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傅柯（一譯福柯）《規(guī)訓與懲罰》（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是劉北成、楊遠嬰從英文本翻譯的中譯本。傅柯在此書第一章中指出，“權力產生知識（而且權力鼓勵知識，并不僅僅是因為知識為權力服務，權力使用知識，也不僅僅是因為知識有用），權力與知識是直接相互指涉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也就不會有任何知識”（26頁）。我想這是指，知識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是建立在一個大多數(shù)人共同認可并自愿遵循的基礎上的，而這種“共識”的產生，是由于其背后有一個不言而喻的“終極性依據(jù)”，當這個依據(jù)確立這個“共識”，它就確立了一種人們自愿接受和服從的“權力”，而它本身衍生出來的一系列道理，就成為“知識”。古代中國所謂的“天經地義”，確立了“王權”與解釋王權的“知識”，可以作為這一說法的證明。本來那些未必“天經地義”的知識在這種“權力地圖”中，“掩飾了自己超常的獨特性”而成了“普遍真理”（21頁）。

傅柯在談到后世溫和的懲罰方式時，說了一段相當精彩的話：“盛大的公開處決的恐怖儀式，逐漸讓位給這種嚴肅的戲劇—后者場面豐富多彩，更具有說服力，而且公眾的記憶將會以傳聞的方式復制法律的嚴峻話語”（112頁）。其實，儒者的思想與法家的思想在維護秩序上的差異，就在于此，后者通過嚴刑酷法向公眾表現(xiàn)國家機器的暴力，而前者則通過規(guī)訓、示范、暗示、象征的方式，使人們記憶中加深對這種懲罰的印象。后世儒家士紳一方面用道德嚴厲主義規(guī)訓，一方面用禮制與家法族規(guī)懲罰，其實已經對自己建立合理的秩序失去了信心。

“學校變成一種不斷考試的機構”，傅柯說，在考試中不是學生與學生的智力較量，而是個人與全體的互相角力，這樣才成為“進行度量與判斷”（185頁），在這種強迫性的規(guī)訓中，就是在“一種機制中實施能夠提取和建構知識的權力關系”（184頁）。按照他的說法，通過考試，學生被權力納入其許可的知識范圍，而他們理解的知識也就在他的身心中，構造了一種控制他的權力，似乎可以從這一角度來思考從古代科舉到現(xiàn)代高考的試卷。

（1997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