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成長

發(fā)源于江西省安遠縣與尋烏縣交界的三百山基隆嶂的定南水（又名九曲河），向西南流經廣東省龍川縣、東源縣、紫金縣、惠陽縣至東莞市石龍鎮(zhèn)進入珠江三角洲，最終于東南匯入獅子洋。集水面積35340平方公里，河長562公里，平均年徑流量257億立方米。干流在龍川縣合河壩以上稱尋鄔水，匯貝嶺水后始稱東江。

滾滾西流的東江，在東江重鎮(zhèn)惠州市同汩汩南來的西支江合流。西支江上源有多祝江和淡水河，自東而西，從南而北，迤邐而來。在淡水河中段的河畔有一個小集，名叫永湖墟，沿河再北去約五六華里，有一個鄧、范兩姓共居的村子，它就是廣東省惠陽縣（永湖鄉(xiāng)）鹿頸村（今惠州市惠城區(qū)三棟鎮(zhèn)）。1895年3月1日，鄧演達就出身于這里的一個普通的農戶家庭。

惠州三棟鎮(zhèn)（民居）

鄧演達，字擇生，曾化名策成、仲干。他家祖輩務農，并以永湖淡水間船運作為農閑時的副業(yè)，家境清貧。他的父親鄧鏡仁（“仁”字又用“人”），在清光緒年間讀書應試，考取了秀才。鄧鏡仁熱心教育事業(yè)，親手在家鄉(xiāng)創(chuàng)辦了鹿頸小學，并曾任香港大埔墟崇德學校的校董。1905年起，他還先后在惠陽淡水墟崇雅學堂和惠州城里的一些學校任教。1921年曾赴日本游歷，考察教育。鄧鏡仁為人豁達豪爽，中年時結識了家在淡水的中國同盟會會員鄧鏗（1886-1922，字仲元），1920年得到鄧鏗的推薦，到海南島儋縣當過短期的縣長。鄧鏡仁同情孫中山（1866-1925）的民主革命，支持鄧演達走向革命道路，這對青少年時期的鄧演達產生了重要影響。1925年當軍閥陳炯明（1875-1933）盤踞惠陽一帶時，鄧鏡仁攜家室到香港避難，后來把家安在香港大埔墟，1936年回到廣州后病逝。鄧演達的母親葉氏，人們稱她為“秀才娘”，是一位慈祥勤勞的農家婦女，在家操持農務，約在1933年逝世。鄧演達從小受到父母親善良品格的陶冶，就萌發(fā)了奮發(fā)向上、報效國家的思想。鄧演達的母親生了四個子女，他排行第四。他有一位哥哥、兩位姐姐。哥哥鄧演存，生于1889年，字競生。鄧鏡仁為他兩個兒子所起的名字，寓意于《天演論》所宣傳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從這方面可以看出鄧鏡仁對于進化論的信仰和對于“新學”的向往。鄧演存畢業(yè)于北京陸軍大學，參加過北伐戰(zhàn)爭，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漢陽、石井、潖江等兵工廠廠長，曾受陳濟堂派遣去德國考察，一生從事軍事武器技術的研究，1949年后歷任廣東省政協委員、省參事等職。1979年春在廣州病逝，享年90歲。鄧演達的大姐名叫鄧立璀，二姐名叫鄧立燕。

鄧演達

鄧演達與哥哥鄧演存手足情深，而兄弟倆對于政治上的主張和行動卻不相聞問。他們在廣東陸軍小學讀書時，鄧演存每次寫信回家，都是問候父母親和家人好，而鄧演達每次寫信回家，都是問及家鄉(xiāng)地形和軍事情況，反映出鄧演達的政治追求與其兄有很大的不同。

鄧演達的父母

鄧演達的夫人鄭立真（約1897-1939）是鄰村溪塘村人。她出身于舊中國傳統(tǒng)家庭，與鄧演達的婚姻乃舊禮所促成，所以夫妻生活平淡，但是兩人互敬互愛。鄧演達秉持真誠的婚姻觀，親自教她讀書識字，鼓勵她進步。因鄧演達長期在外工作，主要靠鄭立真在家侍候父母，主持家務，盡守孝道。鄭立真也不辜負鄧演達的期望，考進廣州圖強助產學校學習，直至畢業(yè)。

鄧演達在兩次出國期間，曾20多次寫信給鄭立真，仍繼續(xù)鼓勵她學習，并要求她到社會上工作，自立自強，并把國外的觀感，特別是西方的男女平等關系進行詳細的傾訴，鞭撻中國封建婚姻對女子的殘害。他希望能徹底推翻中國的封建制度，并對封建思想進行徹底反叛，因此在婚姻家庭問題上，對婚姻自由給予極大的贊賞和支持，且身體力行，要求與鄭立真解除舊的不合理的婚姻關系。他曾規(guī)勸鄭立真尋找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向封建禮教抗爭。鄭立真十分爭氣，她忍受著內心的痛苦，珍惜與鄧演達結下的夫妻感情，在鄧演達的教育下，走向堅強和成熟。1926年國共合作出師北伐時，為支持鄧演達和支持革命，鄭立真隨軍參加救護隊，并擔任隊長，日夜戰(zhàn)斗在救死扶傷的第一線。北伐結束后，鄧演達全副身心為國家而無暇顧及小家，曾提出與鄭立真分居、分離，但鄭不為所惱，依然如故支持鄧演達，支持中國革命。

鄧演達遇害后，鄭立真為了反抗蔣介石，辭去醫(yī)療隊的工作，沉默隱居，終日憂郁寡歡，不幸患上乳腺癌，手術后于1939年8月在香港去世，終年41歲。

鄧演達在1925年至1930年間兩次旅居國外（主要在德國、俄國），從國外共寄回20多封信，這些信一直被鄭立真保存著。直到她去世以后，彭澤民（大革命時期曾任國民黨海外部部長、后任農工民主黨副主席）才受委托把這些信和鄧演達的有關遺物保存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彭澤民調北京任政務院（后改國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僑聯副主席，他通過農工民主黨廣東省委把信帶到北京，送農工民主黨中央保存?！拔母铩鼻跋?，農工民主黨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季方為防止鄧演達的家信和有關資料遭到沖擊與損失，就把它們秘密轉移到自己家里?！拔母铩遍_始后，季方為周恩來總理指名重點保護的對象，因此這些信免遭毀壞，得以保存。季方逝世后，他的女兒在清理他的遺物時發(fā)現這些信件。鄧演達遇難72周年之際，鄧京育從季方女兒手上收到了這批信的影印件。鄧京育便將信轉送給當時的廣東鄧演達研究會會長梅日新，研究鄧演達的學者由此得以知曉研讀。20多封給夫人鄭立真的信和一封給哥哥鄧演存的信，反映了鄧演達對其妻子、家人、朋友的親情和關愛，也凸現了他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憂國憂民的深切情懷。

鄧演達從小生長在農村，對于農民的生活疾苦有深切的了解。他的故鄉(xiāng)鹿頸村，地主與佃戶分區(qū)居住，階級對立明顯，生活懸殊。地主的橫暴，農民的貧困，在鄧演達幼小的心靈里刻下了深深的印痕，這是孕育他的農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思想的原始酵素。

鹿頸村在自然環(huán)境方面有獨特之處，它對鄧演達革命意識和勇敢性格的形成以及軍事才能的啟迪，都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鄧演達故居

淡水河流經鹿頸村這一段，當地人叫它為大江。在平時，它是天然的游泳場。童年的鄧演達和一伙袒露著屁股的孩子，帶著幾分野性，跑著從高岸跳入很深的河水中，時而順流而下，時而逆流而上，時而橫渡對岸，或俯或仰，或浮或沉，或相賽或打“水仗”，從中增強了體魄，鍛煉了膽量和意志。但是這條大江是不馴服的。每年臺風暴雨季節(jié)，它的野性就要發(fā)作：泛濫成災，一片水汪汪。輕則淹沒河岸附近農田，造成減產或失收；重則殃及村莊，房屋沒頂，倒墻毀舍。

每當洪水到來，有經驗的農民都聚集在一起研究分析水情，及時采取應急措施，即使洪水來勢很猛，群眾都非常鎮(zhèn)定，從不慌亂。生活在這樣的自然環(huán)境中的農民，靠自耕或佃租土地，都很難維持溫飽的生活。一部分窮苦人便去當船工，上淡水，下惠州。當船工是一種勞動強度很高的苦力行業(yè)，長年累月都要在酷暑烈日或暴風驟雨中過著用竹篙撐船、赤膊拉纖、跋山涉水的生活。這種嚴酷的自然條件和生活條件，錘煉了當地勞動人民同大自然和貧困作斗爭的堅毅、耐勞和勇敢的精神。鄧演達在這種精神的熏陶下，從小就知道人間有苦難與窮困、骯臟與黑暗，知道機智能生巧、頑強能勝天。

鄧演達兒時的樂土，除了大江以外，還有壩地，那就是鹿頸村對岸那一片望不到邊的草地。它是周圍群眾放牧、打草的好地方，又是幼年鄧演達盡情嬉戲、試騎演習的廣闊天地。在閑時，每天清晨，家家戶戶的牧牛人（大多是牧童）都攜帶著午餐用的大米（或番薯）、咸菜（或咸魚）到壩地去放牧。在這里放牧，人們要把系著牛繩的牛鼻圈卸下，讓牛恢復它的天性，自由自在地在草原上吃草、奔馳、翻滾、追逐。公牛間角逐相斗那是常有的事。相斗的兩頭牛如果勢均力敵，就會斗得傷痕道道，甚至斷角、跛腿，有的還被挖出眼睛。當爭斗正酣、有生命危險的時候，牧牛人中的驍勇者就會上前去攔截，把它們驅散，其驚險程度，不亞于西班牙的斗牛。傍晚時分，互相認識的牛又會聚集到回家的河邊，牧牛人給牛套上系著牛繩的牛鼻圈，騎上牛背，悠然自得，列隊回村。牧牛人雖然沒有什么組織，但是同姓親房的一群牧牛人中，自然形成一兩位頭領。他們有很強的團結性，早晚同出同歸，中午挖地為灶，拾柴煮飯。這種草原式的放牧，即使河水漲滿，只要壩地還沒有被全部淹沒，照樣可以進行。因為當地人役使的是水牛，水牛喜歡水又會游泳，牧牛人把衣服和食物放在頭頂的竹笠上，身立牛背，同牛一起過河。過河時，牛在水中泅游，只露出一個鼻子和一對牛角，牧牛人的雙腳也浸入水中，手提著牛繩，邊吆喝邊唱著山歌。

這是一幅有趣、壯觀而生機勃勃的放牧圖。兒時的鄧演達，從這幅放牧圖中領略到無窮的樂趣，汲取到有益的精神養(yǎng)料。他酷愛大自然，也愛熱鬧，自幼常常跟著大哥大叔們到放牧的壩地上，練習騎牛的技術，觀看斗牛的場面，陶醉在這種松散而團結的集體和美妙的境界里，盡情地表現自己，發(fā)泄他那過剩的精力。聰敏活潑的鄧演達在壩地上的種種經歷，為他成人后所具有的那種熱情豪放、堅毅倔強、勇敢忠厚的思想作風，打下了最初的基礎。大江和壩地就這樣作為搖籃，哺育著鄧演達逐漸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