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結束時，平庸的成績跟強烈的悲慘境遇，讓我知道我是絕不可能在教會獲授圣職的，這件事對我打擊很大。成長于20世紀50年代的人多半服膺權威，我也不例外，于是我離開協(xié)和神學院，往西來到加州柏克萊大學。往后，在60年代大半的時間，我都為社會學博士學位奮斗不懈，學著盡量不要那么容易受權威所左右。

當然，20世紀60年代的柏克萊是個混合著陰暗與光明的驚奇之地。然而與當今的迷思相反，我們之中的許多人較少為陰暗所誘惑，而多是走向光明。當我們離開柏克萊，是帶著一顆堅定的信心，一種為大我而努力的情懷，一股對社會改革的熱情。

念研究所期間，我教了兩年書，雖然我發(fā)現(xiàn)自己熱愛教學而且還做得蠻好的，但我在柏克萊求學的經驗讓我相信，留在大學任教是一種逃避。取而代之的，我開始關心起“都市危機”（urban crisis）的議題。一位朋友老是問我，“為什么你要回歸美國？”所以當我在20世紀60年代末離開柏克萊時，我同時也離開了學術圈。的確，我自以為出污泥而不染（有些人可能會說我趾高氣揚）、滿腔熱血，對學術界的墮落深惡痛絕、義憤填膺，手上還高舉正義之劍，一副打算披荊斬棘的模樣。接下來我就搬到華盛頓特區(qū)，不再擔任教職，轉而開始從事社區(qū)組織的工作。

我從那份工作中得到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后來成為我一本書的內容。關于志向我學到一點，那就是一個人的價值觀跟他的內心是可能產生沖突拉鋸的。道德感驅使我從事都市危機方面的工作，不過這么做又跟我心中漸生的、感覺教學才是我的志向相違背。我的心要我繼續(xù)教書，不過理性價值和本我又告訴我，我應該拯救城市。我要怎么調解兩者之間的沖突呢？

從事社區(qū)組織工作的收入一直不太穩(wěn)定，兩年后，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提供給我一份教職，而且它不要求我完全放下我的理想與高調?！澳悴挥靡徽麄€星期都待在學校，”校長這么說，“我們希望你讓學生投入社區(qū)活動。這是個終身職位，不用上太多課，完全沒有出席系務會議的義務。盡管繼續(xù)你的社區(qū)工作，只要把我們的學生也帶著就行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