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隨中山

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早于鄧演達29年（1866）出生在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

近代以來，廣州（廣東）是中國先進思想、革命的策源地、發(fā)源地，中國近代幾個最著名、最重要的革命家、變革家、思想家，如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都是廣東人。近代中國在被迫打開國門之后，一直被視為邊緣文化的嶺南文化充分顯示出其強大的生命力。廣東人（嶺南人）得風氣之先，在中國大部分地區(qū)還處于濃厚的封建思想影響下的時候，就已經競相向西方學習現代科學與民主思想，尋找救國強國的真理。嶺南人的先進思想、變革和革命，輻射全國，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中國。從洪秀全、洪仁玕到康有為、梁啟超再到孫中山，廣東成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革新發(fā)展了的嶺南文化從廣東輻射全國，在中國現代化民主化的歷史進程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

1905年8月20日，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會上孫中山被選舉為總理，黃興為庶務。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發(fā)刊詞里，孫中山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即“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隨后，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積極發(fā)動武裝起義，以此喚醒中國人民，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其所倡導的民主革命的綱領。三民主義的發(fā)展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即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它是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遺產。在《民報》發(fā)刊時，孫中山認為：“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fā)舒，百年銳于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后，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p>

當中國革命歷程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時，孫中山接受了國際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發(fā)展為新三民主義：在民族主義中突出了反帝的課題，“民族解放之斗爭，對于多數之民眾，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在民權主義中進一步揭露了封建軍閥、官僚的暴戾恣肆；在民生主義中則強調了“耕者有其田”的觀點，闡發(fā)了“使私有資本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思想。

這一理論對中國的民主革命起到了重大的指導和推動作用，極具思想價值和歷史意義。鄧演達成為孫中山的信徒，服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并在其學習和革命生涯中，對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作出自己的思考，甚至有些獨到的見解。

在鄧演達早期的家庭教育中，已經有了民族主義理念的滲透，從他父親給他起的名字中便能反映，后來他與民族主義有更多的接觸和思考。與西方的接觸和對西方的了解，使他深刻地認識到，民族主義是一種集體動力，是霸權或強權的基礎，不訴諸民族主義，國家難以獲得力量，難以成為國際社會平等的一員，難以立足于世界。因此，鄧演達在革命生涯中大力宣傳民族主義的理念，他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宣傳，喚醒民眾，從而為國民革命提供集體性的動力。由于革命生涯的短暫，他未能形成系統化、成熟化的民族主義理論，思想火花卻四處閃耀。翻閱他的講話、書札、文稿，可以看出他是這樣理解的：（1）關于民族性的界定，鄧演達的思想屬于族裔民族主義，即一個民族有著古老和一致的起源，共同體被視為自然的分組，其特征被視為是與生俱來的，這種民族邊界認定的結果必然是各族裔民族的自決和解放，因此，鄧演達曾強調，“要確定國內弱小民族的利益，如滿，蒙，回，藏，使其團結于我黨旗幟之下，有解放的機會”，他還堅持“根據同樣自由平等的原則，結合為五族共和國”，他認為“這種決定是很有意義的，不然，我們革命，蒙古和西藏等弱小民族便會被帝國主義利用來分裂我們”。（2）不同于西方早發(fā)展國家承載民族主義的主體階層是市民階層，在中國，承載民族主義的主要階層是以農民為主的平民，中國的民族革命是“平民的民族革命”，鄧演達深刻地認識到，不喚醒廣大的農民，民族主義必然不能在中國深深地扎根，近代中國的民族革命必不能完成。（3）關于民族主義的組織原則，由于在中國承載民族主義的主體階層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平民階層，農民的特點是雖然有著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要求，但是他們沒有經濟資源，也沒有社會地位，是力量相當分散的群體，也是不相信個人自我能力的群體，因此，鄧演達認為，必須通過嚴格的組織紀律將這些分散的力量團結起來，農民階層方能成為有所承擔的階層。他指出，“個人的力量是很小的，個人無法代表著時代的要求；只有與偉大的運動的社會連成一氣，勇猛前進，才有生命”。（4）反對不平等的世界主義。鄧演達指出：“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現時所需要的是民族的平民的解放，中國人民的事要由中國人解決，也只有中國平民自己可以解決”，“我們一定要聯合以平等待我的革命勢力及民族，而排斥及抗拒不以平等待我，蔑視中國民族要求的勢力及民族，才能解放中國”。這個觀點與孫中山先生“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是一致的。

20世紀初，孫中山對中國的官僚體系這樣分析和描述過：“支那國制，自秦政滅六國，廢封建而為郡縣，焚書坑儒，務愚黔首，以行專制。歷代因之，視國家為一人之產業(yè)，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產；而民生庶務，與一姓之存亡無關者，政府置而不問，人民亦從無監(jiān)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國自為國，民自為民，國政庶事，儼分兩途，大有風馬牛不相及之別。政府與人民之交涉，只有收納賦稅之一事，如地主之于佃人，惟其租稅無欠則兩不過問矣?！痹谶@種代代相因的封建政治體制之下，一方面人們看到了這種官僚政治的腐敗與黑暗，另一方面也有有識之士體察到，世界范圍內的民主主義思潮給一些西方國家?guī)砬八从械纳鷻C。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主權在民”的思想，議會共和制度等等，贏得了當時尋求中國進步和發(fā)展的先進分子的陣陣喝彩，同樣也激起鄧演達的無限渴望。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民權主義占有核心地位。因為它不僅明確了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的終極目標，而且為國體和政體的改變奠定了理論基礎。對此，鄧演達認為：“民族主義是革帝國主義者統治的命而求中國的自由獨立”；“民權主義是革封建政治的命而造成民主的政治”；“民生主義是革封建經濟的命而得著（走）非資本主義建設道路”。他的民權思想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孫中山的學說。例如，在對封建制度的批判上，孫中山以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為武器，對封建專制政權進行全面批判，但這種批判，“是把清朝政府作為具體的體現者，認為只要推翻了滿清政府，建立了共和國，民權主義即已實現”；鄧演達則立足于對中國國情的分析，主張從改變封建官僚政治體系入手，從而從根本上解決影響社會發(fā)展的根基，認為這是實現民權主義的前提。鄧演達對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官僚政治剖析得入木三分：“中國的政治組織是封建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雖為歷朝統一的集權組織的骨干，而實則每個行政區(qū)域內的官僚首長都保有任免下級官僚及自行征收賦稅、訓練兵馬的全權?！薄斑@兩千多年中，雖然政治組織有過不少的變遷，卻是在本質上無甚大差別”，“兩千年來地主、官僚、孔教三位一體”。因此，他主張徹底鏟除封建制度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從根本上改變封建官僚政治體系，為民權主義的真正實現創(chuàng)造前提條件。

再如，在實現民權主義的途徑上，孫中山由希望改良到決心革命達到推翻封建政權、建立共和國的目的，主張走自上而下的道路；而到了革命后期，鄧演達則認為“中國現時惟一的生路是平民革命”。“要使鄉(xiāng)村的農民起來，使他們自己管理鄉(xiāng)村政治，打倒貪官污吏，肅清土豪劣紳”，從而掌握鄉(xiāng)村的政權，“由各鄉(xiāng)而至改組各區(qū)，由改組各區(qū)而至改組各縣，由各縣而至改組省政府”，讓廣大人民組織起來，“組織而成為鄉(xiāng)民會議，縣民會議，而直至省民會議”，主張走從下到上的道路，使民權主義得以真正實現。

在民生問題上，孫中山提倡“平均地權”和“節(jié)制資本”，鄧演達則從國情出發(fā)，提出在中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建設并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思想主張，對孫中山的理論進行了繼承和發(fā)展。在鄧演達出生至1925年底這30年時間里，由于受到家庭及學校教育的影響，鄧演達自小就懷有為國家利益而投身革命的大志，但這一時期，他大部分時間在廣東，雖然他忠實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機會接觸平民百姓，學習也算刻苦，革命也很英勇，但未形成自己對國家資本主義的系統看法。主要是后來1925年和1927年至1930年兩次國外的學習和生活以及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使他密切關注和思考農民問題，并對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增強了認識。1930年9月1日鄧演達在他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中系統提出了國家資本主義思想，如“實現‘耕者有其田’”，“要有國民會議解決一切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對內立即實行耕者有其田，使土地問題徹底的解決，與發(fā)展國民經濟”，“發(fā)展國家資本”。

孫中山為中國革命辛勤奔波一生，1924年10月，傾向進步的馮玉祥在北京發(fā)動政變，囚禁總統曹錕，推翻北京直系軍閥政府，并發(fā)出和平解決國是通電，力邀孫中山北上。孫中山答應了馮玉祥的邀請，打算北上討論應付北方時局的對策。11月，孫中山視察黃埔軍校，向師生作告別演講，講述北上之目的，勉勵大家為黨和革命作犧牲。10日，孫中山發(fā)表北上宣言。

正當此時，鄧演達在黃埔軍校任職。孫中山北上之后，鄧演達考慮南方時局頗似穩(wěn)定，并有感于蔣介石在軍校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不如前往西方，尋求“真美”，造真實人才而成功，即學成之日，再“挺身以出，為國盡力”，便決心離開黃埔到上海，再前往德國留學深造。他臨行前，致黃紹竑一封長信，勸他不要以武力得到發(fā)展為滿足，而要在思想上得到更進一步的發(fā)展，并叮嚀他不要離開孫中山的革命領導，造成兩廣的分裂。

鄧演達到了歐洲，但他時刻關注帝國主義者對孫中山和對國民黨的議論與態(tài)度。他后來說：“原來外國帝國主義者，一向以為中國是已經將要老死，不可救藥的，萬萬不能再有抬頭的日子了。因為他們已經用很長的時間，處心積慮，強迫中國訂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中國政治的經濟的命運，都早給他們決定了。帝國主義者更因為見得從來中國都沒有民眾的力量，更大膽斷定中國沒有法子再起。”而“總理（指孫中山）北上奮斗的時候，得到了群眾熱烈的歡迎，無論南北，都一致盼望總理的教訓”，因此“帝國主義者至是不能不怕起來。他們都想設種種方法，破壞總理的工作”。

孫中山在北京病情日益加重的時候，帝國主義者幸災樂禍，對此鄧演達十分生氣，那時他在歐洲，他說：“他們的報紙，竟直說如果孫先生一死，中國的革命，就完全沒有希望的。到孫中山死了之后，他們雖然在報紙上也有些表示悲哀的話，但骨子里實是表示他們的安慰快樂的?！?/p>

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不同政治派別的人出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對三民主義作出各種闡釋，運用三民主義服務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戴季陶、蔣介石將三民主義儒家化，以排斥當時已經傳播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汪精衛(wèi)則從實質上將三民主義篡改為賣國主義，為“親日”尋找理論依據?！皬奈寤ò碎T形形色色的三民主義中，惟有鄧演達以其真知灼見和愛國的情懷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闡述，更符合孫中山的本意?！?/p>

對于鄧演達，孫中山先生的評價是十分高的。1920年，25歲的鄧演達擔任粵軍第一師參謀兼步兵獨立營營長，從此緊隨孫中山，孫中山對他十分器重。1922年6月，陳炯明發(fā)動叛變，孫中山蒙難廣州。受孫中山之囑，鄧演達率領起義的一師官兵進行討伐陳炯明的戰(zhàn)斗，討陳聯軍最終占領了廣東。1923年春夏，鄧演達剛剛奉命打垮進犯廣州的沈鴻英叛軍，攻克肇慶城，楊如軒、楊池生又在廣州叛變。孫中山急調團長鄧演達率部拱衛(wèi)大本營。清晨，衛(wèi)隊列隊大元帥府門口，孫中山向衛(wèi)隊走去，對鄧演達說：“我決定授予你少將參軍之職務，鑒于你的戰(zhàn)功卓著……”宋慶齡隨即上前向鄧演達贈送禮品，說：“擇生，這是孫先生親筆題贈給你的照片和書贈你的對聯?！标愑讶蕩椭螒c齡打開對聯，展現出14個大字：“養(yǎng)成樂死之志氣，革去貪生之性根?！睂O中山認為，“革命黨人的精神沒有別的秘訣，就是不怕死”，就是“為國犧牲”，“舍性命來救國”。此后幾個月，孫中山幾次調鄧演達解救急難。孫中山督師討伐陳炯明，兩次致書駐守廣西梧州的鄧演達，要他率部同征。鄧演達不負孫中山的殷殷期望，率部馳援，堅守博羅城，喋血惠州，給陳炯明部以沉重的打擊。鄧演達對孫中山來說，可謂足資倚重、堪托生死的股肱良將。雖然在思想上，孫中山未能看到鄧演達對他的繼承和發(fā)揚，但鄧演達卻真正成為了孫中山一生的追隨者。

鄧演達（右一）與宋慶齡（左二）等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