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種廣泛傳播的樂觀主義對我而言有些陌生，但我還是對其心存感激，并不把它看作社會的弊端。我覺得，人們把煩心事留給自己，而不是讓自己的負面情緒感染別人，這種做法是很體貼的：人們珍視自己的好心情，也愿意尊重別人的好心情?？墒?，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我開始細致研究樂觀主義的時候，我發(fā)現了一些更微妙的東西。研究開始之初，冷戰(zhàn)（譯注：Cold War，冷戰(zhàn)。指的是1947年至1991年間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兩個陣營除直接交戰(zhàn)以外，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意識形態(tài)等各方面都處于對抗狀態(tài)的時期。這個詞起源于1947年4月16日參議員伯納德·巴魯克的一次演說）這期間東德地區(qū)的所見所聞給了我很多啟迪。我觀察研究的是兩種人的抑郁行為在跨文化層面上的不同，并比較二者對前景的悲觀心態(tài)，這兩種人，一是生活在東德社會主義環(huán)境下的人民，另一種是生活在西德更開放、更民主社會環(huán)境下的人民。在那次研究調查中，我深入東柏林和西柏林（譯注：柏林原稱“大柏林市”，二戰(zhàn)前為德國的首都。戰(zhàn)后，根據《波茨坦協定》，柏林被蘇美英法四國分區(qū)占領。1948年蘇聯占領的東部地區(qū)成立了大柏林臨時民主政府；1949年，美英法三國又在西部通過市議會選舉組成西柏林市政府。至此，一個完整的柏林分裂成東、西柏林兩部分）“接壤”的酒吧里，觀察、探索男性泡吧者的憂愁跡象。

那時，西德及其他國家地區(qū)的人對一件事很是好奇，那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否在人民的幸福和安全感方面比其他社會制度存在更多優(yōu)勢。因為在這種社會制度下，人人平等，全民福利，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住所。可是，我在東德的酒吧里所看到的消沉跡象——如垂頭喪氣、面帶憂愁等——要比在西德的酒吧里看到的多。有趣的是，在跟人們交流的時候，我發(fā)現，東德的人民在即將開始一天的生活時，對美好的前景更多的是依賴于盲目的樂觀幻想。

有一次，一個東德的畫家向我表達了他被“困”在東柏林的懊惱。他沒有畫布、顏料及其他追逐藝術夢想所需的基本材料，并且在思想層面，當局明顯妨礙他對藝術的追求。盡管如此，這位繼承了胡安·米羅[譯注：Joan Miró（1893~1983），西班牙畫家、雕塑家、陶藝家、版畫家，超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是和畢加索、達利齊名的20世紀超現實主義繪畫大師之一]和保羅·克利[譯注：Paul Klee（1879—1940），德裔瑞士畫家]的繪畫風格、作品精致細膩的畫家，卻告訴我他要到國外去繼續(xù)他的藝術事業(yè)?！翱傆幸惶欤乙グ屠??！彼鎺⑿?，輕聲說道。說完就轉頭看著窗外，嘆了口氣。就是這個令人心酸的時刻，清楚說明了樂觀幻想在人身上的不死不滅。

像這樣的談話，加深了我對樂觀主義的了解。“積極心理學運動”[譯注：20世紀末西方心理學界興起的一股新的研究思潮。其創(chuàng)始人是美國當代著名的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肯農·謝爾頓（Kennon M. Sheldon）和勞拉·金（Laura King）。積極心理學主張研究人類積極的品質，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潛在的具有建設性的力量，促進個人和社會的發(fā)展，使人類走向幸福]的發(fā)起人、亦是我在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指導老師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認為，樂觀主義是人基于以往成功經歷上的，對未來的信念和期待。塞利格曼研究發(fā)現，當我們對迄今為止的現實基本了解、并推斷出——未來將會繼續(xù)沿襲這種狀況的時候，我們就會變得非常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