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這個歐洲城市能夠出現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這和彼時國人的留學集中地是有一定關系的。而東京作為當時中國首選的另一個留學集中地，在施存統的組織下，也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施存統的共產主義之路，和他在浙江第一師范就讀時在《浙江新潮》雜志上所刊發(fā)的一篇講新式孝道的《非孝》有關。

1920年4月間，施存統和俞秀松打算從上海去福建漳州投筆從戎，投奔當時有“社會主義將軍”之稱的陳炯明。在上海駐留時，經俞秀松介紹，他認識了戴季陶，又經過戴的介紹，轉而認識了當時大名鼎鼎的陳獨秀。

施存統因為《非孝》而引發(fā)了“一師風潮”，并因為“一師風潮”而廣為人知。

戴季陶和陳獨秀都十分欣賞寫出《非孝》的施存統，當他們聽說施、俞二人要去投靠陳炯明時，就說服他們投靠軍隊，不如投靠工廠。兩個人遂留在了上海，準備進廠做工，而偏在這時，施存統的肺病犯了，于是他不得不暫時放棄這個打算。

其時，恰逢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已經深受陳獨秀思想影響的施存統，遂和俞秀松一起加入進去。

而他們加上陳獨秀、陳公培以及李漢俊，就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五個黨員。

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的幫助下，施存統從上海乘船前往日本學習和養(yǎng)病。他到達日本東京后，一邊學習和養(yǎng)病，一邊和陳獨秀、李達保持聯系，并在兩人的介紹下與在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讀書的周佛海聯系，建立了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也就是后來所說的旅日支部或東京支部。

東京支部剛開始成立的時候，因為彼時大多留學生因為反抗日本軍國主義霸權而返回了國內，所以發(fā)展非常緩慢。及至中共一大召開前，成員就只有他們兩人。

當接到上海支部李達和李漢俊寄來的信函，要求他們派代表回國參加一大時，兩人先是互相推選對方為代表，然后因為周佛海已經多年沒有回國了，所以最后決定由周代表東京支部出席一大。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地方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立和俄國人維經斯基關系很大，后者給予了中國人很大的幫助的話，那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則和另外一個俄國人以及一個荷蘭人有著莫大的關系。

這個俄國人就是取代維經斯基，以遠東國際間諜處、遠東國際書記處、赤色職工國際這三個機構代表身份來華指導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尼克爾斯基。

而那個荷蘭人，則是當時身為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委員的馬林。

召開代表著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一大，正是這兩個外國人倡議的。

和各地支部成立時的經歷相比，中共一大的召開過程，可以用波瀾起伏、有驚無險來形容。

馬林作為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委員，受共產國際委托于6月到達上海，隨即開始催促上海支部發(fā)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正是馬林的到來，引起了當局的高度警惕。

這里有個國際大背景值得一提，巴黎和會召開以后，隨著《凡爾賽和約》、《國際聯盟》等和約的簽訂，所謂的凡爾賽體系國際新秩序被建立起來。

而這其中，對于紅色蘇聯的圍剿，也開始成為各國政府所關心的大事。

馬林，這個來頭不小的“赤色分子”，早在其1921年4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被捕又獲釋以后，就成為各國警方密切關注的目標。而這各國中，自然也包括中國。

之所以說馬林來頭不小，因為單就身份和所擔任的職務而言，經由列寧親自推薦給共產國際的馬林，可比維經斯基這個遠東局海參崴分局的代表高得太多了。而事實上，馬林前來中國，為的正是完成維經斯基未竟的任務。

馬林在亞洲一現身，立刻引起了各國警察的注意，而他在進入中國境內之前，因為在新加坡會見了印尼的共產黨人，因此引起了印尼總督府的注意。

印尼總督府隨即發(fā)電通知荷蘭駐滬領事館，并且寄去了馬林的照片。荷蘭駐滬代理總領事隨即又向荷蘭駐華公使匯報此事，后者再將之通知給北洋政府。所以，馬林剛剛出現在上海，便被密探盯上了。

而這個密探，就是后來因為闖入中共一大會場而成名的程子卿。

馬林被盯梢，因此參加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也成了警察密切關注的危險分子。

首先被關注的就是李達和李漢俊。

此時，因為陳獨秀去了廣州，因此李達代行書記一職，負責上海支部的日常工作。首先和李達取得聯系的，不是馬林而是尼克爾斯基。

尼克爾斯基在馬林之前來到上海，不過因為語言障礙（尼克爾斯基只會俄語，英語則只會簡單的幾個詞句，而精通四國語言的李漢俊德語、日語、英語、法語說得溜順，卻偏偏不會俄語），他見到李達以后，雖然表明了身份，卻沒能進一步溝通，并表明自己的來意。好在這個時候，馬林出現了。

馬林精通俄語和英語，于是由他和李漢俊居中翻譯，李達、尼克爾斯基、馬林和李漢俊四人就召開一共的事情達成初步統一意見：鑒于馬林已經被租界巡警所注意，因此越快越好。

經過進一步的磋商，最終決定各地與會者代表人數，不管支部成員多少，統一兩人，而路費將由馬林提供。于是馬林以每人一百元的標準，拿出了共產國際給予的經費。隨即，李達和李漢俊開始分別向各支部發(fā)出邀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