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救災救濟司與財政部的社會保障司通過多次研究，達成較為一致的意見，救災制度開始實行兩個方面的改革：一是建立應急救助的撥款制度，即按照轉移人口的多少來確定標準，由中央財政下?lián)芙涃M給地方，為應急時期地方政府采購救災物資以及其他應急救援事項使用；另一個是提高農村住房因災倒塌恢復重建的中央財政補貼標準，從原來的每間65 元提高到300 元。有趣的是，這兩個方面的改革也是民政部、財政部博弈的一個結果。

因為，財政部為了統(tǒng)一全國財務的管理，決定實現所有的財政撥款都要使用財政部的統(tǒng)一文號，但是，只有救災款的下?lián)苁敲裾亢拓斦康穆?lián)合文號，并且民政部排在前面，這意味著，民政部在救災款的撥付方面有著最終的決定權。財政部希望將這樣的文號規(guī)則改變過來，我們提出了一定的條件，就是要建立應急救助款的項目，并且要提高救災的補貼標準。如果說，提高救災標準只是一個資金的多少問題，那么，建立應急時期的救助撥款項目，則是中國幾千年救災歷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創(chuàng)新，并且也為中國應急救助制度的現代化提供了一個最為重要的基礎。

2003 年，我國遭遇“非典”事件，全國捐贈款物達40 億元，當時人們都盡量不外出，大街上人很少，機關原則上不上班，北京幾乎有了空城的感覺。由于救災救濟司負責捐贈事務的辦理，我自然也是少有的值班人員之一。

在值班的過程中，我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應急救助體系建設的緊迫性。那時，我與同事們討論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么劃分災害等級，實行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分級管理的政策落實不了？一些同事當然也提到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問題，認為救災救濟司不可能改變這種局面。我問道：全世界有沒有這種按照災害等級實施災害管理的辦法？

于是大家共同查找資料，結果使大家非常掃興，因為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實行這樣的制度，即使發(fā)達國家也是一樣。于是，我又問：為什么發(fā)達國家都沒有辦法實行的制度一定要強制在中國實行？看來我們的制度設計出了問題，不是“下面”要對付我們，實際上是我們的政策脫離了中國和世界的實際，“下面”當然沒有辦法實行。困擾我多年的問題似乎也有了一個十分不同的結論，我想起了一句話：對牛彈琴，其實也是對彈琴者的譏笑，不能說人家不理解就埋怨別人水平低，就沒有看一下自己的語言、政策和措施是不是合乎實際！結果，我們進行了自然災害管理的根本性制度創(chuàng)新，決定建立中國特色的災害三級響應制度，即對救災救濟司的救災響應劃分等級，而不是為地方劃分等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