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八章 創(chuàng)業(yè)的智慧(2)

黨史商鑒 作者:周大江


圖13-1-b描述的是覓食式生存的最普遍的行為邏輯,也是絕大多數(shù)“短命”組織遵循的“邏輯鏈”:在這種邏輯之下,雖然也會進行某種程度的組織能力建設,但卻是極其有限的和被動的。因為在“二類信念”的指引下,組織的重點在于交易過程,價值創(chuàng)造不過是“交易”的前提。既然如此,只要能達到“交易”的目的,用于交易的價值可以不充分,甚至不真實——這是不誠信的根源。在這種邏輯之下,組織的生命周期往往不可能長于它所捕獲的“機會”本身的生命周期。

圖13-1-c則描述了“長壽”組織的行為邏輯,當然,這僅僅是組織長壽的必要條件而遠非充要條件。實際上,影響組織生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許多因素還具有極其強烈的不確定性。但是,如果不遵循這樣的邏輯,組織的“長壽”是絕不可能實現(xiàn)的?!伴L壽”組織一般會通過孜孜不倦的組織能力建設來實現(xiàn)持續(xù)的生存,并且通過能力建設來捕捉甚至是創(chuàng)造盡可能多的機會(比如市場規(guī)模和競爭格局)。

覓食式生存

從圖13-1-b和圖13-1-c不難看出,覓食式生存最直接的后果是組織能力的缺失,組織的命運也因此而完全維系在外部機會之上。外部機會具有強烈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在這種狀態(tài)下的組織自然也不可能掙脫機會主義(詳見本書第十一章)的陰影。

為了便于對覓食式生存的邏輯鏈做進一步的剖析,首先必須對“組織能力”的內涵進行必要的陳述。本書將它定義為由組織的精神穹宇、運行機制、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等四大部分共同形成的某種特定的價值創(chuàng)造能力,如下圖所示:

組織能力的構成示意圖(圖略)

本書第二章和第三部分(《思想篇》)已經專門探討了精神穹宇的問題;在第八章探討了人力資源問題;本書第一、三、四、五章則從不同層面探討了運行機制的問題。

物質資源則是指組織運行所必需的工具、設備、土地、資金等等物質要素的投入。

那么,覓食式生存是如何造成組織能力的缺失的呢?我們不妨從構成組織能力的四大部分著手,逐一分解之。

首先來看它對組織精神穹宇的影響。

使命定位關系到組織如何認識“自己致力于做什么”。覓食式生存往往認為組織致力于獲得“食物”,比如企業(yè)致力于賺取利潤。這種認識看似貼切,實際上卻因果倒置?!笆澄铩被颉袄麧櫋钡墨@取只是一個結果,而非不是原因或過程?!爸铝τ谧鍪裁础敝傅氖沁^程而非結果。在組織的實際運行中,如果對使命的定位(無論這種定位是否以清晰的語言表達出來)發(fā)生了因果顛倒的錯誤,那么就有可能會誘發(fā)非常不理性的和高風險的組織行為。比如,既然組織認為自己的使命就是覓得食物或獲取利潤,那么,它就可能受某種高利潤“假象”的驅使,無視這種假象之下的高風險,甚至會對未知領域充滿不切實際的憧憬,并且在這種憧憬的鼓舞之下一步步陷入難以自拔的深淵——這是迄今為止最為普遍的一種失敗形式。

不僅如此,使命的錯誤定位常常會誘使組織過于浮躁,不惜為了當期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在經過短時間“無遠慮”的得過且過之后迅速陷入“近憂”頻呈的危機之中。

有意思的是,覓食式生存對未來的憧憬也“只重結果不重過程”,比如獲得多少利潤、占領多少市場、在什么領域中排名第幾等等,唯獨不會憧憬著組織能力會有多少提升。我們知道,“內因”在事物發(fā)展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而組織能力才是組織生存的內因。

同樣,覓食式生存甚至會把價值觀也當做一種換取他人好感的動聽言辭。比如AT公司在“品味質量、感受真誠”的口號之下,公然非法侵占客戶定金(詳見本書第二章)。今天像AT公司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

覓食式生存往往與利己主義是孿生兄弟。在利己主義的氛圍之下,組織內部只會形成交易型的人際取向(詳見本書第一章)。交易型的人際取向對基礎管理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稍有不慎就會動搖組織內部的信用基礎。而且,價值觀的混亂、不嚴肅和自相矛盾等等毛病一旦與交易型人際取向相結合就會使組織更加離心離德。

覓食式生存認為共同思想的建設不過是華而不實的無聊把戲。在思想混亂和自相矛盾局面下,組織行為(甚至是事關組織前途的重大決策)也不得不屈從于“權力”而非“真理”。不能實踐真理的組織是不可能長久生存得下去的(詳見本書《前言》)。

再來看看覓食式生存對運行機制的影響。

首先是嚴重挑戰(zhàn)運行機制的穩(wěn)定性。由于覓食式生存具有追逐當期利益的強烈沖動,并且過于盲目地依賴于自身所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外因),因此常常會“不顧主觀和客觀條件的盲干”(毛澤東語)。在這種“盲干”中,“覓食者”們通常會不假思索就對運行機制進行隨心所欲的擺弄,甚至會在短期間內頻繁調整組織結構。剛剛調整后的組織往往還沒有來得及完成必要的磨合,另一輪的調整又到來了。

其次是曲解運行機制的合理性。

權力往往代替真理成為組織行為的最高指針,因此,對權力而非真理的實踐也會有意無意地成為設計和調整運行機制的標準——至少是一種難于克服的危險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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