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建造的多數(shù)圖書館都以儲存印本書為主要目的，通常都為圖書的增加預留了空間。雷頓發(fā)現(xiàn)，托比亞克的設施到2030 年就要裝滿了，也許時間還要早得多。他見到的設計方案“太對稱、太透明”，將來若要適應發(fā)展需要，改建的可能性也很小。存放書籍的書架長度400 公里，約合248 英里，再增加就不可能了。他認為一個解決的辦法就是“把中央的空洞填滿”，也就是現(xiàn)在花園的位置，“但是我懷疑，現(xiàn)在的巨井不是為將537來的擴張而設備的”。雷頓還認為十一個閱覽室的位置距離圖書太遠，而且，把圖書分散在四幢塔樓的六十個“不連續(xù)的層面”里，將使圖書及時運送到讀者手中特別費力，不得不大量依靠技術設備。“現(xiàn)在各地圖書館由于自動升降輸送機、聯(lián)絡電話以及真空管道系統(tǒng)運轉不如預期而棄置不用，這種現(xiàn)象實在太普遍了。原因還有很多，有人說維護這套系統(tǒng)太貴，有人說噪音太大，有人說損害了書籍，有人說靠不住，或者由于圖書館機能轉變而使系統(tǒng)陳舊過時了。”雷頓寫的這些話發(fā)表在新圖書館向讀者開放的七年以前，后來的事實證明了他的預見。但是他仍舊滿懷希望地表示：“如果有足夠的錢、足夠的人員、足夠的空間和耐心，這個方案是能夠實現(xiàn)的。然而要使這個建筑運轉良好，所需的條件實在太多，因此似乎可以肯定，它注定難以良好運轉。”

雷頓的評論并不限于圖書儲存的科學以及閱覽室的布局，他還考慮到，這個設計要求來訪者步行爬上一大段木臺階，下樓時卻必須靠電梯回到主要門口。幾年后，我和他在電話中作了幾次長談，他還把英語版的評估報告寄給了我。他告訴我：“我提出的問題都是直言不諱的。把玻璃高樓作為民族遺產的標志。這個想法很有趣，但是我在文章中說過，圖書將

受到烘烤。法國國家藏書的很大一部分都放在這幾個高樓里，他們想把這些書完全曝露在外面。”

雷頓聲明，他不是建筑師，不設計圖書館，只是對設計提出評論，但是他很清楚應當抓住首要問題。

“書籍是供人閱讀的，電腦是供人作研究的。我完全不干預圖書采購的工作，但是我堅持認為，一部大型的收藏，不論其內容如何，總會按一定的速度不斷增加。我看不見有任何因素在短538期內將制止印刷材料的增長。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對于保存材料的各種問題感興趣，我對于保持圖書館各項機能的合理關系也感興趣。”

雷頓認為，人們對于圖書館作用的看法與態(tài)度總是在周而復始地轉變。

“最近四十到五十年間，一種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很流行，主張發(fā)揮既定空間的作用。我覺得現(xiàn)在一代人的興趣已經轉移了，他們的設計總是在講故事，這種講故事的觀念與超越技術的邏輯有關系。”

講故事的手法在佩羅的設計中表現(xiàn)得清楚：

四個裝滿民族文化遺產的玻璃高塔圍繞著挪威松樹的花園，松樹是從盧昂完整移植過來的。雷頓說：

“我對這個設計的態(tài)度是實用主義的。建筑師以藝術的方法講了故事，但是它必須講究效率和作用。”

佩羅的設計使他最感到不安的地方，是“如此大量的人類精力花費”

將用于建造一所圖書館，然而卻“很少考慮到書的特性、人的特性，以及使用和儲存信息的特性”。

雷頓是兩版《研究型學術圖書館建筑規(guī)劃》一書的作者；這本書由哈佛大學學院圖書館前館長、已故的麥特卡夫（Keyes D. Metcalf）所首創(chuàng)，由雷頓完成了標準文本，由美國圖書館協(xié)會發(fā)行出版。因為雷頓具備不容置疑的地位，法國有關當局不能對他的批評置之不理。他們繼續(xù)請雷頓擔任顧問，他說：

“他們請我去法國過了一星期，給我一張書桌和一臺電腦。那時方案已經在執(zhí)行了。我提了一些建議，有些建議被采納了。他們要求我保守秘密。我感到他們聘用我，是希望我不要再寫批評那所圖書館539的文章，然而我的正式報告，他們已經有選擇地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