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并不是在否認民主選舉對于印度窮人的重要性，毫無疑問，這使他們獲得了作為一個整體進行交涉的能力。比如為了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而迫使大量民眾搬遷的做法，在任何一個印度政府那里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務。

其實在印度，投票權并非必然或者常常產生更好的政府，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由于害怕失去票倉，地方政客對遷徙人口非法侵占城市土地視而不見。由此出現的貧民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基礎設施，例如下水道或供水系統(tǒng)。

在印度，公民以可預料的周期攆走政府。在這個國家，占據多數的大量貧困民眾通常能讓五分之四的現任官員下課，在印度任何一次的選舉中，所謂的不信任票因素恐怕都是起到決定作用的。這種狀態(tài)往往被視作印度民主制度健全的一個著名標志，其實它所反映出的是政府的為政記錄。但這份記錄太糟糕，哪怕有些地區(qū)人民的收入提高了、貧困減少了，民眾還是認為這與政府無關。

所以從根本上看，雖然印度有窮人的政治代表而中國的窮人缺乏政治參與，但中國在基本公共設施的提供方面，像是公路、電力、排水和供水系統(tǒng)，以及真正有老師的學校，是贏過了印度。

這種異于直覺的狀況與這樣一個現實有關：在中國，政府通過經濟的增長來獲得合法性；但在印度，一個政黨統(tǒng)治的合法不過是因為它是民選的。因此，實現許諾不如贏得選舉來得重要。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許多方面都使得印度歷屆政府無需一定要履行其許諾。但中國領導者不可能負擔得起這種奢侈。因此，中國政府對于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問題會比正常反應更為敏感，這就引出了另一個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中國在新世紀的前途在哪里？

這個問題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依據一位作家最近的描述，對中國未來的看法分為“平穩(wěn)假定”—這種觀點認為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自然結果，以及“巨變假定”—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現有政體的悖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崩潰。

不可否認的是，目前的中國充滿各種矛盾。社會和經濟自由與政治掌控之間存在著摩擦，城市中產階層充滿矛盾的需求和抱負，與農民和民工存在著碰撞。從建筑到宗教，古老的傳統(tǒng)、強加的現代性以及復興的傳統(tǒng)之間令人不安的共存現象四處易見。從瑜伽老師到酒店門童，對于一群群來此淘金的外國人來說，中國正在迅速成為機遇之地；但同時，中國又有上億的貧困人口隨時準備冒著生命危險尋找機會離開故鄉(xiāng)。這里充滿了對立，混亂和控制、變革和延續(xù)、財富和貧窮、善良與邪惡，以一種有可能引發(fā)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于意識形態(tài)的條條框框，中國政府（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如此）依經驗行事，調和各種矛盾的技巧之嫻熟，令人吃驚。他們或許一直在走鋼絲，但中國人的雜技技巧可是聲名在外的。因此在我看來，崩潰或者民主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來數年內，中國很有可能繼續(xù)成功地延續(xù)其目前的經濟增長和改革策略，同時伴以小幅度的政治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