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事實是，達賴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博得了同情。很多時候達賴的做法就像西班牙斗牛士，他每到一個地方，總揮動一面紅色的布，之后牛就沖過來了，去攻擊他。就是說達賴每到一個地方活動，中國都要揮舞著劍過來批判他，反擊他的挑釁。這樣，其他國家就會說：你看，這不是證明了嗎？你們一直都不放過他。這樣的做法是被動反應式的，就像是兩個人的游戲，一個人總是先出招，另一個人總是被動地去應對，就等于中了他的圈套。與其這樣，還不如索性你們來主動出擊，把西藏的歷史文化，包括達賴本身的真相主動地告訴世界各地的人民。

還有一點，就是通過對話去打倒他。比如說前面提到所謂“大藏區(qū)”的問題。曾經(jīng)有記者在采訪達賴的時候，問到很尖銳的問題：達賴你說要把西藏還給西藏人民，你不是又要搞所謂的“大藏區(qū)”嗎？“大藏區(qū)”很多地方都是中國其他省的領土，你是不是要把那么大一塊地方都還給所謂的西藏人民？這是什么含義？這等于對達賴的“大藏區(qū)”理論提出了質(zhì)疑。達賴碰到這個問題之后無言以對，只好顧左右而言他，他無法直接面對這樣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除了前面提到的辦法外，有時候還可以直接和他對話，把事情放在臺面上，這樣更能揭露他。

趙：達賴在公共關系上做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得到了某些勢力的支持。他到處游說，鼓吹“藏獨”是他的公關活動的唯一目的。他的演說的題目往往是“以慈悲為懷”，或者是“什么是幸?！敝?。他并沒有以政治開頭，而是把政治放在了后面。當人們喜歡達賴的時候，就喜歡了他的主張，就中了他的圈套。他的做法是很巧妙的。

我特別驚喜的是，你和我在不同的地方，讀了同一篇《明星周刊》的文章。

實際上我們在西藏實行的是雙語教育，為了保護西藏語言的發(fā)展，特別分別建立了藏語學校和漢語學校。而在藏語學校，漢語就是作為第二語言來學習的。但事實上，有些藏族家長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藏語學校，而是希望孩子上漢語學校，掌握流利的漢語，這樣會讓他們在西藏之外的交流包括工作都更方便。而且，在教學中如果完全用藏語，在講科學課程的時候是有困難的，中國的學校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講數(shù)學、物理、化學時往往也要用英語講授?，F(xiàn)在這已經(jīng)沒有問題了。這些科技詞匯在漢語中已經(jīng)健全了。我們曾在巴黎舉辦過文化展覽，把漢語和藏語兩種教科書都展覽出來了。法國人說，太好了，這在很多國家做不到，這要多少成本？課本都是兩套，老師要兩套。所以學習漢語并不能說是同化，藏族家長想讓自己的孩子上漢語學校，就像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學生家長愿意讓孩子上英語學校一樣。

奈：您剛才講的西藏的故事，我們能理解，但是你們沒有向全世界講好西藏的故事。應該說我們已經(jīng)被中國說服了，所以我們在《中國大趨勢》這本書里也提到了西藏問題。

你們現(xiàn)在面對的是達賴喇嘛，他是你們的對手。多麗絲其實多年前也和達賴本人接觸過，看起來他并非一個不可戰(zhàn)勝的巨人，但在公關宣傳方面，他做得更聰明一些。實際上中華民族是非常聰明的民族，在西藏問題上擁有比達賴喇嘛更多、更好的故事，怎么反而很多次都讓他占了上風？我覺得在這上面還是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不能讓他占上風。

趙：我們也應該反省我們的對外表達方面的問題，的確有些地方是可以改進的。關于西藏的故事，其中的大是與大非，我們以為是很清楚的，但是從外人的角度來看，未必清楚，在這一點上我們可能理解得不夠。你們二位這次要去西藏，將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旅行。到那里你們可以直接地、隨便地與各種人物交談，回來后也許還會提出更好的建議。

我想，今后在談論西藏問題時，除了中國官方的聲音和報紙的社論，還應有更多中國的和外國的民間人士參加，比如你們二位。開展公共外交，而不只是政府外交，這樣可能有助于更全面、也更真實地講好西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