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殊論的“分道揚鑣”

與“文明一元論”截然相反的是歷史主義者所持有的“文化相對論”，認為各個民族與國家的現(xiàn)代化道路由于國情與文化不同，各有其價值所在，不同文化之間不可通約，不存在一個為不同文化和民族所共享的普世文明，全球的現(xiàn)代性模式不是“殊途同歸”，而是“分道揚鑣”，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彼此之間沒有什么共同的道理可講。

與極端自由主義用“普世價值”代替“中國價值”相反的是，中國的歷史主義者有一種將“普世價值”與“中國價值”人為對立的預設。似乎普世價值就是西方的價值，中國的“好”一定要與西方的“好”對著干。的確，西方現(xiàn)代性具有復雜的雙重性，既有內(nèi)含普世文明的啟蒙價值，也有野蠻擴張的國家理性。人類的普世價值自然不能被西方所壟斷，它是各種高級文明共同參與的結(jié)果，但也絕非與西方全然無關。問題的關鍵在于汲取何種西方文明：是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還是野蠻擴張的國家理性？中國的歷史主義者與子安宣邦、酒井直樹這些日本左派學者不同，他們批評西方的炮火，不是瞄準以富強為導向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在這方面，反而令他們驚羨不已——而是直指自由民主的啟蒙價值。于是，對西方現(xiàn)代性的討伐變成一個有選擇的逆向揚棄：拋棄制約人類狂妄自大的文明價值，而獨獨留下了最可怕的馬基雅維利主義。

中國的歷史主義者在乎的只是“我們”與“他者”的區(qū)別、如何用“中國的”價值代替“好的”價值，以為只要是“中國的”，在價值上就一定是“好的”。這種封閉的“區(qū)別敵我論”并不能構(gòu)成有效的價值正當性，因為“我們的”價值無論在邏輯還是歷史當中都無法推理出必定等同于“好的”和“可欲的”價值。中國的目標如果不是停留在民族國家建構(gòu)，而是重建一個對全球事務有重大影響的文明大國上，那么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就必須以普世文明為出發(fā)點，在全球?qū)υ捴杏凶约簩ζ帐牢拿鞯莫毺乩斫?。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來自我辯護，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標準來說服世界，證明自己的合理性。中國作為一個有世界影響的大國，所要重建的不是適合于一國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對人類具有普遍價值的文明。對中國“好的”價值，特別是涉及基本人性的核心價值，也同樣應該對全人類有普遍之“好”。普世文明，不僅對“我們”而言是好的，對“他者”來說也同樣有價值。中國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類的視野之上，而不以中國特殊的價值與利益為依歸。中國文明在歷史上曾經(jīng)實行天下主義，到了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天下主義要轉(zhuǎn)型為與普世文明相結(jié)合的世界主義，這是一個文明大國的目標所在。

文明與文化不同，文明關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關注的則是“什么是我們的”。 文化是為了將我們與他者區(qū)別開來，實現(xiàn)對我們的認同，解決自我的文化與歷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又要到哪里去等問題。但文明不一樣，文明要從超越的視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歷史——回答“什么是好的”，這個“好”不僅對我們是好的，而且對他們也是好的，是全人類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沒有我們與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