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婚禮上，我的有些同事朋友第一次見到她，也都認為我娶了個乖乖女，可能生活在童話世界里，要不怎么會嫁給我呢？都一致叮囑我，待人家好點，別坑害“下一代”。

誰都沒有想到，周憶不是一個孱弱的沒有主見的女孩子，她的強大的內心和特立的品質是逐漸呈現(xiàn)出來。我當時沒有特別意識到，她其實與一般的女孩子是有相當不同的，后來當她成功了，你再回頭去看起點的那些點點滴滴，才恍然悟道，那些生活瑣事，都蘊含著相當重要的意味，真是蛇形灰線，一脈相承啊。

她與一般女孩子不同的第一點是，從我們認識的那一天起，她沒有問過我跟收入有關的事情，像我的工資是多少，有多少外快，我父母給我多少錢或者反過來我給父母多少錢等等。這讓我很舒服，心里很釋然，顯然她即使和我結婚，也沒有絲毫傍大款的嫌疑。老實說我當時是一個準窮光蛋，雖然工資額度尚可，但都被我狐朋狗友懵懂迷離地造光了，劇組又一直欠著我的一大筆勞務費，再加上一年到頭在各地跑，手頭上沒有閑錢，存折上是可憐的一個數(shù)字。我有個父母給的一居室單元，但里面空空蕩蕩，連睡覺和吃飯的物件都不全，她第一次進到房中就一定八九不離十地估計到了我的收入狀況，但她什么也沒說。由于囊中羞澀，我和她每次見面，我都“放血”不多，去北外看她，給她帶的零食很便宜，約她到外邊，吃的飯館很普通，比如我請她吃的第一頓飯是朝鮮冷面，就在府右街北口西南角的延吉面館，這家國營面館今天居然還健在，這成了我們的一大幸事，因為那是我們的感情圣地，飯館在，我們就可以不時去故地重游緬懷往事。更湊巧有趣的是，夫人生兒子居然就是在面館對面的北大醫(yī)院，而且過了預產期一星期她都沒有分娩的跡象且食欲極好，有一晚突發(fā)奇想，避開護士的嚴密監(jiān)管，成功偷偷溜出醫(yī)院，在延吉面館吃了一大碗冷面，大快朵頤，夜里就腹中絞痛，咣當把兒子生了下來。你說在生命中有多少巧合交集，命定了前因后果。

與第一點匹配的第二點是，她自己很能掙錢。她當時雖然讀研究生，但她的組織關系仍然在解放軍外語學院，她仍是現(xiàn)役軍官，九十年代初，軍隊的工資比起地方還是相當高的。由于英語流利，在改革開放初期這算是身懷絕技，掙起錢來毫不費力，當時我們住在萬壽路，而北京西三環(huán)一帶，社會上各種外語班遍地開花，今天新東方總裁俞敏洪那時也蹬著三輪，不亦樂乎地為自己蜷伏在京郊農民村里的草創(chuàng)新東方學校拉著過冬的蜂窩煤。周憶也就被各種班聘去教英語（精讀、泛讀、口語、寫作等門類），她父親是大學老師，她也是大學老師，再加之中學和大學時代都拿過演講和寫作的大獎，她上課極為生動和流利，所以不管哪個班她一旦去講過，以后想推都推不掉，每推一次，結果就是她的小時授課費又漲了一次，弄得她都怪不好意思的。這還算是小錢，如果有師兄師姐或外國朋友找來，讓她去給某個國際會議做一次翻譯，那掙得就是巨款了。

當時，北京以至全國都還實行外匯券制度，這是一種準貨幣，既不是外幣（嚴禁在中國國內流通），也不是人民幣（當時正在大幅貶值，說白了就是不值錢，昔非今比?。?，所以國家就推出了外匯券，在涉外場合使用，雖然面值和人民幣一樣，其實在黑市上一塊外匯券可以換兩三塊人民幣，而且當時像友誼商店、出國人員服務部等能買到進口和外貿商品的地方，一律只收外匯券，不收人民幣，所以讓外匯券更加走俏。某種意義上，手中有外匯券，不僅代表你有錢，而且是有身份的象征。記得有一次，她做翻譯回來，臉上笑盈盈的，關上家門，從包里拿出五百元外匯券，把我震了，要知道當時人們的工資也就區(qū)區(qū)一兩百塊錢。掙錢雖多，但不容易，每次去上英語課，她都要騎上自行車，恰逢春天，北京風沙大，不時有沙塵暴，等她講課回來，渾身上下猶如一個土人，讓人心疼。那些社會上的英語班，有時就租京西農民村里的房子上課，她還要在土路上顛簸，有一次居然連車帶人橫摔出去，手心和膝蓋劃得都是血道子，我是真怕她出事，不讓她去了。她哭完鼻子，反而倒過來安慰我，說偏的不去了，咱可以多去不偏的，咱們馬上要結婚了，需要錢是大大的。這真是讓我感動不已，更羞慚不已，這么嬌弱的一個女孩子，努力去掙錢，你說我這爺們兒的臉往哪兒擱？可她從不這樣認為，有時我表達了這層意思，她就笑嘻嘻地反問我：“要不，你替我去講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