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正要表達的意思是，現有規(guī)則使得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無法運用政治力量來操縱訴訟審判程序。 “9 · 11”事件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反對）理由。正如拉姆斯菲爾德所言，他的擔憂“在一場艱難的、危險的反恐戰(zhàn)爭中”變得更加突出，因為國際刑事法院有可能會對美國士兵以及參與反恐和其他軍事行動中的平民行使司法管轄權。那么，為什么上述顧慮并沒有對美國“反恐戰(zhàn)爭”最親密的盟友英國構成任何障礙呢？對此美國沒有作出任何解答。 2002年 5月，美國政府宣布退出《羅馬規(guī)約》，并聲明不再是國際刑事法院規(guī)約的成員國。退出規(guī)約似乎是美國尋求解脫，以便其大張旗鼓地反對國際刑事法院的一種途徑。布什政府致力于排除致使美國人在國際刑事法院的法官面前受審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攻擊在幾條戰(zhàn)線同時展開。 2002年 9月，布什總統公布了其國家安全戰(zhàn)略，其所承諾的重要事項就包括：

我們將采取必要的行動以確保我們的努力能夠實現我們的全球安全承諾，保護美國人免受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質詢或者訴訟。國際刑事法院的司法權不適用于美國人，我們并不接受其管轄。

布什抵制國際刑事法院的行動在全球迅速引起了關注，并受到新聞媒體的頻繁報道。這種威脅恫嚇引起了廣泛的不滿與強烈的怨恨。國際刑事法院對其他國家的公民來說是很好的，但對美國而言卻不可接受，這樣的雙重標準備受詬病。一國固然可以自由地決定是否加入到一個國際協定之中。例如，中國和俄羅斯就沒有加入國際刑事法院，他們采取了“等著瞧”的態(tài)度。然而，美國所采取的詆毀行為卻造成嚴重后果，因為這關系到美國政府對待國際法的根本立場問題。國際刑事法院究竟為何會招致如此強烈的抵制？這些抵制有道理嗎？到底是什么使得美國放棄了先前對全球司法體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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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態(tài)度同美國歷史上一貫支持國際刑事法院對非美國人進行審判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伍德羅 ·威爾遜（ Woodrow Wilson）政府起草了《凡爾賽條約》的第 227條，啟動了對德皇愷撒 ·威廉二世（ Kaiser WilhelmⅡ）的指控。 .盡管愷撒避難到荷蘭而始終沒有受到審判，那項條約所規(guī)定的義務卻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標志著個人，甚至是國家領袖，要承擔戰(zhàn)爭罪行的責任，從而在國際司法史上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二戰(zhàn)結束之時，這項規(guī)定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富蘭克林 ·羅斯?？偨y否定了丘吉爾提出的將德國戰(zhàn)爭罪犯處死的建議。他說服英國政府接受由國際軍事法庭來審判最高級別的納粹軍官的辦法。羅斯福指定當時在任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羅伯特 ·杰克遜，帶領美國代表團參與紐倫堡條約的起草工作。杰克遜后來成為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首席檢察官。紐倫堡審判是確立國際法上個人刑事責任制度的一個里程碑。這些行動為聯合國日后為實現個人國際刑事責任理念而作出的努力奠定了基礎——這種努力的成果最早反映為 1948年所簽署的《危害種族罪公約》。在羅斯福去世的第一個周年紀念日，杰克遜給出了羅斯?？偨y支持紐倫堡審判的原因。他指出：

應該找出并懲罰那些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國家并殘害當地居民的戰(zhàn)爭罪犯。這不是為了報復，而主要是因為羅斯福認為這種懲罰是阻止此類事情再次發(fā)生或者降低其發(fā)生可能性的一種途徑。

在 20世紀 50年代，美國在聯合國內帶頭倡導組建一個永久性的國際刑事法院。這項任務最終交給了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很多年后，即 1994年，國際法委員會草就了國際刑事法院規(guī)約。克林頓政府對此規(guī)約表示歡迎。就在此時，發(fā)生了前南斯拉夫慘案和盧旺達慘案。于是，在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之后，克林頓政府的國務卿奧爾布萊特在聯合國安理會內帶頭組建第一個國際刑事法庭。 1993年，安理會成立了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它承擔著起訴“1991年以來在前南斯拉夫國家領土內犯下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的犯罪嫌疑人”。第二年，第二個國際法庭，即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成立，它負責管轄在盧旺達國家領土內犯下的最為嚴重的國際罪行。這些國際法庭是聯合國安理會的機構，也就意味著，包括美國在內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一些重要的決定上能夠發(fā)揮重要的影響作用，諸如檢察官的任命，法官的選舉以及開支預算等。前南法庭和盧旺達法庭在構建國際刑事司法體系過程中邁出了重要的積極的一步。我們不能因為各國未能盡早采取軍事行動阻止在巴爾干半島所發(fā)生的嚴重違反人權的行為以及在波斯尼亞發(fā)生的種族屠殺而視這兩個國際刑事法庭為馬后炮，否定其重要的進步意義。

在這兩個國際法庭中，美國至今仍然擔任著重要角色，并且是最大的資金捐助國。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或者創(chuàng)意，國際法庭根本不可能產生；同時如果沒有美國的施壓，也就不可能將那些臭名昭著的被告方，特別是米洛舍維奇，送交到海牙法院。曾有廣泛報道稱，布什政府曾威脅說，如果新的南斯拉夫政府不將米洛舍維奇送交國際法院，那么美國將拒絕對其提供 1億美元的財政援助。 .可見，美國對于組建國際刑事法庭，原則上并不反對。如果說存在反對意見，那就是反對將國際刑事司法管轄權適用到美國人頭上。

近五十年的努力嘗試，在紐倫堡、東京、海牙、阿魯沙區(qū)（坦桑尼亞），一種廣泛的共識已經形成，即在一些情況下，國內法院無法，或者說不愿意，對最為嚴重的國際罪行提出起訴。皮諾切特案件顯示出國內法院可以有所作為，同時也體現出了它們的缺陷性。歷史已經表明，即使當新政府上臺掌權時，國內法院也僅會在極少的情況下才會對其國民進行戰(zhàn)爭罪行的審判，而對于反人類罪以及種族屠殺的審判就更為少見。國內法院往往需要處理那些發(fā)生在異國他鄉(xiāng)的犯罪行為，該國同犯罪行為的唯一關聯可能就在于被告人曾碰巧出現在該國領土上。英國法院能夠對皮諾切特實施司法管轄，原因在于他碰巧訪問英國。塞內加爾法院能夠對乍得共和國前總統哈培瑞（ Hissène Habré）案件進行審理，是因為他當時正流亡生活在那個國家。在某些情況下，即使被控方不在一國的領土之內，仍可對其提出犯罪指控：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就是比利時檢察官對以色列總理阿里埃勒 ·沙龍（Ariel Sharon）所提出的指控——美國因此威脅將不參加在布魯塞爾北約總部召開的北約會議。類似的例子還包括，比利時檢察官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外交部長的起訴，法國檢察官對利比亞總統卡扎菲（ Qaddafi）的起訴，以及塞爾維亞法院對托尼 ·布萊爾的指控，等等。此類起訴往往被認為是被某種政治利益所驅動的，因此其國際合法性并不確定，勝訴的可能性也不大。

然而，組建國際刑事法院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填補國內法院所存在的司法空白。在 20世紀 90年代，聯合國在波斯尼亞和科索沃建立了“國際化”的刑事法庭。這些法庭既有當地法官也有國際法官，他們同時適用本國刑法和國際刑法。 2000年，根據聯合國同塞拉利昂簽署的協定組建了塞拉利昂國際特別法庭，它負責對那些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塞拉利昂法的領導人進行審判。 2003年，聯合國同柬埔寨最終達成原則協議，決定在柬埔寨法院體系內組建一個特別的法庭，負責對 1975年 4月至 1979年 1月間犯下嚴重罪行的紅色高棉高層領導人進行審判。美國對這些舉動沒有提出任何的反對，也沒有反對刑法應該適用于最嚴重國際罪行這一原則。在上述所有案件，美國都沒有反對對最高級別的政治領導人和軍事人員實施司法管轄。相反，美國國務卿科林 ·鮑威爾（ Colin Powell）宣稱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