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誓以后，孫中山又發(fā)布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宣言書》：“中華民國締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臨時大總統(tǒng)之任，夙夜戒懼，慮無以副國民之望。夫中國專制政治之毒，至二百年來而滋甚，一旦以國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過數(shù)旬，光復已十余行省，自有歷史以來，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國民以為于內無統(tǒng)一之機關，于外無對待之主體，建設之事，更不容緩，于是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自推功讓能之觀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務盡責之觀念以言，則文所不敢辭也。是用黽勉從國民之后，能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以達革命宗旨，完國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瀝肝膽為國民告：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tǒng)一。

……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宣言書》發(fā)布以后，孫中山隨即宣布中華民國成立。

孫中山是廣東人，他宣誓時的一口粵語，讓在場的許多人都聽不懂，不過這并沒有影響到眾人的心情。因為他們知道，從此以后，一個嶄新的中國誕生了；從此以后，中國的歷史將掀開新的一頁；從此以后，中國將以另外一種身姿屹立于世界的東方。

中華民國的成立，放在全世界也是一件大事，因為對于那些慣從清政府謀取種種權益的列強來說，從此以后，他們在對華政策上，必須要進行徹底修改了。

西方列強，包括中國的近鄰日本，他們究竟在中國謀取了多少好處？

歷史淹沒在荒煙蔓草之間，現(xiàn)在已經無從詳細考證了，不過有證據可尋的是，在中華民國成立的前前后后，這些國家從來就沒有放棄過干涉和巧取豪奪。

而這其中，或許是因為近水樓臺先得月的緣故，日本是伸手伸得最早的。

1912年1月的南京，是欣欣向榮充滿希望的，空氣中傳遞的都是春天的氣息。而與此同時，在最先發(fā)動起義的湖北武漢，空氣中卻透著一股灰敗的氣息。

湖北軍政府風頭最勁的時候，曾經收復武漢三鎮(zhèn)，打得朝廷南下鎮(zhèn)壓大軍時難以寸進。然而，隨著清廷重新啟用袁世凱擔任湖廣總督，中國當時最精銳的北洋新軍進入戰(zhàn)場，軍政府強勁的進攻勢頭被遏制住了。到孫中山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時，革命軍在與北洋新軍的對決中屢屢敗退，甚至連武漢三鎮(zhèn)也丟了兩個。

清朝末期至民國初年，是中國最多災多難的一段時期。

外辱內亂，國破民窮，讓廣大勞苦大眾吃盡了苦頭，在這種情勢下，人民急切地期盼和平。來自民間的呼聲和愿望，讓剛剛掌握政權的革命黨人開始考慮南北對話，以總統(tǒng)之位換取袁世凱支持民主共和政體，也再次被提了出來。

武昌起義爆發(fā)不久，有關清帝必須退位、國體必須改革的風聲，就在北京城內越刮越盛。為此，清廷曾經最為精銳的武裝力量，榮寵一時的八旗兵們，還曾口出狂言，要殺盡北京城里的漢人。然而，朝政都被漢人把持著，八旗兵又不復以前的驍勇，連鎮(zhèn)壓叛軍都必須依賴漢人為主的北洋新軍，所以盡管他們口號喊得山響，“要誓死保護吾皇”，最終只是喊喊罷了，隨即便被請回位于郊外的大營，再次充當擺設去了。

要清帝退位的呼聲，即使身處后宮的隆裕太后也有所耳聞，對此，她是愁眉不展，終日以淚洗面。所以，當趙秉鈞提出召開改良內閣的奏請，梁士詒和胡惟德等一干內閣成員附議以后，她連拒絕的勇氣都沒有，立刻就答應了。

由親貴王公們列席的內閣改良會議，便在這種氛圍下召開了。

趙秉鈞自追隨袁世凱以后，就一直充當其馬前卒的角色，這一次同樣沒有例外。會議開始不久，他就直言時局利弊，然后指出首輔大人為了維持如此艱難的局面，已經身處險境云云。

在將眾親貴王公們唬得一愣一愣以后，他拋出了早就預備好的重磅炸彈，慎而重之地說道：“時局如此艱難，要想渡過時艱，辦法只有一個，以解散朝廷為交換條件，迫使南京政府同樣解散，然后，由首輔大人在天津另起爐灶，成立新政府。”

與會的親貴王公們，事前雖然聽到各種各樣的風聲，明白朝廷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但是畢竟事關個人利益至巨，而且整日花天酒地的他們并不了解民間具體的情況，根本就沒有做好和如今窮奢極欲的生活說拜拜的準備。

所以，趙秉鈞的話剛落地，他們便群起而攻之，紛紛表示反對。其中，叫囂得比較兇的幾個人，更是聲言趙秉鈞已經被革命黨收買，乃是叛逆，應該立刻抓住殺頭。

親貴王公們的反應，早在趙秉鈞的意料之中，而他的反應十分果決，當場拂袖而去，只余下一群滿族老爺們面面相覷，各自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