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早提出跨文化理論的是兩位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洪與斯喬貝克(Kluckhohn&Strodtbeck,1961)??死撕樵枪鸫髮W的教授,現(xiàn)已故世。她曾參與太平洋戰(zhàn)爭時美國戰(zhàn)爭情報處(OfficeofWarInformation)組建的一個約30人的專家隊伍,研究不同民族文化的價值、民心和士氣。該研究小組通過對日本民族的心理和價值觀的分析,向美國政府提出了不要打擊和廢除日本天皇的建議;并依此建議修改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宣言。二戰(zhàn)后不久,哈佛大學加強了對文化價值研究的支持力度,并與洛克菲勒基金會一起資助克拉克洪等人在美國的德克薩斯州一片有5個不同的文化和種族的社區(qū)共存的方圓40英里的土地上展開了一項大規(guī)模的研究。6大價值取向理論就是研究成果之一,發(fā)表在1961年出版的《價值取向的變奏》一書中。他們認為,人類共同面對6大問題,而不同文化中的人群對這6大問題的觀念、價值取向和解決方法都不盡相同。正是這種不同體現(xiàn)出這些群體的文化特征,從而可以描繪出各個文化群體的文化輪廓圖,而將不同的文化區(qū)分開來。他們提出的這6大問題是:
(1)對人性的看法;(2)人們對自身與外部自然環(huán)境關系的看法;(3)人們對自身與他人之關系的看法;(4)人的活動導向;(5)人的空間觀念;(6)人的時間觀念。
克拉克洪與斯喬貝克從自己的研究出發(fā),指出不同民族和國家的人在這6大問題上有相當不同的觀念,而在這6大問題上的不同觀念則顯著地影響了他們生活和工作的態(tài)度和行為。
不同文化中的人對人性的看法有很大差異。
比如,美國文化對人性的看法比較復雜,不單純地認為人生來善良或生性險惡,而認為人性可善可惡,是善惡混合體。他們同時認為人性的善惡有可能在出生以后發(fā)生變化?;浇痰脑镎f反映的是人性惡的理念,通過懺悔和行善可以洗脫罪孽、升上天堂,反映的則是人性可變的信念。相反,有的社會對人性采取較單一的看法,比如,中國的“人之初性本善”表現(xiàn)的是對人性的樂觀態(tài)度,而“三歲看老”則有一點人性難變的假設。這一點表現(xiàn)在管理上,美國強調(diào)制度,盡可能考慮人性惡可能帶來的壞行為,在設計制度時嚴密仔細,事先設置種種限制以防壞行為發(fā)生;而中國則從人性善的角度,假設人不會做壞事,所以制度稀松,漏洞百出,到壞事發(fā)生的時候再去修補制度。
在人們對自身與外部自然環(huán)境關系的看法上,不同文化之間也有很大的差異。
我們知道很多中國人講求“風水”,選廠址、造房子、建工廠,都得先看風水才能決定。另外,房子的朝向、形狀等也都得與周圍的自然環(huán)境相和諧,那樣才能人丁興旺,生意興隆。像海爾的工作大樓四面看上去都一樣的設計恐怕就與此有關。而美國人就幾乎不考慮建筑與風水的關系,強調(diào)的更是人通過改變自然環(huán)境去實現(xiàn)自己的創(chuàng)作意圖,達到自己的目標。因此,人主導環(huán)境是美國文化的特色,而人與環(huán)境和睦相處即為中國文化的特點。這樣的價值取向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對事件的反應。
比如,2005年在印尼發(fā)生的海嘯事件(Tsunami),雖然大家都認為是天災,但對天災的歸因卻能反映出文化的差異。大部分的東南亞人將此事歸結于命運,趕上了算是天意,雖然悲痛,但沒有什么可以太抱怨的。也有的東南亞人認為此天災的降臨是人冒犯自然的結果,是人得罪了老天爺遭到的報應。美國人有完全不同的反應。他們認為,這是人類預測不準確,對可能的災難預防準備不夠的結果。所以,如果我們能設計更科學精確的儀器,或對可能發(fā)生的災難提前準備好逃脫方法的話,這樣的災難就完全可以避免。
再比如2008年在中國四川汶川發(fā)生的特大地震,是天災還是人禍的討論也能反映出對人類自身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