的，但作為心靈旅行是復調和雙向的。奧德修斯的上升是不斷遠離城邦和意見、追求知識和真理；下降是不斷返回城邦和意見，認識到良好統(tǒng)治需要結合真理與意見、說服與武力、政治與宗教等。奧德修斯在心靈旅行所獲得的智慧構成恢復城邦正義和秩序，為城邦立法的首要原則。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顧枝鷹探討古典學中的漢字轉寫（音譯）問題，指出漢字轉寫是不同文字系統(tǒng)之間的轉換，規(guī)律性是其本質屬性。古典學所涉及的專名有些宜轉寫/音譯，有些宜意譯，合理的音譯流程和轉寫用字將能避免“未經(jīng)省察的”譯名，有益于漢語學界。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培均指出，波斯在希羅多德的《原史》中占據(jù)重要位置，而政體論辯是第三卷的樞紐，乃至整部《原史》的核心。希羅多德在探究波斯共同體的同時，也把人引向何為最佳政體這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

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朱振宇以中國詩學視角進入，探討了但丁《神曲》的托喻寫作，指出虛實交織的本體敘事與虛實交織的寓意一起，成就了《神曲》這樣一部“天與地一同參與其中”的詩篇。從更加廣闊的中國詩學視野出發(fā)，多少能夠發(fā)現(xiàn)《神曲》中蘊含著被錢鍾書推崇的“詩具史筆”“史蘊詩心”。揚州大學文學院講師黃江指出，在施萊格爾開創(chuàng)的德意志浪漫主義詩學方法中，傳統(tǒng)的線性演繹被一個圓形交叉的解釋學循環(huán)所取代，所謂的詩化哲學是以斷片的形式展開的。這一可望不可及（非閉合性）在現(xiàn)代主義的無限視點中恰恰是更大的希望之所在，同時早期浪漫派對于體系性的真愛追求，構成了一種無限趨近斷片體系的審美現(xiàn)代性嘗試。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魏朝勇關注《奧德賽》敘事織體中三則“故事”：奧德修斯與神女卡呂普索的離別；奧德修斯在神女基爾克指引下的冥府之行；奧德修斯返鄉(xiāng)后與妻子佩涅洛佩的辨識重逢。這三則“故事”構成《奧德賽》紛繁絮語的脈絡基準，昭示了奧德修斯每一次克服致死的“必然”強力，都是為了返鄉(xiāng)與“審慎的”佩涅洛佩團聚。海南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張芳寧、溫州大學人文學院講師李孟陽、四川輕化工大學外語學院講師鄭啟奎、長江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陳春蓮、珠海科技學院文學院助理研究員戴智恒也探討了相關論題。

六藝、五經(jīng)、四書研究及兩漢經(jīng)學史新詮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余治平考察了孔子在儒家經(jīng)典確立中的核心作用，分析了六藝由貴族階層通用的公共資源逐漸轉變?yōu)槿彘T獨占經(jīng)典的歷史過程?？鬃拥呢暙I不只是文獻整理，更在于賦予六藝以獨特的思想價值與道義靈魂，實現(xiàn)了儒學經(jīng)典化和權威化，從而奠定了儒家在中國文明史中的主導地位。海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程志敏探討了“四書”在宋元時期逐漸超越“五經(jīng)”的歷史意義及其影響，以及對韓愈在“四書”升格中的先驅作用?！八臅鄙穹从吵鲋袊鴤鹘y(tǒng)經(jīng)典觀念的重大轉變，體現(xiàn)了從“周孔之道”向“孔孟之道”的歷史變遷，雖然一定程度上造成傳統(tǒng)經(jīng)學的局限與文化的狹隘化，但捍衛(wèi)了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和延續(xù)性。

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副教授謝明闡述了唐代孔穎達等奉敕編撰的《五經(jīng)正義》的形成、流傳過程及學術影響?！段褰?jīng)正義》統(tǒng)一了六朝以來經(jīng)學的分歧，以官方裁定的形式規(guī)范經(jīng)典的經(jīng)義解釋，但是敦煌寫本顯示，《正義》雖被用作唐代明經(jīng)科教材，但其實際地位與影響并未超過經(jīng)典舊注，不應過于夸大其歷史影響。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孫磊分析了漢代今文經(jīng)學的革命思想與政治哲學特質，指出其核心在于“通三統(tǒng)”與“文質損益”的歷史觀。漢儒以孔子為“素王”，經(jīng)由《春秋》實現(xiàn)“奉天法古”的改制思想，體現(xiàn)出政治秩序與文明精神的繼承和更新。近代今文經(jīng)學則受中西碰撞影響，推動更為徹底的政治與文化變革，開啟現(xiàn)代中國革命的思想源流，深刻影響現(xiàn)代中國的政治秩序構建。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何大海指出，讖緯學應在哲學、科學與文化的多元詮釋中得到重構和激活。讖緯學對促進中華民族精神、證明文明統(tǒng)一性有積極意義。同時，讖緯學提供了豐富的天文歷法與自然科學知識，對文明史的追溯具有實證價值。此外，讖緯文獻體現(xiàn)的中醫(yī)和諧統(tǒng)一理念，也能推動傳統(tǒng)醫(yī)學的科學化、合理化。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陶磊、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輯常達、五邑大學文學院教授龐光華等學者的報告聚焦于漢代經(jīng)學及《詩經(jīng)》。

古典學青年論壇

本次會議設置古典學青年學者論壇7場，在6月21日下午5時舉行，讓青年學者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為古典學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生力量。本次參會的博士生共有35名，來自海內外各大高校，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和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萊頓大學、波士頓學院等。

西學方向的論壇共有4場，議題廣涉哲學、文學、史學、與宗教學，時間跨度從古希臘到現(xiàn)代，具體包含古典政治哲學、古典詩學、政治史學、現(xiàn)代政治哲學等問題。中學方向的報告共有3場，議題廣涉經(jīng)史子集和詩歌文教，時間跨越了先秦時代直至近現(xiàn)代，包含易學、先秦道家思想、藏學、程朱理學、宋明心學等問題。

圓桌論壇：技術加速時代的古典學

6月22日上午，年會進入圓桌論壇環(huán)節(jié)，主持人是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林志猛教授。本次圓桌論壇的主題是“技術加速時代的古典學”，來自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八位學者就這一主題分別闡述了各自的見解。

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教授虞萬里認為，雖然當前機器校對文本的能力已相當成熟，但人類的智慧在古典學研究中仍不可替代。清華大學哲學系陳壁生指出，“經(jīng)”所承載的“常道”與“常法”被認為是不變的原則。古典學的使命，正是要探索那些穿越歷史變遷、始終有效的恒久價值。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秘書長白鋼教授指出，當今的人工智能或許可被視為初具模型的“努斯”。反思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自然哲學和自然科學的決定性區(qū)分，可為當下人工智能的特定理論突破提供一條思路。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李霖表示，技術誠然可以從文本中抽象出準確的知識，但人們接觸古典、研讀古典和領悟古典的經(jīng)驗本身是不可替代的。重慶大學古典文明與政治哲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張文濤指出，古典思想能幫助我們理解技術與人的本質、與人神的關系以及與整個宇宙的關系，從而反思現(xiàn)代技術主義的局限。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谷繼明提出，維系或者發(fā)揮古典智慧的作用，需要我們把人工智能與傳統(tǒng)思想緊密結合，積極擁抱社會變化。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彭磊指出，算法一旦主宰一切，人性會被抽空。唯有回歸經(jīng)典，回到努斯的高峰，才能應對AI帶來的挑戰(zhàn)。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顧枝鷹表示，對于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古典學來說，價值、意義或目的無法回避或忽略。古典學要有助于個體品格的善或共同體的善，在技術和工具面前保持心智的尊嚴。

閉幕式

閉幕式由古典學專業(yè)委員會秘書長董波主持，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副理事長、文學院院長馮國棟教授，浙江大學教授、古典學專業(yè)委員會副理事長林志猛分別作閉幕致辭。

馮國棟院長首先在致辭中表達了對本屆年會的圓滿舉辦的祝賀，肯定了會議的廣泛議題、巨大成果以及在經(jīng)學研究與學術交流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馮院長認為，經(jīng)學作為中國古代的學術核心，包羅廣泛、地位顯赫，然而在現(xiàn)代學術框架內僅?？鐚W科的特點。經(jīng)學與古典學的相互融匯和相互激發(fā)使經(jīng)學獲得新的活力和發(fā)展可能。

浙江大學教授、古典學專業(yè)委員會副理事長林志猛在致辭中表示，本次年會聚焦于六經(jīng)與古今世界，但中西經(jīng)典都有廣泛涉及。中國經(jīng)典方面，詩書禮易春秋皆有相關學術論文探討，四書五經(jīng)都深入研讀。對于近現(xiàn)代的經(jīng)學也都有精深研究。可以看到，六經(jīng)對宇宙觀、政治理想、社會秩序規(guī)范的構建，涵括了宇宙-政治共同體和個體身心修養(yǎng)的健全思想體系。六經(jīng)中的精深智慧可以為現(xiàn)代文明提供有益的思想啟示。在西方古典學方面，會議論文既有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色諾芬思想的深入研究，又有對修昔底德、荷馬史詩、廊下派、古希臘戲劇、現(xiàn)代哲學與戲劇的廣泛思考，廣泛涉及哲學、政治、歷史、詩歌、宗教、法律等等領域，呈現(xiàn)出古今思想之間強大的張力。無論是柏拉圖對德性、善惡、政治、禮法、教育的關切，還是亞里士多德對靈魂、倫理、政制和形而上的關注，古典詩人對人性與神性的追問，抑或是現(xiàn)代哲人對真與善、自然與快樂的思索，都展示了古典學對人類永恒問題的最高關注。此次會議讓我們得以深入思考，如何在技術化時代、娛樂化時代保持靈魂和政治的健全，不使人性、政治、人倫走向過度和畸變，而讓人類文明保持活力和健康。此次會議是真正意義上的靈魂聚會和思想的深度交流。

最后，董波秘書長進行了總結，并再次向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以及諸位參會學者、會務組師生表示了誠摯的謝意。董波秘書長宣布，下一屆全國古典學年會將由上海財經(jīng)大學人文學院承辦，主題為“面向技術時代的古典學”。至此，第十二屆古典學年會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