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曦（章靜繪）
臺灣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張藝曦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思想史、地方史與家族史，在最近出版的《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一書中，他將眼光專注于明中晚期的江西及周邊地區(qū)的小讀書人，展現(xiàn)這些小讀書人在晚明各風潮間的徘徊與彷徨，甚至陷入抉擇的困境。這些小讀書人雖然未能成為主流學術的代表，但他們的活動和選擇卻深刻影響了明代中晚期的文化與思想格局。在接受《上海書評》的專訪時，張藝曦表示：“小讀書人的影響力和聲音必須逐漸累積起來，而走在最前面的那批人卻成了被犧牲的一代，這是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span>
《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增訂本）》，張藝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丨世紀文景，2025年4月版，415頁，96.00元
您在導論中對小讀書人的定義是“所謂的小讀書人，指的是地方上的一般士人，這類士人多半只有中低級的功名，或是沒有功名的布衣處士”，不過第七章分析的李鼎，雖然只是舉人，但他父親是廣東一帶的提學使，他本人與次輔張位是同鄉(xiāng)、姻親，他還曾擔任右都御史徐作的幕僚。除了功名欠缺之外，各方面都顯示他與我們想象的小讀書人相去甚遠，是個官二代。您怎么看待李鼎這類人？
張藝曦：網(wǎng)絡上也有人提出類似的疑問。繁體版出版后，便有幾位讀者在豆瓣讀書的評論中指出：李鼎擁有舉人功名，而舉人在明代已屬中高階層的功名身份，為何將其歸類為"小讀書人"。這些讀者從功名身份、家世背景乃至社會網(wǎng)絡等角度分析此問題，這種社會分析方法本身并無不當。
然而，若從思想文化角度觀察，特別是從陽明學群體內(nèi)部來看，會發(fā)現(xiàn)功名身份與講會角色并無必然關聯(lián)。即使擁有舉人身分，在講會中也不會特別引人注目。唯一現(xiàn)任官員或掌握政治權(quán)力者，才會受到特別尊敬及待遇。進士功名者也會受到特別對待，因此我才將進士排除在“小讀書人”范疇之外。
此外，討論舉人或進士的功名身份時，必須考慮區(qū)域差異。我所研究的江西地區(qū)，科舉成就卓著，世家大族林立，舉人功名并不被視為特別了不起的成就。但在其他區(qū)域，如臺灣，便有很不一樣的情況：像臺灣的竹塹地區(qū)，舉人功名者已屬少見，連生員功名者也很難得。
回到剛才的脈絡，實際上還需從思想文化角度考察其角色定位。功名身份對思想文化并非毫無影響，但多為間接作用，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涉及李鼎的家世背景，尤其是他如何看待自身家世?？v觀李鼎的一生，他始終擔任幕僚，并未真正利用家世背景謀求更高職位。誠然，他的家世背景及資源確實使其起點高于一般人，但如果他真要憑借這些優(yōu)勢，理應可以取得更大成就。但實際上，他所從事的仍是一般士人力所能及的事務。此外，他中年流落揚州教書這一經(jīng)歷頗有意思。在明代，揚州往往是失意文人的棲身之地。揚州雖經(jīng)濟發(fā)達、人才薈萃，但與南京、蘇州相比，更多聚集著游離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人。這如同學習時尚設計者必去巴黎、紐約或東京，而非京都——并非京都不好，只是在時尚領域處于邊緣。同理，揚州在思想文化層面亦屬非主流之地，難以躋身頂層圈子。
從李鼎最終落腳揚州來看，他應該在仕途上遭遇阻礙，只是沒有相關文獻足資佐證。他與謝廷諒、謝廷贊兄弟有往來，而謝氏兄弟曾與湯顯祖爭奪文化領導權(quán)失敗后退居揚州，而李鼎與他們在一起，我的第一個直覺是：李鼎應也屬于非主流的人物。
李鼎確實處于“小”與“非小”的邊界地帶，這種邊緣性恰恰凸顯其特殊性。他擁有舉人功名卻未加以利用，具有官宦子弟背景卻選擇做幕僚，最終還到揚州教授八股文?；谶@種邊界位置，我寧愿將他劃入到“小讀書人”這一邊——他始終游離于官僚體系之外，而未能真正進入主流。
從書名“歧路彷徨”看，您認為明代中晚期的小讀書人在各種風潮之間的徘徊，其中，陽明心學和彼時科舉科目之間的不協(xié)是顯而易見的，那些服膺心學的讀書人如何接受制藝這一功名利祿之途的？
張藝曦：這也是我在書的序言中特別討論的問題，即作為學說的陽明學和作為運動的陽明學之間的區(qū)別。過去談論陽明學時，很大程度上受到黃宗羲等人的影響。這跟過去能接觸到的古籍資料較有限有關，加上百年來的研究高度重視學術史，因此我們一直將大量精力投入作為學說的陽明學研究上。
所謂作為學說的陽明學，主要是有關大儒的學說思想，以及這些大儒的生平事跡和主要成就。然而，1990年代起陸續(xù)出版的古籍叢書——包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xù)修四庫叢書》《四庫未收書》等——為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這些資料表明，陽明學不僅是一種學說，更是一場社會及文化運動，而且我們可以更多勾勒出這場運動的發(fā)展脈絡。
但若將陽明學視為一場運動，大儒就未必是這場運動的主角，反而小讀書人才是真正的主角。關于大儒和陽明學說，翻閱《明儒學案》即可了解。但若對陽明心學缺乏濃厚興趣，這些內(nèi)容既難以理解，也難以引起深入研讀的興趣。但這就讓人好奇：陽明學如何傳播到基層民眾中呢？關鍵便在于小讀書人的轉(zhuǎn)述和推廣，而在傳講過程中，他們對原有學說進行了改造，讓基層民眾容易理解。
大儒主要是學說及理論的創(chuàng)造者，他們會在書院講學，吸引小讀書人從各地前往書院聽講。此后，小讀書人回到所居住的鄉(xiāng)里，便會舉行鄉(xiāng)里講會，傳講這些學問。但小讀書人向基層民眾傳講，他們不可能照著大儒所講的內(nèi)容來講，小讀書人必須把這些學說及思想予以簡化，或截取一面，甚至可能會有意或無意地扭曲，并結(jié)合當?shù)厣顚嵗?，用一些身邊的事例說明，百姓才能理解其要旨。
簡言之，大儒主要在書院講學，所講學的對象是小讀書人，這些人的數(shù)量有限。但小讀書人回到鄉(xiāng)里舉行講會，這些講會的數(shù)量極多，前來聽講的基層民眾更多。所以我才說，從作為運動的陽明學來看，小讀書人才是主角。
十六世紀陽明學初興之際，小讀書人對其前景極為樂觀。他們對陽明學寄予厚望，甚至有不少人直接放棄科舉，專事講學。我不能說這樣的人占大多數(shù)，沒有那么夸張，但確實不乏其例。可見當時小讀書人面對科舉持相對樂觀態(tài)度，認為人生有許多其他出路。
這些出路會是什么呢？我們可以猜測一下。比如說，他們在鄉(xiāng)里講學時，應會有講學的報酬。再加上他平?？赡軒蛣e人做一些事情，比如寫狀紙，或者在家中開私塾，這樣算下來，生活應該不會太差。所以甚至可以放棄科舉考試，或者停留在生員階層，也能安之若素。
然而，約從萬歷年間開始，整個陽明學迅速衰落，至少在講學層面如此。這種急劇衰落可能出乎許多研究者的意料之外。一般認為陽明學在萬歷年間達到鼎盛，但據(jù)我研究，其鼎盛之時恰是迅速衰落之始。最明顯的標志是：小讀書人舉行的鄉(xiāng)里講會越來越少了。盡管大儒仍持續(xù)講學，講到明亡為止，但在萬歷朝中期以后，小讀書人的鄉(xiāng)里講會便幾乎都銷聲匿跡了。從作為運動的陽明學來看，陽明學已中衰了。
與此同時，大量制藝文社（當時把八股文稱作制藝）的涌現(xiàn)，于是許許多多的小讀書人從鄉(xiāng)里講會離開，轉(zhuǎn)而進入制藝文社中。從某個角度看來，這凸顯出小讀書人對科舉的焦慮感。這種焦慮感是在萬歷朝以后才加劇，在此之前的嘉靖朝，他們的壓力相對較小，整體較為樂觀。
可把這種變化與當代作類比：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人們?nèi)艨忌洗髮W是很開心的，對未來也充滿了希望。但如今情況卻已不同，即使考取大學，也對未來充滿焦慮。一些大陸學生與我交流時，我能深切感受到他們對未來的不安。某種程度上，這并非學術層面有什么變動或轉(zhuǎn)向，反而是生計等現(xiàn)實問題導致的轉(zhuǎn)變。
王陽明像
您在書中有大量的篇幅討論鄉(xiāng)間的講學活動，這些講學活動既然有強烈的門派色彩，又是如何擴展小讀書人的視野的？為什么您認為地方豪強辦講學比大儒辦效果更好？
張藝曦：對小讀書人而言，開闊視野最直接的方式是游歷四方，但囿于生活條件所限，多數(shù)人難以實現(xiàn)此愿望。因此，書籍成為他們獲取知識的主要途徑。明代的出版業(yè)發(fā)達，書籍流通極廣，為知識傳播提供很大的便利。此外，陽明學講會也是重要渠道。在陽明學盛行地區(qū)，常可吸引鄰近地區(qū)的小讀書人前往參加講會。
陽明學初興之際——約在正德、嘉靖年間，也就是1520年左右——我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資料。王陽明為其門人弟子講學時，往往能夠引導聽者走出思想困境，讓人解開內(nèi)心的困擾，從某些思想的死胡同中走出來。當時有不少小讀書人會形容自己在接觸陽明學后有“從地獄脫身、從死亡中復生”的感受，這既說明陽明學說本身具有極強的感召力，但也讓我思考，他們在此前的儒學學習中究竟遇到了怎樣的難題，才會有如此深刻的心理震撼？
陽明學大約興起于1520年代，若往前追溯約七十年，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變”（1449年），這一事件對明朝的政治、社會與思想文化都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于是在陽明學興起以前，理學陣營已曾有新的變革，我個人稱之為“新程朱理學的初步變革”。例如成化時期的羅倫、羅欽順等理學家，便曾有意改革當時的程朱理學，只不過這些改革仍帶有較明顯的精英色彩，距離一般小讀書人的實際需求仍有一定距離。
不過，此時的改革卻造成了某種悖論：若儒學完全僵化不變，一些小讀書人可能會自行尋求出路；但當羅欽順等人推動變革后，小讀書人卻發(fā)現(xiàn)理學（或儒學）在改革，但這些改革卻與己無關，然后這些人會產(chǎn)生自我的質(zhì)疑，而陷入更深的困惑與焦慮中。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陽明學的出現(xiàn)為他們提供了出路，幫助其擺脫精神困境。不過，這方面我能引用的資料還有限，目前只能初步判斷他們當時的處境。
如前面談到，明代中后期的講學方式和書籍傳播較前代有顯著變化，這極大拓展了小讀書人的視野，促使其思想發(fā)生根本轉(zhuǎn)變。新的講學方式突破了傳統(tǒng)書院制度的限制，呈現(xiàn)出更加開放和靈活的特點。
不過，當陽明學向地方基層傳播時，情況變得復雜起來。陽明學從大儒到小讀書人，再到基層民眾，會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在文教發(fā)達區(qū)，小讀書人在鄉(xiāng)里間的作用較大。但相對的，若在文教不發(fā)達的區(qū)域，小讀書人的鄉(xiāng)里講會則有會遭遇地方豪強的阻撓，倘若小讀書人的人數(shù)不足，力量薄弱，便很難推廣其學說。
以安福西鄉(xiāng)為例，這個地方的文教不高，所以當?shù)仉m有小讀書人，卻始終無法舉行講會。等到劉元卿出現(xiàn)，情況才有所改觀。他結(jié)合家族力量，聯(lián)合當?shù)匦∽x書人，終于成功說服地方豪強接受陽明學。于是原本難以推進的教化工作，在地方豪強參與后迅速取得成效。安福西鄉(xiāng)也成為陽明學傳播最快、影響最深的典型案例。
但我猜測，陽明學的傳播恐怕也就止步于這個層級。如果還要更下層，恐怕除了泰州學派之外，不太容易找到其他例子。
您在本書中主要討論的是偏于陽明學的儒生，如果在程朱理學占優(yōu)勢的地區(qū)，那些儒生的面向會有什么不同嗎？
張藝曦：陽明學不僅在學說上跟程朱理學有別，小讀書人的追隨，也是陽明學與程朱學的關鍵差異所在。王陽明本人及他的弟子，以及后續(xù)的門人，都吸引了一批小讀書人追隨，這些小讀書人會深入基層講學。陽明學之所以能夠廣泛傳播，便是得力于一大群的小讀書人在鄉(xiāng)里之間舉行講會，在鄉(xiāng)里間向民眾傳講學問。
其實在陽明學興起之前，已有程朱學的流行，但此時的程朱學仍較精英化，對小讀書人的吸引力不夠，所以跟隨的人不多，以致學說的影響力便很受局限。加上沒有許多小讀書人進入地方基層去講學傳播，程朱學對基層鄉(xiāng)里的影響力更小。這應是陽明學在發(fā)展初期與同時代的程朱學最大的區(qū)別所在。
但兩門學問在長期的競爭中，彼此會逐漸發(fā)生變化，變得越來越相似。所以你會看到，大概到了萬歷年間以后，連程朱學也有一群小讀書人跟隨，而且數(shù)量逐漸增多，越來越明顯。于是兩者之間的差異變得越來越小。在不斷的競爭與調(diào)整中，兩門學問越來越相似，也越來越接近。
您在書中似乎并未過多描述這些小讀書人的生計問題，從您分析的涂伯昌的個案看，他的生活極為艱難，這些人如何維持生計的，他們靠什么堅持下來？我在看涂伯昌的經(jīng)歷時，有些難過，他的妻子陪著他受苦，等到他生活比較安穩(wěn)的時候，妻子卻已經(jīng)去世了。
張藝曦：生計始終是很切身的問題。無論懷抱何種理想，最終都需直面現(xiàn)實生活的壓力。涂伯昌的經(jīng)歷極具代表性：涂氏家族在新城頗有影響力，但涂伯昌卻生活困頓。也是涂伯昌的個案，讓我有些懷疑，江西的家族勢力多大，以及能夠帶給族人多大幫助。我們或許不能夠過度看重家族背景。如果在廣東，家族確實勢力強大，但如果在江西，家族的影響力或許需打個折扣。
涂伯昌的困境并非個案。這些小讀書人雖能找到維持生計的工作，但“活得下去”與“活得好”是不一樣的。這頗類似當代臺灣地區(qū)大學畢業(yè)生的處境：就業(yè)并非難事，但獲得理想職位卻殊為不易。從現(xiàn)存史料判斷，嘉靖朝的小讀書人生活狀況似乎相對較好，但萬歷朝以后，盡管這是被認為明代經(jīng)濟最繁榮的時期，但吊詭的是，恰在此時，小讀書人對生計的焦慮卻日益加劇。他們雖能“活得下去”，但已不是“活得好”的狀態(tài)。
我想舉我自身的例子說明：我在大學時期，學費及生活費都是我自己做家教賺來的。當時的學費沒有很高，所以家教的收入還足以應付這些費用。但今日的學生，學費是我當時的三倍，他們即使從事同樣的家教工作，也不容易支付全部的費用。這顯示同樣的勞動，在不同時代卻會有不同的結(jié)果。盡管我們沒有足夠資料可以確定當時小讀書人的生活狀況，但我推測，明代小讀書人可能面臨類似困境：付出同等努力，卻難以獲得相應回報，由此功名變得越來越必要，也因此讓小讀書人對功名越來越焦慮。
另一方面，陽明學也對小讀書人形成某種負擔，就像涂伯昌一樣，他為了學習陽明學，必須出外尋師訪友，長達兩年之久，最后無功而返，讓他悲從中來，在舟中放聲大哭。此時的陽明學已不像初期一樣，讓人從地獄中脫身，反而更像是一門功課。
但偏偏麻煩的是，小讀書人不能不作這門功課，因為他們已無法回到陽明學出現(xiàn)之前的狀態(tài)。陽明學開拓了他們的視野，帶來了新的思想資源，使其難以再回到過去的思想蒙昧時期。這種情況頗似智慧開啟后的困境：一旦獲得新知，便無法回到無知的狀態(tài)。然而，這種覺醒有時反而成為負擔——新的認知讓他們無法滿足于現(xiàn)狀，反而帶來更大的精神壓力。這或許就是“知識的詛咒”：知道得越多，痛苦可能越深。
在您看來，晚明制藝風氣的興起、陽明學的衰落，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除了鄉(xiāng)村經(jīng)濟的凋敝，是否還有政治時局的動蕩或思潮變遷的原因？
張藝曦：我認為大致上會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經(jīng)濟是基礎，對此我們基本上不用懷疑。一定是在生活及經(jīng)濟壓力下的結(jié)果，使其轉(zhuǎn)向制藝寫作，及對功名的追求。另一方面，則是我今年底即將出版的《與世浮沉：明代江西思潮、社集與小人物的追尋》要談的論點，也就是陽明學在萬歷朝中衰的同時，有一股新的風潮起來，我稱之為制藝風潮。制藝就是八股文。這是由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所逼出的新風潮，這股風潮引領小讀書人把眼光的焦點從陽明學轉(zhuǎn)向制藝寫作，制藝成為知識的軸心，而陽明學只是作為思想資源，而被制藝寫作所用。
這股風潮是由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所造成的，而不是由大儒主導的，這非常特殊。其實，大儒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能夠主導全部一切。大儒會受到聽眾的影響，而當小讀書人越來越關注功名時，便會逐漸影響大儒的講學內(nèi)容。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比如鄒德泳，他是在《明儒學案》中有名的人物。他很早就考取進士，晚年大約七十二歲時，卻在書院跟小讀書人談八股文，還把自己寫的八股文拿給他們看。我們知道，明代的大儒很重視自己晚年的評價，但鄒德泳卻是在晚年做這件事。這顯示：小讀書人對八股文的關注，使得本應該講授陽明學及心性義理學說的大儒，不得不與小讀書人討論八股文。
又比如我們在高校教書，當我給學生上課時，學生的反饋會促使我調(diào)整講課內(nèi)容。而一門課程能否吸引學生也很重要，如果學生對某門課程沒有興趣的話，這門課可能就開不成。相對的，學生有興趣的知識，校方就會督促系所開設相關課程。
這種小讀書人群體的訴求和走向，我稱之為群體動向。一開始的時候，只有零星的一些小讀書人有這樣的走向，但慢慢地這類傾向越來越普遍。當越來越多的小讀書人關注制藝寫作時，大儒為了吸引小讀書人，就不得不表態(tài)說：我也是進士，我也會寫八股文，我們可以一起討論。明末的制藝風潮，實際上就是由一代又一代小讀書人逐漸累積形成的結(jié)果。
您在書中討論了凈明道和龍沙讖對小讀書人的影響，晚明儒生偏好凈明道可以理解（即使凈明道也偏于民間秘密宗教），但他們——不管是學程朱還是學陽明——都經(jīng)過了儒家理性主義的洗禮，為什么對龍沙讖這類荒誕的預言也如此癡迷？癡迷讖言，是否意味著他們對未來的絕望？
張藝曦：理學確實比較強調(diào)理性，我的老師王汎森先生便談到，宋明理學的特色之一是“去魅化”，不過，這里的“去魅化”不能完全用現(xiàn)代社會的視角去理解。明清時期，人們對“迷信”與“非迷信”的界限，與我們今天的標準并不完全相同。當時的人并不會把地理、風水視為迷信，但在當代社會則往往會被歸入迷信范疇。我們今天之所以把界限劃得很清楚，是因為經(jīng)歷了二十世紀以來科學主義的影響，對“迷信”的定義也比明清時期嚴格得多。對于李鼎個人而言，龍沙讖本身并不算迷信，他認為這個讖言跟他所習的儒學不僅不沖突，而且是可以相調(diào)和的。
值得一提的是，龍沙讖其實是帶有末世色彩的預言，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斷言說，這是因為當時的社會不安或經(jīng)濟危機造成的。相反的，李鼎所處的萬歷朝，龍沙讖預言流行的江南及江西一帶，社會及經(jīng)濟狀況都蠻好的，甚至是很有享樂的氣氛的?？赡苷沁@個緣故，以至于龍沙讖流行到后來，蛟龍作亂這個環(huán)節(jié)甚至變得不重要而被忽略了，大家關注的反而是“誰在仙籍里”。而且由于在此世的生活太舒服了，當有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在仙籍后，還進一步問：“飛升之后，我的財富能不能一起帶走？”他們想象的不是國家或世界即將毀滅，而是升天以后還能繼續(xù)享受生活。
當研究龍沙讖時，我常常會聯(lián)想到1990年代的臺灣地區(qū)。那時經(jīng)濟頗繁榮，宗教活動異?；钴S。打開電視，幾乎每個頻道都在討論宗教話題。但當時大家很少有末世的感覺，人們并不是因為絕望才信仰宗教，反而是在物質(zhì)生活優(yōu)渥的情況下，仍然渴望精神層面的滿足。
所以我認為晚明的情況其實有點復雜。一方面，經(jīng)濟形勢依然良好；但另一方面，社會確實存在某種心理焦慮，人心浮動不安。這是一種多層次、復雜且交織的心理狀態(tài)。但這不一定是“末世”的心理。我們?nèi)羰怯^察當時的一些術數(shù)之學，明亡于1644年，但即使到了1620年代，許多明朝人依然堅信國家即將迎來盛世，而且這場盛世將會持續(xù)數(shù)十年、甚至上百年。黃宗羲所相信的“十二運”的預言，就認為明朝即將進入極為輝煌的時期。江西的很多人，包括涂伯昌在內(nèi)，也覺得明朝快要走大運了。
還有一個例證：1620年代有魏忠賢及閹黨當政，按理說政治已經(jīng)極度腐敗，但許多人卻把這看作是“黎明前的黑暗”，相信崇禎即位、魏忠賢倒臺以后，局勢就好轉(zhuǎn)了?！澳┦栏小辈]有成為主流聲音。盡管任何時代都會有人覺得“這個時代很糟糕”，但在李鼎所處的那個時期，這種看法并未成為社會的主流聲音。
小讀書人某種程度上只是明中晚期思想文化風潮的尾端，他們受時局變遷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影響很大，而對主流的影響相對較小。當然，您也提到他們對陽明學的質(zhì)疑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不管怎么說，整個明代的發(fā)展起伏，小讀書人能起到的作用還是有限的。從某種意義上，有點我們像現(xiàn)在說的小鎮(zhèn)做題家那樣，會有一種無力感。面對國家、民族或整個思想的大變局，這些小讀書人雖然可以努力抗爭或回應，但他們畢竟還是處于大變局的尾端，這難道就是他們的宿命嗎？
張藝曦：前面提到明末的制藝風潮時，我嘗試從樂觀的角度去探討它所帶來的積極意義。然而，其中也存在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由于小讀書人要積累出足以影響時代的力量和動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于是往往會有一代人成為犧牲品。
以我個人的經(jīng)歷為例：我畢業(yè)求職時很幸運地找到教職，但在我之后好幾屆的學弟、學妹卻在求職時屢屢碰壁。直到最近，臺灣地區(qū)當局才開始正視并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但這個過程已經(jīng)延宕了十年之久，其間有整整一代的博士生被犧牲。如果沒有他們的犧牲，政府或許永遠不會意識到這個結(jié)構(gòu)性的問題。但等到政策真正改變時，受益的其實是下一代人。這正如我前面所說的，這幾乎是小讀書人群體的宿命——他們的影響力和聲音需要長期積累，而走在最前面的一批人，卻往往會成為被犧牲的一代。這實在很令人唏噓。
談到當今的小鎮(zhèn)做題家，其實和明代的小讀書人頗為相似。當時的小讀書人在準備八股文時，會讀大量的選本，這些選本收錄了先前幾屆科舉考試中考取舉人或進士的人的優(yōu)秀文章。但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qū)獲得最新選本的速度不一。江南地區(qū)新印的選本，可能在兩三年后才會流傳到某些地區(qū)。又或者必須等江南人士外出做官或旅行時，發(fā)現(xiàn)某地沒有這些選本，方才引進。這導致各地科舉考試的資源分配并不均等。文教發(fā)達區(qū)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考試時自然更有優(yōu)勢，相形之下，偏遠地區(qū)是居于劣勢的。
不過，明代的科舉考試與現(xiàn)代的升學考試還是有一些不同。以我熟悉的臺灣地區(qū)的高考為例，其實很像是一場裝備競賽。家庭能夠為你提供多少資源、能否補習、買多少參考書，成為決定性的因素。但八股文的寫作稍稍有點不同，它其實有點接近詩歌創(chuàng)作，雖然可以訓練，但仍需某種天賦，這種天賦往往難以世代相傳。即便基因好的人家所生的孩子不會太笨，但他們未必傳承了八股文的天賦，盡管家世資源可以提供更多訓練機會，但無法完全取代個人才情。相對的，一些貧窮人家的孩子，仍有可能依靠天賦而考取功名。所以在明清時代，不少偏遠地區(qū)的人也能考取進士，這是個人才能的展現(xiàn)，而不會被“裝備競賽”完全壓制。反觀當下的臺灣，無論你多有天賦，如果沒有優(yōu)越的“裝備”，在高考中也很難脫穎而出。這也讓我反思：人類的文明究竟是在進步，還是在某些方面悄然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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