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的政策還造成社會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據(jù)權威的朗特里基金會（Rowntree）的報告《收入與財富調查》，1977~1990年，英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擴大得最為迅速，僅有美國可與之相提并論。1979年后，社會最低收入人群已經無法從經濟增長中獲益了。自1977年起，收入不到社會平均水平一半的人口增長了三倍。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1984年和1985年，英國排名前五位的富翁稅后收入占全國總收入的43%，這一數(shù)據(jù)高于戰(zhàn)后任何時期。

雖然許多第一世界國家的貧富差距都在擴大，但英國無論在速度上還是在程度上都遠遠超過幾乎所有其他國家。只有新西蘭這個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更為徹底而平均主義傳統(tǒng)更為顯著的國家，其貧富差距的擴大比英國還迅速。

1997年5月的普選中，保守黨得到的公眾選票比1832年《改革法案》（Great Reform Act）出臺后的任何時期都要少。撒切爾夫人的改革毀滅了保守黨。保守黨的失敗有很多原因，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政策失誤，其他則是不應該發(fā)生的歷史意外。人頭稅就是典型的可以避免的錯誤政策。撒切爾夫人在下臺前夕針對歐盟發(fā)表的帶有強烈民族主義的演說，或許在她看來并不預示著對歐盟的政策會發(fā)生任何根本性轉變，但這一發(fā)言刺激了其黨內親歐洲派，也在國際商界引發(fā)了擔憂。困擾著瀕臨下臺的梅杰政府的“瘋牛病”危機也是錯誤政策導致的結果，雖然它是由偶然因素引發(fā)的。

在政治生活中，運氣扮演的角色有時能起到決定性作用。撒切爾政府因“威斯特蘭事件”差點垮臺，當時英國的自由市場實驗很可能就此終止；在與阿根廷的馬爾維納斯群島戰(zhàn)爭中，一次重大的軍事挫折也險些引發(fā)政局動蕩。瑪格麗特·撒切爾像其他所有政治家一樣，憑運氣掌控局面，直到1990年她被保守黨突然發(fā)動的政變趕下了臺，這一次是躲不過去了。

1992年梅杰出人意料的普選勝利給了撒切爾主義第二次生命。那時選民們已逐漸接受了這一觀點，即經濟狀況的好壞與政府如何管理關系不大，而是深受世界市場影響的副產品。20世紀80年代英國政府尋求將經濟周期與選舉周期掛鉤，通過“通貨膨脹和緊縮交替”（stop-go）政策使經濟運行配合自身選舉的需要。新右派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將政府作用與經濟波動分離開來以影響選民判斷，他們打造出一種公眾文化以使政府能將經濟不景氣的責任推卸給世界市場。

1992年的選舉結果表明，新右派的戰(zhàn)略取得了勝利，經濟表現(xiàn)沒有引發(fā)選民對政府能力的質疑。但是這一勝利是短命的，也充滿了悖論。在1993年英國被歐洲貨幣體系開除后，經濟表現(xiàn)與政府能力之間存在聯(lián)系已重新成為選民的共識。

對于保守黨來說，選民們這一觀念的回歸對其會有災難性影響。但20世紀80年代新右派制造的“經濟表現(xiàn)與政府能力無關”的理論似乎還有市場，因為選民們對于90年代中期的經濟增長也一點兒不買保守黨政府的賬。

英國公眾普遍認為市場經濟是天經地義的，如果他們以前還對計劃經濟抱有同情心的話，現(xiàn)在已不再有了。但他們同時也反對不受約束的市場凌駕于社會生活之上。他們希望政府能提供一些實實在在的好處，比如基本醫(yī)療保障、免費教育、不受犯罪威脅等，以享有公民權利。他們對公共設施的私有化（比如自來水供應）心存疑慮，拒絕公共服務的進一步市場化（比如養(yǎng)老問題）。他們不會接受美國勞動力的流動性，因為60%的英國成年人在距出生地5英里內的地方生活，這一比例已高于19世紀。

撒切爾主義在改變英國人這些觀念方面遭受到重大失敗。深深根植于價值觀中的公平主義與相互幫助的思想阻止了自由市場在英國的復位。撒切爾政策所推動的社會現(xiàn)代化進程使得自由市場在公眾心目中的合法性缺損。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自由市場能夠生存的信仰和實踐條件在1979年已弱化或缺失，到保守黨失去政權的1997年就更加疲軟了。自由市場在清除自己殘存的勢力。在英國，如同其他地方一樣，自由市場引發(fā)的社會混亂激起了強烈的政治反對運動，這也部分地阻礙了自由市場實現(xiàn)政治抱負。

從更廣闊的范圍來看，撒切爾政府進行的經濟重建對英國的影響是任何繼任政府都無法逆轉的。撒切爾政策沒有幫助英國克服長期的經濟衰退，在其意識形態(tài)下制造出的“企業(yè)文化”也未能挽救哪怕一兩個經濟領域，比如電信產業(yè)和娛樂產業(yè)。然而，也正是由于英國持續(xù)的經濟低迷，造成其對外國投資和世界資本市場的依賴，使得沒有哪個政府能夠扭轉私有化進程，或能堅定地通過稅收系統(tǒng)調節(jié)不斷擴大的社會貧富差距。

歷史上著名的社會民主制度和政策已經消失，1997年5月上臺的工黨政府要在這一時刻肩負起推廣社會民主價值觀的歷史使命。作為歐洲第一個戰(zhàn)后社會民主政府，托尼·布萊爾的團隊必須努力協(xié)調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與社會凝聚力之間的關系。這一工作必須在自由市場刻下永久印跡的環(huán)境中進行，必須在長期執(zhí)政的撒切爾政府所推動的永遠不可能逆轉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