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農歷臘月二十六),是我最后一次見到賈大山。經(jīng)過石家莊和北京兩所醫(yī)院的確診,癌細胞已擴散至大山的肝臟、胰臟和腹腔。大山躺在縣醫(yī)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樣,見到我們立即掙扎著從床上坐起來。這時的大山已瘦得不成樣子,他的病態(tài)使我失去了再勸他安心養(yǎng)病的勇氣。以大山審時度勢的聰慧,對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于是我們不再說病,只不著邊際地說世態(tài)和人情。有兩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大山講起某位他認識的官員晚上出去打麻將,說是兩里地的路程也要乘小車去。打一整夜,就讓司機在門口等一整夜。大山說:“你就是騎著個驢去打麻將,也得喂驢吃幾口草吧,何況司機是個人呢!”說這話時他揮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指著一個什么地方,義憤非常。我未曾想到,一個病到如此的人,還能對一件與他無關的事如此認真??烧l又敢說這事真的與他無關呢?作為作家的賈大山,正是這種充滿著正義感和人性尊嚴的情感不斷成就著他的創(chuàng)作。他的疾惡如仇和清正廉潔,在生他養(yǎng)他的正定城有口皆碑。我不禁想起幾年前那個健康、幽默、出口成章的賈大山,他曾經(jīng)告訴我們,有一回,大約在他當縣文化局局長的時候,局里的話務員接到電話通知他去開一個會,還問他開那么多會真有用的有多少,有些會就是花國家的錢吃吃喝喝。賈大山回答說這叫“酒肉穿腸過,工農留心中”。他是在告誡自己酒肉穿腸過的時候別忘了心中留住百姓呢,還是譏諷自己酒肉穿腸過的時候百姓怎還會在心中留呢?也許告誡、譏諷兼而有之,不經(jīng)意間透著沉重,正好比他的有些小說。
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與大山的最后一次見面,還聽他講起另一件事:幾個陌生的中學生曾經(jīng)在病房門口探望他。他說他們本是來醫(yī)院看同學的,他們的同學做了闌尾炎手術,住在賈大山隔壁。那住院的同學問他們,你們知道我隔壁住著誰嗎?住著作家賈大山。幾個同學都在語文課本上讀過賈大山的小說,就問我們能不能去看看他。這同學說他病得重,你們別打擾,就站在門口,從門上的小窗戶往里看看吧。于是幾個同學輪流湊到賈大山病房門前,隔著玻璃看望了他。這使大山心情很不平靜,當他講述這件事時,他的嗓音忽然不再喑啞,他的語氣十分柔和。他不掩飾他的自豪和對此事的在意,他說:“幾個陌生的中學生能想到來看看我,這說明我的作品對人們還是有意義的,你說是不是?”他的這種自豪和在意使我忽然覺得,自一九九五年他生病以來,雖有遠近不少同好親友前來看望,但似乎沒有誰能抵得上幾個陌生的中學生那一次短暫的隔窗相望。寂寞多年的賈大山,仿佛只有從這幾個陌生的孩子身上,才真信了他確有讀者,他的作品的確沒被遺忘。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日(正月十四)大山離開了我們,他同疾病抗爭到最后一刻。小梅嫂子說,他正是在最絕望的時候生出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的希望,他甚至決心在春節(jié)過后再去北京治病。他的渴望其實不多,我想那該是倚仗健康的身體,用明凈的心,寫好的東西。如他自己所期望的:“我不想再用文學圖解政策,也不想用文學圖解弗洛伊德或別的什么。我只想在我所熟悉的土地上,尋找一點天籟之聲、自然之趣,以娛悅讀者,充實自己。”雖然他已不再有這樣的可能。但是觀其一生,他其實一貫是這樣做的。他這種難能可貴的“一貫”,使他留給文壇、留給讀者的就不僅是獨具氣韻的小說,還有他那令人欽佩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謹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說中借著主人公,一個鞋店掌柜的嘴說過:“人也有字號,不能倒了字號。”文章至此,我想說,大山的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號也不倒。
賈大山作品所傳遞出的積極的道德秩序和優(yōu)雅的文化價值,相信能讓并不熟知他的讀者心生歡悅,讓始終惦念他的文學同好們長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