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浪漫愛情與厭女》：互為鏡像的“厭女”和“戀女”

《浪漫愛情與厭女：源自中世紀的悖論》，[美]霍華德·布洛赫著，張鵬瀚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388頁，78.00元

十二世紀法國南方宮廷，慵懶的午后，琴弦輕輕撥動，一首首贊美女性、表達戀慕的歌曲流淌而出，隨后講述騎士花招百出追求女主人的各種傳奇故事流布盛行，到該世紀末，一位叫安德烈亞斯·卡佩拉努斯（Andreas Capellanus）的廷臣撰寫了《論愛的藝術》，專門教導騎士們如何贏得女主人的芳心。從情歌、浪漫傳奇到愛情技巧，這些文學作品似乎構成了某種體系，1883年法蘭西學院研究古法語文學的加斯通·帕里斯（Gaston Paris）將十二世紀法國南方興起的這種騎士之愛稱為宮廷愛情（courtly love，或譯典雅愛情），并予以概念化，從此成為現(xiàn)代學術體系里的一個頗具熱度的話題。它仿佛一個神奇的多棱鏡，以現(xiàn)代眼光投射，立即呈現(xiàn)出五光十色的光譜。

一些學者認為它是現(xiàn)代愛情的淵藪，即西方浪漫之愛（the romantic love）的發(fā)源處，一些學者則認為它只存在于文字當中，并非實際發(fā)生；有些學者認為它源自法國南部靠近地中海阿拉伯文明的特殊性，另有學者則認為原因在于法國內部封建制度的變化……但不論持有何種觀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對于香頌（即中古法語游吟詩人情歌）和浪漫傳奇對女主人的追捧，絕大多數(shù)學者都不假思索地予以承認和肯定。“第一位游吟詩人”的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曾經(jīng)歌云：“一切財富都該恭順，/那尊貴的女士，因她親切的善意/也因她美麗而有令人愉快的面龐；/而他需要再守候一個百年/才能博取她的愛所帶來的快樂。”又或：“她快樂時，患病的男人也會康復，/她生氣時，健康的男人也會死去/智慧的男人也會變成傻瓜/英俊的男人也會頓失神采/最有教養(yǎng)的人也會變得粗鄙/最粗鄙的人也會變得有教養(yǎng)。”（278頁）這些詩句將女人捧上神壇，表現(xiàn)出極度“戀女”現(xiàn)象，無怪乎夏爾·康普魯（Charles Camproux，1908-1994）說宮廷愛情有一種“追求女性解放的意愿”，黛安·伯恩斯坦（Diane Bornstein, The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 1983）認為宮廷之愛“把女性頌揚為一股使人高尚的精神和道德力量，從而表達了一種新的女性主義，與教會建制中的反女性主義以及教會所認可的性態(tài)度針鋒相對”。宮廷之愛本就自帶一層浪漫面紗，早前女性主義研究側重挖掘歷史上的女性力量，把宮廷愛情樹立成與教會厭女相對的一種進步力量，為這本為通奸的愛情又鑲上了“進步”的金邊。

不是沒有人發(fā)現(xiàn)其中的吊詭之處，但這些研究均屬小范圍質疑。1991年耶魯大學霍華德·布洛赫（R. Howard Bloch）出版《中世紀厭女癥與西方浪漫愛情的發(fā)明》（中文譯名《浪漫愛情與厭女：源自中世紀的悖論》）一書，銳意迸發(fā)，連施三招，徹底撕破宮廷愛情的面紗，將其真實面貌揭露于人前。

第一招：“女性”是一個“思維工具”（149-150頁）。我們熟知西方第二次女性主義運動的精神領袖西蒙娜·德·波伏娃，她提出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即女性是一種社會建構。布洛赫則進一步指出基督教文化把“女性”看作一種思維工具，用作思想領域的推論活動。他花費整整三到四章的篇幅梳理了從耶典版圣經(jīng)（即以耶和華稱呼神名的舊約版本）到早期教父作品，分析認為：基督教這套話語體系建立起了女性與身體的關聯(lián)、女性與裝扮的關聯(lián)，而又將審美導向神學。前兩者成為我們常常聽到的“女人不理性”“女人多嘴多舌、歇斯底里”“女人好打扮、貪圖享受”等厭女的陳詞濫調；后者與禁欲主義相結合共生出“貞潔”觀念，以此鼓勵女性擺脫婚姻，成為區(qū)別于羅馬傳統(tǒng)的基督徒的社會標記。因此布洛赫認為，基督教的獨創(chuàng)性恰恰在于綜合了其誕生時期地中海厭女和崇女的各色論調，重新定位女性特質，把女人交替貶抑為“魔鬼的門徑”和理想化成“基督的新娘”，而且把彼此沖突的性態(tài)度同時放置于懸而未決的狀態(tài)。正是這種雙重態(tài)度將女人抽象成一個觀念，把“她”變成一個成分復雜的、根本性的“思維工具”，而不再是一個個的女性個體。

第二招：指出“厭女”與“戀女”互為鏡像。宮廷愛情的載體是騎士文學，而騎士文學歌頌騎士對女主人（domna），通常是一位地位較高的有夫之婦的愛慕和追求，即婚外情。這導致主角總是陷于兩難困境，一開始情人互誓守護秘密，然而隨著故事的展開，由于各種原因，一方被逼打破沉默，通奸的秘密暴露，結局往往是慘烈的，愛情自然灰飛煙滅。于是宮廷愛情的第一個悖論產生了：“愛只有作為秘密才能存在；這份秘密的愛只有被泄露（包括作者創(chuàng)作）才能存在；而在泄露之后，愛就不復存在?！保?18頁）情歌的作者同樣如此，一旦宣諸于口，愛情就陷入風險或死亡。

宮廷愛情的第二個悖論是：作為浪漫之愛的客體，騎士文學的女主角必須迎合騎士階層的理想，不但完美無瑕，而且作為他人欲望的對象，自身不被允許擁有欲望，所以面對騎士的追求，她們往往表現(xiàn)得冷若冰霜、殘忍無情，“女人要為人所愛，就必須不為所動、不可企及、不受玷污，——簡而言之，必須是一個貞女”。（262頁）騎士文學將女性高度理想化，將愛情指向不可能得到的東西，實則潛藏著對女性特質的貶抑，因為一旦把愛的對象描述出來，變成某個具體而真實的女人，就意味著愛的對象和愛情本身同時被摧毀。

最后是騎士文學對女性和愛情的矛盾態(tài)度。學者們早前的研究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騎士文學的作者中間似乎不少人有兩副面孔，比如威廉九世的詩歌第一、二、五歌對女性的描述粗魯猥褻，而其余則表現(xiàn)出對女性的尊重、服從和崇拜；卡佩拉努斯《論愛的技藝》第一、二卷稱贊愛情高尚，第三卷則抨擊愛情和肉體欲望。學者們曾經(jīng)給出很多解釋，比如威廉九世浪子回頭，卡佩拉努斯規(guī)避譴責等等。而結合前兩個悖論，布洛赫頗具解釋力地提出，“對女性的譴責和對女性的理想化同時存在，它們并非同一個現(xiàn)象呈現(xiàn)出的對立面貌……”，“厭女”和“戀女”并非二者居其一，而是兩者皆是的一種意識形態(tài)上的糾纏狀態(tài)，即互為鏡像。（285頁）

第三招：引入歷史情境。布洛赫專研中世紀法語文學，目前出版的專著涉及中世紀法語詩人、詩歌、文體和文學生產，本書主要使用的方法也是文本和語言分析，但是諸多歷史維度研究的引入為本書分析論證增添了一大利器。十一世紀中葉開始，西部歐洲的貴族家族形態(tài)出現(xiàn)重大轉變，隨著封地繼承制度發(fā)展，形成了時間上前后相繼、進行線性排序的世系意識，長子繼承制擠出的一群未曾婚娶、無人資助、四處游蕩的年輕人，他們是騎士文學的男主角，或者說騎士文學反映的是他們的價值取向。十一世紀末由于教會的干涉，世俗貴族的父母包辦婚姻遭到合意婚姻的挑戰(zhàn)，而相較于其他地區(qū)，法國南部婦女在處置、繼承財產方面擁有更大可能性。布洛赫綜合各種歷史研究得出他的結論：西方浪漫之愛的發(fā)明代表了一次篡奪或重新占有，在女性開始能夠占有構成男性財富模式的傳統(tǒng)要素時，通過將女性理想化，重新占有女性本身，厭女與宮廷愛情呈現(xiàn)的“戀女”這兩種對女性特質的抽象化是共謀關系，其功能都是把女性偏移出歷史。（339-340頁）

正如作者自己在導論里說的，這本書還沒正式出版就引發(fā)了一些爭議，由于作者身為男性討論厭女的話題，被一些人質疑他暗度陳倉，實則為厭女背書。經(jīng)歷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后，到八十年代反女性主義暗潮涌動，而女性主義學者研究歷史上的厭女現(xiàn)象，最終卻造成該問題自然化。1986年歷史學家瓊·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發(fā)表《社會性別：一個有用的歷史分析范疇》一文，性別研究從挖掘女性歷史、發(fā)現(xiàn)女性聲音轉向更深層次，緊接著美國在九十年代掀起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性別研究開始沿著斯科特指出的后結構主義路徑，主張充分暴露反女性主義歷史內在的張力和矛盾，予以徹底批判和清算，于是催生了一系列有關宮廷愛情的新研究。例如1990年莎拉·凱（Sarah Kay）的《游吟詩歌的主體性》、1993年羅伯塔·克魯格（Roberta Krueger）的《古法語浪漫詩歌的性別觀念和女讀者》、1995年西蒙·高特（Simon Gaut）的《中世紀法語文學的性別和體裁》等等，2001年簡·伯恩斯（E. Jane Burns）曾經(jīng)梳理其時中世紀愛情文學研究，提及九十年代相關著作近三十本。《浪漫愛情與厭女》成為布洛赫眾多學術著作中最出圈的一部與這波熱潮不無相關。

作為美國第三波女性主義浪潮中最具解構性的著作之一，該書的觀點在某些方面是激進的，例如情感史家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就認為游吟詩人和浪漫傳奇的作者并不那么關心情人的貞操，愛情也并非總是不能實現(xiàn)。（William M. Reddy, The Making of Romantic Love: Longing and Sexuality in Europe, South Asia and Japan, 900-1200 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 25.）但是該書將“厭女”與“戀女”互為鏡像的觀點很好地解釋宮廷愛情內在的矛盾現(xiàn)象，徹底抹去了宮廷愛情的浪漫色彩和進步色彩，還其本來面貌，迄今為止，依然是宮廷愛情研究史上一部后結構主義的代表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