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新技術來臨，必然要以某種方式融入這個社會。有些也許是微不足道的（如廉價的長途電話費和更快速的傳真機），而有些則是重大的（如印刷機和電話）。因為一項新的溝通技術的出現(xiàn)和舊有制約的終止會改變我們的結締組織，所以重大的新機遇總是會造成對社會的重構。新機遇與舊事物的差異越大，過時的行為執(zhí)意不變的可能性就越小。依賴非競爭的方式進入公共輿論和協(xié)同工作領域的組織不會消失，但是來自一些業(yè)余的和無管理的組織的競爭將會改變它們的相對競爭力。對社會而言，尚未形成結論的一個問題變?yōu)?，怎樣去應對社會變化，甚至是伴隨新機遇而來的社會變革。

當電話出現(xiàn)時，有些人擔心，婦女們與沒有經過適當互相介紹的男性交談，會導致異性之間禮節(jié)的弱化。這種對社會混亂的擔心是正確的。電話確實明顯地讓異性之間正式的交往減少了（后來出現(xiàn)的“流動化妝間”汽車擴大了這個變化）。很難想象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會如何理解如今兩性關系的本質。

想想在有著印刷機、電報、移動電話的通信革命時代中，這個社會發(fā)生了什么？我們不禁要問：什么應該發(fā)生？什么是一個新的技術融入社會的理想方式？

讓我們將這個問題拆成幾種不同的假設：第一種假設是“我們盡可能承受的混亂無序”。我們讓想要成為革命者的人通過新技術去嘗試任何他們想干的事，并且不用去考慮現(xiàn)存的文化和社會準則以及對現(xiàn)有社會制度的潛在破壞。

第二種假設是“傳統(tǒng)主義者的認可”。任何一種新技術的命運都是掌握在對當前行事方式負責的人手上的。這就像讓修道士們決定怎樣去使用印刷機，或是可以讓郵局去決定用電子郵件做什么。

第三種假設被我們稱為“協(xié)議轉讓”。設想一場改革派同傳統(tǒng)主義者的平等談話：改革派們提議使用新的技術，然后與傳統(tǒng)主義者協(xié)商如何在利用新事物的同時保留舊事物中最好的東西。

嚴格地展開論述后，第三種假設看起來似乎是最理想的。然而我現(xiàn)在試圖說服你的是，其實正確答案是第一種假設，“我們盡可能承受的混亂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