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11日，鄧小平和鄧紹圣以及其他近200名勤工儉學學生—他們當中大約有一半人來自四川，從上海乘坐“盎特萊蓬”號郵船赴法。他們乘坐的是價位最低的四等艙，沒有自己的客艙，也不能到餐廳吃飯。他們只能睡在甲板上或者通風條件很差的貨艙里，而且要自己找地方準備一日三餐。從幾位勤工儉學學生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他們這次航行吃盡了苦頭，有很多人暈船，還有很多人開始想家，以至于還沒有到馬賽，很多人就已經(jīng)在自問：這輩子是否還能回到祖國？

鄧和他的同伴們于10月19日抵達馬賽，隨即前往巴黎。華法教育會的官員把這些來自重慶留法預備學校的學生每20人左右分為一組，并按組把他們分送到一些省的中學就讀。鄧小平和他的叔叔鄧紹圣被分在同一個組，他們被送往諾曼底的巴耶中學。

在巴耶中學，這些年輕的中國學生被編在一個特殊的班里，重新開始中斷了的法語學習。按照原定的計劃，他們要繼續(xù)學習法語，直到他們的法語達到一定程度后，才能開始學習正常的中學課程。在這個階段，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可能轉(zhuǎn)到別的學校學習，還有一些人則選擇到工廠做工，為的是能學到一些基本的工業(yè)技能，同時也是為了多掙些錢，用作日后進一步學習深造的費用。其中后一種學生都是家境比較貧困的勤工儉學學生，他們到達法國后沒有多余的錢可以存在華法教育會，家里也沒有錢接濟他們。

更大的麻煩還在后面。1921年1月，華法教育會發(fā)出通告，說該會的經(jīng)費已經(jīng)用完，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費用的學生才能繼續(xù)留在學校就讀。引發(fā)這一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華法教育會管理不善。當初，教育會容許來法國的勤工儉學的學生眾多，但它沒能開辟新的財源來滿足日益增加的開銷。其實，這個危機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李石曾（此時他已回國）和發(fā)起留法勤工儉學活動的其他負責人能夠積極地去募捐，結(jié)果也許不會這么糟。然而他們沒有這樣做。在整個1920年，他們對這項運動逐漸失去興趣，部分原因可能是這件事管理起來太麻煩，但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們認為，要加強中法文化聯(lián)系，把法國有用的知識引入中國，有個更好的辦法，那就是按照法國的辦學模式在中法兩國設立高等教育機構(gòu)。這個設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能得到法國政府的資金支持，這筆資金法國政府可以從1901年的庚子賠款中調(diào)撥。很顯然，這一點是勤工儉學運動無法做到的。

這些遠離祖國的勤工儉學學生并不了解這場危機是怎么發(fā)生的。所以當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以華法教育會會長的身份在巴黎宣布，該會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再也無法照顧他們，他們必須自謀生路的時候，這些留法學生感到十分震驚。

對鄧小平來說，這場危機導致的直接結(jié)果是，他所在的巴耶中學那個特殊班被撤銷了。當時，他家里還給他寄錢，按理說，他可以請求華法教育會為他另找一所學校。但他并沒有這樣做，而是到了克魯梭的施奈德鋼鐵廠做工，他這樣做或許是自己的選擇，或許是接受了其他人的勸說。克魯梭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間。在施奈德鋼鐵廠，當時已經(jīng)有幾十名勤工儉學學生和約一千名普通的中國工人在做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