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赴華盛頓履任美國心理協(xié)會主席一職后，我才發(fā)現(xiàn)那些應用心理學的領袖們對我的看法，與我的那些純粹的科學家同事們?nèi)绯鲆晦H——披著羊皮的狼。我作為主席的第一項提議是以實證為基礎的心理治療，結(jié)果它胎死腹中。當時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長史蒂文·海曼（Steve Hyman）告訴我，他能籌到約4 000萬美元來支持這項提議。備受鼓舞的我與專業(yè)實踐提高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碰面，它是獨立心理學實踐者的最高委員會，牢牢控制著美國心理協(xié)會主席的選舉（除了我這次外）。我向20位意見領袖描述了我的提議，大談療法立足于科學實證的好處。他們的臉色越來越不好看，最有威望的老前輩之一——斯坦·莫多斯基（Stan Moldawsky）直接否定了我的提議，他說：“如果最終的研究結(jié)果對我們不利，怎么辦？”

后來，斯坦的盟友之一羅恩·列文特（Ron Levant）在一次喝酒時告訴我：“你麻煩大了，馬丁?！笔聦嵣?，積極心理學正是因為我的這次碰壁而誕生了，因為獨立心理學實踐者對它不像對實證療法那樣抵觸。我正是看到了應用與科學之間的這種緊張關系，才在2005年愉快地同意了執(zhí)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積極心理學中心，并創(chuàng)建了一個新的學位——應用積極心理學碩士（master of applied positive psychology， MAPP）。它的使命就是，將最新研究與現(xiàn)實應用結(jié)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