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我就是一顆螺絲釘

采訪時間：2007年11月24日上午

采訪地點：北京大學王善老師家中

記者：肖龍鳳

采訪對象及簡介：

王善，1929年7月生于北京，祖籍山東掖縣（現(xiàn)萊州市）。1947年8月考入華北文法學院，1949年轉讀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同年8月畢業(yè)分配到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工作。1954年8月調來北大法律系任教，編寫了《財政法》和《民主國家憲法》等教材。1979年調到北大中文系，開設了公共日語、公共漢語和翻譯課等課程。1992年離休。當年應邀赴日本櫪木縣足利市大學預備?？茖W校（足利コミユニテイカレッジ）任教6年。在此期間同日本漢學教授長谷川良一、相原茂以及北大中文系教授曹先擢等先生共同編寫《中日大辭典》，該書于1999年由日本講談社出版社出版發(fā)行，在編委中任顧問職務。

記者采訪手記：

兩次拜訪王善老師，每次都長談近4個小時，他始終坐得板板正正，神情專注?！靶械谜?，坐得端”，交談中筆者深感王老師是一位剛正爽直的人，在有些問題上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認定是真理，就堅韌地追求下去。王老師的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日本人，父母相識于一所當時的俄語學校，他們一生用俄語交談。于是，王老師生就具有漢語和日語兩種“母語”，并能聽懂俄語。父親常年在外經(jīng)商，他從小更多地跟母親和舅舅家一起生活，講日語。但他在社會影響下逐漸認同了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天性中的正義感越來越強烈，現(xiàn)實不斷喚醒他的良知。他雖然自幼生長在日本人的環(huán)境里，一旦意識到自己是個中國人，就追求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和骨氣。他雖生于富貴之家，卻從小同情窮苦人。此外，王老師還很重情重義，比如他雖沒在山東生活過，但因祖籍是山東，就對山東和山東人一直懷有很深的情感。

記者：王老師好！您上的大學是華北文法學院，為什么報考這所學校？

王善：那是1947年，正值北京解放前夕，當時的大學生都非常關心國家的命運和革命形勢的發(fā)展，大批熱血青年站出來揭露國民黨反動當局的黑暗與腐敗，紛紛投身到“反饑餓，反內(nèi)戰(zhàn)”的學潮中去，也有不少同學投奔延安，找共產(chǎn)黨、毛主席去的。在這樣的形勢下，我當然要報考一所進步勢力占上風的大學。北大的進步勢力很強，只是無奈沒考上。

日本投降后，國民黨在北京成立了一所“華北文法學院”，是由國民黨的嫡系特派員當校長，學生們恨之入骨。當時大家認為，到這所學校去就是站到了跟國民黨反動派作斗爭的第一線。我就和幾名同學一起考進了這所學校，并很快加入到進步學生行列之中。我出生在一個比較復雜的家庭環(huán)境里，看到了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舊社會的種種矛盾，非常苦悶，找不到出路。隨著年齡增長，我逐步思考一些問題，開始朦朧地知道共產(chǎn)黨是抗日的，是解放勞苦大眾的，只有共產(chǎn)黨才能救中國。

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解放戰(zhàn)爭不斷勝利，大學生們歡欣鼓舞。而國民黨反動派卻開始了垂死的掙扎，當局越來越瘋狂地鎮(zhèn)壓進步學生的各種活動。原本公開的合法集會也被取締，許多活動不得不轉入地下。我和一些同學聯(lián)合起來保護那些進步同學免受迫害。很多進步學生在白色恐怖之下紛紛投奔延安或其他解放區(qū)，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洪流即將到來。我已無心繼續(xù)留在大學啃書本了，就迫不及待地投考了華北軍校，隨后轉入華北革命大學。畢業(yè)后分配到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廳工作。在法院工作期間，我參加了鎮(zhèn)壓反革命、土地改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貫徹婚姻法以及審理被俘日本戰(zhàn)犯等工作。

記者：您后來又怎么來到北大的？

王善：1953年，中央為了總結“鎮(zhèn)反”經(jīng)驗，把全國縣法院院長以上干部集中到中央政法干部學校輪訓，我就在其中。學習期間，正值北大恢復成立法律系，到干校來物色年輕并有實際工作經(jīng)驗的在職干部到北大任教。干校的教務長陳守一（也是北大法律系恢復成立后的系主任）指名讓我去。1954年8月干校結業(yè)，我就欣然來到北大。

我長期對我父親作為商人所奉行的為富不仁的人生理念非常不滿，并進而決心要走一條與其相反的人生道路——不是把別人兜里的東西掏出來歸自己，而是要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給別人。在我看來，教師是具有高尚靈魂的人從事的職業(yè)，因為教師是要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別人，還生怕學生學不好。當教師一直是我夢寐以求的理想的工作，于是我就高高興興地來到北大，一干就是50多年。為此我非常慶幸，一點都不后悔。

記者：法律系剛恢復成立，教材怎么辦？

王善：成立之初，可供參考的資料幾乎沒有。從教材到講義，全都得靠老師自己編寫。我在法院搞的是婚姻法和軍事審判，來北大法律系后，系里安排我教財政法，開始我真是一竅不通。不過作為一顆螺絲釘，我服從安排，給我這個任務，我就盡量完成。人民大學法律系成立較早，從辦系經(jīng)驗、教材等方面給了我們很大幫助。我還到經(jīng)濟委員會、財政部和國家稅務局等部門要一些材料。編好教材教了三四屆，又轉而研究東歐民主主義國家憲法。后者更加困難，材料更少，但還是盡量從法律理論上讓學生知道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

記者：調到中文系后，對您來說等于是改行，又開始了一門新專業(yè)的教學，想必也遇到不少困難吧？

王善：還是這句話，我是一顆螺絲釘，組織讓干就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干好了，是多虧黨的領導和支持；沒干好，總結經(jīng)驗想辦法，領導也諒解。這就是起到一顆螺絲釘?shù)淖饔?，也就心安理得了?/p>

1979年“文化大革命”后，我從法律系調到中文系從事語言教學，開了公共日語、翻譯課、漢語課等三門課。這些我都有點生疏，只好邊學邊教，很有些辛苦。

我這一輩子過得很平淡，也沒有想過要做出驚天動地的重大貢獻。我唯一滿意的地方就是，事無巨細勤勤懇懇，做人堂堂正正問心無愧——這輩子對得起黨，對得起學生，對得起我的老婆，對得起我的子女。

記者：作為老北大人，您對北大是怎么看的？

王善：北大的學術水平是毋庸置疑的，絕對是國際先進。北大有著高水平的師資隊伍和中國最優(yōu)秀的學生。北大現(xiàn)在整體上在前進，只要充分發(fā)揮綜合性大學的優(yōu)勢，開展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進一步培養(yǎng)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達到國際一流大學的水平便指日可待。這一點我很樂觀。

記者：您對北大學生有什么建議嗎？

王善：北大的學生總體來看素質很高。他們有自己獨立的想法，這一點很可貴，必須愛護。我以前教的學生也是這樣，一下課就跑圖書館去翻書，除復習上一節(jié)課內(nèi)容外，還要琢磨下一節(jié)課的內(nèi)容。下一節(jié)課時，他就比較他自己在圖書館形成的想法和老師講的是不是一致。如果不一致，經(jīng)過思考修正自己的想法或者向老師提問。這實際上是一個研究工作的雛形。這些學生不唯唯諾諾，很會學習，我非常喜歡這種孩子。

我希望北大的學生對學習都能這樣，要有自己的主見。希望他們能利用好北大得天獨厚的師資和科研條件、濃厚的學術氣氛，努力使自己成長為具有社會責任心、有開創(chuàng)精神的優(yōu)秀人才，擔負起建設國家、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