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這些以自己的愛國心而自豪的政治家和活動家，會崇拜一位18世紀的英格蘭人呢？為什么他們崇拜的不是西奧多·羅斯福、托馬斯·杰斐遜，甚至是巴里·戈德華特呢？亞當·斯密真的能夠比成千上萬的經濟學家及其信奉他們思想的政治領袖對當代的經濟危機，具有更加重大的作用嗎？

亞當·斯密相信他的思想將會永遠意義重大。這是處于18世紀那個真正革命時代的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共性。政治的沸沸揚揚在法國和美國開始喧囂塵上。等到亞當·斯密寫完他那部最偉大的著作《國富論》時，商人們正在不列顛群島之間以及全球進行著貿易，人口也在增加，商人們正在組建小型的工廠，銀行體系正在英國和歐洲大陸拓展開來。但最具力量和深遠意義的啟蒙運動，是由為他們的周邊世界探索新解釋的思想家發(fā)起的。毫不奇怪，亞當·斯密曾經在他的演講中聲稱：“人是一種充滿渴望的動物”。

從中世紀直到大約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時代，神學家統(tǒng)治著歐洲知識分子的思想。教會長老根據宗教教義對自然現(xiàn)象加以解釋，但在亞當·斯密出生之前的那個世紀，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追隨弗朗西斯·培根和尼古拉斯·哥白尼的勇敢之路，探尋對自然事件的合理解釋。最終，科學家出現(xiàn)了，并且獨立于占支配地位的教會，科學家們將科學的方法應用于自然規(guī)律的研究，全然不顧得出的結論是否會產生爭議。

伽利略·伽利雷攻擊了宗教的那句老生常談：上帝只給了人類兩本書，一本是《圣經》，另一本是大自然。伽利略宣稱自然之書的語言是數學，他通過數學和實驗，而不是在《圣經》的幫助下證明了他的自由落體定律。伽利略知道他踏進了被認為是叛逆的領域，并且試圖避免讓他的行為成為教會定罪的理由。1632年，當他借助望遠鏡這個實驗儀器證實了哥白尼的異端邪說，即地球圍繞著太陽旋轉之后，由于害怕，他將自己的發(fā)現(xiàn)奉獻給了教皇。他對地球的認識是正確的，對教會心存恐懼也是正確的，因為宗教裁判所最終還是判他有罪。

在《笛卡兒方法論》（1637年）寫作結束之時，由于堅決主張借助于實踐科學人類能夠成為“自然的主人和擁有者”，勒內·笛卡兒成為18世紀思想大爆炸的先驅。

不過，啟蒙運動中風光無限的人物卻是艾薩克·牛頓，他致力于像伽利略一樣的科學研究，在經文之外尋求答案，并且用他的萬有引力定律、物體運動定律和微積分的發(fā)現(xiàn)來揭示這些答案。牛頓把上帝刻畫成了只是在創(chuàng)世之初扮演了關鍵人物的角色，上帝之于當今世界，就好像是當鋪老板在看到一只抵押在當鋪的鐘表離開當鋪之后所表現(xiàn)的無可奈何。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認為牛頓的這一舉動加重了對上帝的褻瀆。

亞當·斯密就誕生在這一運動之中。像伽利略和牛頓一樣，亞當·斯密探求事務的因果關系。但他關注的是人，而沒有將他的視野聚焦在行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