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會學家馬克思

接下來，我們不得不做一件馬克思的忠實擁護者強烈反對的事情，即對馬克思的學說進行客觀冷靜的分析。自己所認定的真理的真正源泉被他人冷酷地剖析，這自然會使這些擁護者感到不愉快。但是，最讓他們憎恨的一件事情是，對馬克思的作品進行肢解，把它分成若干部分，然后逐一加以討論。他們會說，這種做法表明，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會馬克思的偉大作品的整體內容，因為它的各個部分是互為補充和互為說明的，不可分而視之。因此，一旦只從某一方面或某一部分內容加以考慮，就會失去它的真正意義。然而我們別無選擇。在這里，我甘冒大不韙，在分析了作為先知的馬克思之后，又來分析作為社會學家的馬克思。但是，我并不否認，在馬克思的作品中，確實存在著對社會看法的統(tǒng)一性，這種統(tǒng)一性在某種程度上成功地賦予他的作品分析的統(tǒng)一性，以及更大程度上的外在的統(tǒng)一性；我也不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無論他的作品的各個組成部分從內在本質上看如何獨立，馬克思都已經把這些部分聯(lián)系在一起了。然而盡管如此，它們仍然保持著足夠的獨立性，使得研究者能夠在吸收某一部分所包含的他的某些勞動成果的同時，舍棄另一部分所包含的他的另一些勞動成果。在這一過程中，許多宗教信仰的魅力將會消失，但是，我們肯定會有所收獲，因為這樣能夠搶救出一些重要的、能鼓舞人心的真理，讓這些真理獨立存在，反而要比繼續(xù)將它與那些應拋棄的內容摻雜在一起要有價值得多。

這個看法首先適用于馬克思的哲學。對于他的哲學，我們可以三言兩語地帶過，不用過多地去評論它。作為一個在德國接受教育的善于思辨的人，馬克思擁有非常深厚的哲學基礎，同時他對哲學也確實有著強烈的興趣。德國式的純粹哲學是馬克思的出發(fā)點，也是他青年時代的最大愛好。有一個時期，他甚至認為研究哲學就是他的真正職業(yè)。馬克思曾經是一位新黑格爾派哲學家。所謂新黑格爾派，大致就是說，馬克思和他的同道們在接受了這位大師的基本觀點和方法的同時，又舍棄了黑格爾許多信徒對于黑格爾哲學的保守解釋，并用相反的解釋加以替代。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只要一有機會，他的這種哲學背景就會表現出來。馬克思的德國和俄國讀者，由于思想傾向和接受的訓練都與此類似，因此都能首先抓住這一要素，并把它作為理解馬克思的思想體系的關鍵。這一點實在不足為奇。

但是，我卻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看法（即把馬克思看成一個新黑格爾主義者），而且是對馬克思的科學能力的一種不公正的看法。終其一生，馬克思都保持著早年的愛好。他會因為能夠在自己的論證與黑格爾的論證之間找到某種形式上的類似性而高興。他喜歡證明自己是個黑格爾主義者，并喜歡引用黑格爾的語句，但僅此而已。他從來沒有背離實證科學而依附形而上學。他在《資本論》第二版第一卷的序言里也是這樣說的。如果我們分析他的論證，就可以證明他在序言里所說的都是真的，不是自欺欺人。他所有的論證都以社會事實為根據，他的所有主張的真正來源沒有一個出自哲學領域。然而，那些從哲學的角度出發(fā)的注釋者和評論者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因為對于有關的社會科學，他們所掌握的知識還不夠多。此外，作為醉心于構建哲學體系的人，他們都有一種心理傾向，即只愿意接受根據某些哲學原理做出的解釋，而不愿意接受任何其他解釋。因此，他們會把哲學理解為關于經濟事實的最實事求是的陳述，這樣就將問題引向了錯誤的方向，既誤導了朋友，也誤導了論敵。

在完成自己作為一個社會學家的使命時，馬克思運用的手段主要是廣泛掌握歷史的和當代的資料。然而他所收集到的當代的資料總是顯得有點過時，因為他是一個徹底的“書呆子”，非常依賴于書本上的資料，因此他得到“第一手資料”的時間往往會有所滯后（這一點與來自報紙的資料有很大區(qū)別）。馬克思從來沒有漏掉他那個時代任何一本具有重要意義、在較大范圍內產生了影響的歷史著作，盡管也有許多專論性文章逃過了他的眼睛。雖然我們不能像稱贊他在經濟理論領域中的博學那樣稱贊他在社會學領域的成就，因為他在這個領域的知識還算不上非常完備，但是他確實不僅能夠用宏大的歷史圖景，而且能夠用具體的歷史細節(jié)來闡述他對于社會現象的理解。他所運用的大多數歷史事實的可靠性都高于他同時代的其他社會學家。而且，馬克思擁有深邃的洞察力，一眼就能看穿雜亂無章的表象，洞察隱藏于其中的歷史事物的偉大邏輯，因而牢牢抓住了這些歷史事實的真正本質。要做到這些，僅僅有熱情，或者僅僅有分析的沖動，都是不夠的，必須是兩者兼而有之。馬克思試圖系統(tǒng)地闡述這個邏輯，他獲得的成果，即所謂的經濟史觀^[1]，毫無疑問直到今天仍然是社會學領域最偉大的個人貢獻之一。在如此偉大的一個成就面前，它究竟是不是完全由馬克思首創(chuàng)的，或者，它究竟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歸功于德國和法國的前輩學者們，這些問題就都顯得不太重要了。

當然，經濟史觀并不意味著人們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全部地或主要地受經濟動機驅使。恰恰相反，關于非經濟因素的作用和機制的解釋，以及關于社會現實怎樣反映在個人精神層面的分析，正是這一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馬克思并不認為宗教、形而上學、藝術流派、倫理觀念、政治主張等全都可以還原為經濟動機，他也從來沒有說這些都不重要。他只是試圖揭示形塑了它們、可以解釋它們的興衰起落的經濟條件。馬克斯·韋伯^[2]（Max Weber）的全部事實資料和論證完全適合于馬克思的體系。當然，馬克思最感興趣的無疑是社會集團和階級以及這些集團或階級如何解釋它們自己的存在、地位和行為的方式。然而令他極其不滿的是（他確實以最暴烈的形式發(fā)泄了自己的憤怒），有些歷史學家直接按“表面價值”接受了那些立場和概念（即意識形態(tài)或如帕累托所說的衍生物），并試圖用它們來解釋社會現實。如果說，在馬克思看來，思想和價值準則并不是社會發(fā)展的主要推動力，那么它們也絕不能被看作輕易就會消逝的一縷青煙。如果我可以使用類比，那么它們所發(fā)揮的作用，就相當于社會機器中的傳動帶。在戰(zhàn)后，這些理論最有意思的發(fā)展是知識社會學^[3]（sociology of knowledge），它能提供解釋這一問題的最好的例證，不過我在這里無法展開討論。但是確實有必要多費些筆墨把這個問題說清楚，因為馬克思在這個方面始終受到誤解。甚至他的朋友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說中，也把這個理論的確切含義界定為：個人和集團的行為主要受經濟動機的支配。這種解釋不僅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錯誤的，而且在其余的方面也淺薄得可憐。

既然說到了這里，我們還可以順便繼續(xù)為馬克思辯護一下，以免引起另一種誤解。經濟史觀經常被稱為唯物史觀，馬克思自己也一直這樣稱呼它。這一稱謂一方面大大增加了這種史觀在一部分人當中的聲望，另一方面卻使它在另一部分人那里變得更加不受歡迎。但是，這個術語其實是毫無意義的。馬克思的哲學并不比黑格爾的哲學更加“唯物主義”，而且他的歷史理論也不比任何其他運用經驗科學方法去闡釋歷史過程的理論更加“唯物主義”。在這里，我們必須看清楚，這種史觀在邏輯上是能夠與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學或宗教信仰相容的，就像關于這個世界的任何一種物理理論一樣。事實上，中世紀的神學本身就提供了一些方法，可以用來建立這種相容性。^[4]

馬克思的這個理論的真正內容可以歸納為兩個命題：（1）生產方式或生產條件是社會結構的基本決定因素，而人類的各種態(tài)度、行動和文明則是社會結構所孕育出來的。馬克思用“手推磨”產生封建社會，“蒸汽磨”產生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名言來說明他的這種含義。這種說法過分強調技術因素，甚至到了危險的程度，但是如果能夠理解單純的技術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那么它還是可以接受的。更通俗化一點（但是必須承認，通俗化會讓我們喪失許多含義），我們可以這么說：我們的日常工作形塑了我們的思想；我們在生產過程中所處的地位決定了我們對事物的看法，或者說，決定了我們能夠看到事物的哪些方面，并決定了我們每一個人在社會上可以支配的活動空間。（2）各種生產方式本身都有其內在邏輯；也就是說，它們是根據內在的必然性而變動的，從而只需通過它們自身的作用就能夠產生后繼的生產方式。這一點可以用馬克思的同一個例子來說明：以“手推磨”為特征的生產體系造就了一種經濟形勢和社會形勢，即用手推磨磨粉這種機械生產方式變成了一種現實的必然性，任何個人或集團都沒有力量去改變這種必然性?！罢羝ァ钡某霈F和使用又催生出了新的社會職能和社會地位、新的集團和新的觀念，這些新生事物不斷發(fā)展壯大并相互影響，直到它們自身的結構不能再容納它們?yōu)橹?。于是，我們就在這里看到了這樣一個推進器：它首先是推動經濟變化的原因，而且，由于經濟變化，它又成了推動一切社會變遷的原因。這個推進器本身卻不需要任何外來的動力。

毫無疑問，這兩個命題都包含了大量的真理，是非常寶貴的、非常有用的工作假設，我們在以后的敘述中還會多次回到這兩個命題上來，屆時這一點將會看得更加清楚。絕大多數曾經流行過的反對意見全都徹底失敗了，例如，所有那些針對倫理或宗教因素的影響而提出來的反對意見，或者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在很久之前就以一種可愛的單純態(tài)度提出來的反對意見：他斷言“人是有腦子的”，因而能夠按照自己的選擇行動。對于伯恩斯坦所提出的這一類反對意見，我在上面其實已經說了不少，因此幾乎不需要進一步詳細分析它們的弱點了。當然，人們可以“選擇”自己的行為方式，而不用直接地受他們所處環(huán)境中的客觀事實的強迫，但是，他們都是根據自己的立場、觀點和傾向來做出選擇的，而這些立場、觀點和傾向并不能構成另一組獨立的事實，它們本身就是由環(huán)境中的那套客觀事實塑造的。

但是，這里又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經濟史觀會否只是一個方便的近似法則？我們是否應該預料到，它在某些情況下能夠起到的作用必定不如它在另外一些情況下那么令人滿意？它的應用似乎從一開始就有一個明顯的限制條件。社會結構、類型和態(tài)度就像很難熔化的硬幣。它們一旦鑄造成形以后，就會持續(xù)地固定下來，可能在好幾個世紀內一直保持不變。不同的社會結構和類型就是不同程度的這種生存能力的表現，正因為如此，如果我們試圖根據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過程去推測，我們幾乎總是會發(fā)現，任何一個集團和民族的實際行為與人們所期望看到的行為或多或少都有些差異。雖然這種情況十分普遍，但是只有當一種高度持久的社會結構被整體地從一個國家照搬到另一個國家的時候，我們才能觀察得最清楚。諾曼人征服西西里后在當地所造成的社會情況，可以很好地說明我在這里要表達的意思。馬克思當然不會忽略這樣的事實，但是他也沒有完全理解它們的全部含義。

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個例子似乎具有更加不吉利的意味?，F在，讓我們回顧一下6—7世紀時法蘭克王國封建的地主私有制的出現過程。這當然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事件，它型構了一個將會延續(xù)很多個世紀的社會結構，同時也影響了包括需求和技術在內的生產條件。但是，對這個事件的最簡單的解釋，卻可以從那些在決定性地征服了一些新的領土之后變成了封建地主的家庭或個人原先所擔任的軍事領導職能中找到（當然，在征服之后，他們仍然保有了這項職能）。顯然，這種情況并不完全符合馬克思的基本命題，而且很容易被解釋為指向了不同的方向。雖然毫無疑問，借助于一些輔助性的假設，也可以讓這種性質的事實符合基本命題，但是插入這類假設的必要性通常意味著一個理論開始走向終結。

在運用馬克思的方法來解釋歷史變遷的過程中，還可能會遇到許多其他的困難，但是，只要承認生產領域與其他社會生活領域之間總是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相互作用，問題就會迎刃而解。^[5]然而，圍繞在馬克思的方法周圍的基本真理的魔力，恰恰依賴于其所斷言的單向因果關系的嚴格性和簡單性。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經濟史觀就必定會淪落到與其他類似命題并列的地位，即成為若干種局部真理中的一種，或者讓位于其他能夠闡述出更多基本真理的理論。然而，即便是那樣，它作為一種理論成就的地位，它作為一個工作假設的方便性，也不會因此而受到損害。

當然，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忠實擁護者來說，這個理論簡直就是揭開人類歷史一切奧秘的萬能鑰匙。當看到有人以相當天真幼稚的形式應用這個理論的時候，我們或許想嘲笑幾句，但是在這種時候，我們應當記住它所取代的是些什么觀點。只要我們記住了這一點，那么甚至連經濟史觀的跛足姐妹，馬克思的社會階級理論（Marxian Theory of Social Class），也都變得比較容易理解了。

馬克思的社會階級理論也是一個重要的貢獻，這是我們首先必須承認的。經濟學家在認識社會階級現象方面的進展令人奇怪地異常緩慢。當然，他們也經常會把他們各種各樣的主體劃分為不同階級，正是這些主體的相互作用，才產生了他們所研究的各種過程。但是，所有這些階級只不過是展現了某些共同特征的個人的集合體而已。據此，有些人因為擁有土地所有權而被歸類為地主，有些人因為出賣自己的勞動服務而被歸類為工人。然而，社會階級并不是這些外部觀察者所進行的分類活動的產物，而是一種真實存在著的活生生的實體。社會階級的存在必然會導致這樣或那樣的結果，而在那些簡單地把社會看作個人或家庭的無定形的集合體的理論框架下，這種后果會被完全忽略。盡管社會階級現象對于純粹經濟理論的研究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大，仍然是一個聚訟紛紜的、沒有定論的問題，但是，在許多實際應用中，在一般社會發(fā)展過程的幾乎所有方面，它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

我們可以粗略地說，社會階級這個概念第一次出現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句名言里，即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當然，這就把這個概念提升到了最高的位置。但是，即使我們把調子放低一些，轉而主張歷史事件通?？梢杂秒A級利益和階級態(tài)度來解釋（或者說，在解釋歷史時現有的階級結構往往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也還是有足夠的理由說，這個概念與經濟史觀本身幾乎是同樣有價值的。

很顯然，在沿著階級斗爭原理開辟的道路前進時，我們能否取得成功，完全取決于我們自己所采用的具體階級理論是否正確。我們對于歷史的描述，我們對于各種文化模式和社會變化機制的所有解釋，全都會隨著我們所選擇的階級理論的不同而不同。例如，有人可能選擇種族階級理論，就像戈比諾（Gobineau）那樣，把人類的歷史歸結為種族斗爭的歷史的理論；或者選擇施穆勒（Schmoller）或涂爾干（Durkheim）式的勞動分工階級理論，把階級對抗分解為不同職業(yè)的利益群體之間的對抗。而且，在分析中可能出現的差異的范圍也不會僅僅局限在階級性質這一問題上。無論我們對階級性質的看法是什么，只要對階級利益^[6]的定義不同，只要對階級活動怎樣展開這一問題的觀點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解釋。直到今天，這個主題仍然是產生偏見的溫床，有關的研究還沒有進入到科學階段。

非常奇怪的是，就我們所知，馬克思從來沒有系統(tǒng)地闡述過社會階級理論，盡管這明顯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樞紐之一。他之所以遲遲未能完成這個任務，很可能是因為他在很大程度上本來就是根據階級概念來思考和看待問題的，以至于并不覺得有必要花太大的精力給出確切的定義和說明，因而把這一工作拖得太晚，最終來不及寫了。同樣可能的是，這個理論的某些問題，尚未在他的思想中得到徹底解決，也就是說，他在建立一個完全成熟的階級理論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難。事實上，這些困難是因為他自己堅持要針對這種現象構建一個純經濟的和過分簡明的概念而產生的。馬克思本人和他的追隨者都在某種特殊情況下運用過這種不成熟的理論，其中，他自己的《法蘭西的階級斗爭》（History of 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7]除了這篇文章之外，馬克思對這一理論的建構沒有取得過真正的進展。他的主要合作者恩格斯的階級理論是勞動分工型的，它的含義本質上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除此之外，我們只有一些間接的和片段式的說明——其中有許多都具有驚人的力量，閃爍著思想的光芒——散見于這位大師的全部著作中，特別是在《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里。

要把這些零碎的片段整合起來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無法在這里進行這種嘗試。然而，基本思想已經足夠清晰。劃分階級的原則在于是否占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包括企業(yè)廠房、機器、原料以及列入工人預算的消費品。這樣我們就可以劃分出兩個階級，而且只有兩個階級：一個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即資本家；另一個是一無所有的、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的人，即勞動階級或無產階級。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或許也存在著兩者之間的中間集團，例如，由既雇用勞動同時也參加體力工作的農民或手工業(yè)者組成的集團，以及由職員和自由職業(yè)者組成的集團。但是，這些集團都被當成異?，F象來看待了，因為它們將在資本主義發(fā)展過程中趨于消失。資本家和無產階級這兩個基本階級，本質上是相互敵對的，這是由它們各自所處的地位的必然性決定的，完全獨立于任何個人意志。盡管每個階級都可能會出現分裂，階級內部各小集團之間也會發(fā)生沖突（而且這種分裂和沖突甚至可能具有決定性的歷史重要性），但是，在最終的分析框架內，這種分裂和沖突都被認為是偶然發(fā)生的。唯一不帶偶然性的沖突，或者說，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結構所固有的沖突，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的私人控制的基礎之上的，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沖突——階級斗爭。沖突是這兩個階級之間的關系的真正性質。

正如我們馬上就會看到的，馬克思試圖闡明，在階級斗爭中，資本家將如何相互摧毀，并最終摧毀資本主義制度。他還試圖揭示，資本主義所有制如何導致進一步的積累。但是，這種論證方式以及前述把所有權問題看作社會階級基本特征的那個定義，只會有助于提高“原始積累”問題的重要性，這也就是說，只會有助于提高“資本家在一開始是怎樣成為資本家的”這個問題，或者“他們是怎樣獲得了（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為了開始進行剝削必須擁有的）那批財物的”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然而，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卻說得極不明確。^[8]馬克思輕蔑地駁斥了“資產階級養(yǎng)成所”童話。這個童話是說，某些人（而不是其他人）之所以能夠變成資本家，是因為他們在工作中、在儲蓄上擁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以前已經有很多人通過這種方式變成了資本家，現在每天仍然有不少人正在通過這種方式變成資本家。馬克思是在深思熟慮之后才對這種“好孩子的故事”大加譏笑和嘲弄的，因為引起一場哄笑肯定是擺脫一個令人不舒服的理論最好的辦法，每個政客都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這樣做。事實上，任何一個以公正的眼光看待歷史和現實的人都不可能看不到，這個“資產階級養(yǎng)成所”童話雖然遠遠沒有說出全部真理，但是肯定已經說出了大量真理。出類拔萃的智慧和能力確實是事業(yè)成功的原因，特別是在事業(yè)的初創(chuàng)時期，十有八九都是如此。在資本主義的初期階段，以及任何一個個人創(chuàng)業(yè)初期，儲蓄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取得成功的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雖然不完全像傳統(tǒng)的經濟學所解釋的那樣。誠然，在一般情況下，任何一個人都幾乎不可能以儲蓄起來的節(jié)余工資和薪金為資金，建成一座工廠，從而取得資本家（工業(yè)雇主）的地位。巨額積累只能來自利潤，因此必須先有利潤才能有積累——實際上這正是將儲蓄與積累區(qū)分開來的正確理由。創(chuàng)辦企業(yè)所需的資金通?？拷栌脛e人的儲蓄（社會上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小額儲蓄，這是容易解釋的），或者是靠借用銀行為供將來有可能成為企業(yè)家的人使用而設立的存款。相比較而言，后一個來源更接近普遍規(guī)律，因為個人儲蓄的作用在于使他不必為了日常的生計而去從事單調乏味的勞動，使他有充裕的時間去考察環(huán)境、制訂計劃、尋求合作機會。因此，作為一個經濟理論問題，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家有關儲蓄作用的論述的否定，雖然有些過分了，但還是有根據的，只是他由此而得出的推論卻不是同樣有根據的。所以，如果古典理論是正確的，那么馬克思這種輕蔑嘲弄的態(tài)度就不見得是有充分的理由的。^[9]

然而，馬克思的這種輕蔑嘲弄的態(tài)度的確起到了作用，這幫助他為另一種原始積累理論排除了障礙。不過，另一種原始積累理論也不像我們原來所希望的那么明確。馬克思關于暴力和掠奪的理論——對群眾的鎮(zhèn)壓助長了掠奪，而掠奪的結果又助長了鎮(zhèn)壓——當然是順理成章的，與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所共有的觀念也是非常吻合的，而且在今天這個時代甚至比馬克思所處的那個時代更加吻合。但是，它顯然沒有解決某些人是如何取得鎮(zhèn)壓和掠奪的權力的這個問題。通俗的作品是不用為這一問題而煩惱的。我也根本不會到約翰·里德（John Reed）的著作中去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關心的是，馬克思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

不過，從馬克思的主要理論的歷史特性來看，他至少提供了一個近似的解決方法。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從封建社會中成長起來不僅僅是一個事實，而且對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也是極其重要的。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同樣也產生了必須探究的社會階級的形成原因及形成機制的問題。但是馬克思實際上接受了資產階級的觀點，即認為封建主義是一種暴力統(tǒng)治^[10]，在這種統(tǒng)治下，群體受到鎮(zhèn)壓和剝削是既成事實。這樣一來，最初基于資本主義社會狀況而構建的階級理論就被擴展到了它的“前輩”封建主義社會了——就像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中的其他很多概念一樣。^[11]由此，某些最棘手的問題都被偷偷地隱藏在了封建主義的混合物里，然后，再以已經被解決的狀態(tài)，作為事實和證據，重新出現在了對資本主義的分析當中。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者簡單地代替了封建主義社會的剝削者。這一推論在假定封建主實際轉化成了實業(yè)家的情況下是成立的，而且只此一點就可以解釋前述問題中未解決的部分。歷史事實也為這個觀點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許多封建領主，特別是德國的封建領主，實際上都建立了并管理著工廠，而且常常從他們的封建地租中取得資金，從農業(yè)人口（不一定是他們自己的農奴，但很多時候確實是）那里獲得勞動力。^[12]然而，在所有其他事例中，可以用來彌補漏洞的材料就明顯貧乏得多了。面對這種情況，唯一的辦法是坦率地承認，根據馬克思的觀點，不可能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也就是說，不求助于別的會導致非馬克思主義的結論的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就無法說明問題。^[13]

但是，這樣做就會從歷史依據和邏輯依據兩方面削弱這個理論。由于大多數原始積累的方法就是以后進行積累的方法——原始積累看來貫穿了整個資本主義時代——所以我們不能說，馬克思的社會階級理論除了在解釋遙遠過去的發(fā)展過程時有些困難以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對于這樣一個即使在最有利的事例中也無法接近它本來應該解釋的現象的核心，因而根本不必予以嚴肅對待的理論，堅持指出它的缺點也許本來就是有些多余的。這些最有利的事例大部分都可以在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里找到，這個階段的一個特征是，由所有者本人直接經營的中等規(guī)模企業(yè)占據了主導地位。除了這種類型的事例以外，階級地位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與之相對應的經濟地位，但它通常是取得經濟地位的原因而不是取得經濟地位的結果。企業(yè)經營上的成功顯然并非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是取得顯赫社會地位的唯一途徑，只有在生產資料所有權決定了一個集團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的條件下，這種情況才會發(fā)生。然而，即使當這一條件得到滿足時，把所有權看作決定社會地位的標準也是不妥當的，其合理程度最多相當于把一個偶然擁有一支槍的人界定為一個士兵一樣。正如經常有論者指出的，把一些人（連同他們的后代）永遠看作資本家，而把另外一些人（連同他們的后代）永遠看作無產階級，在兩者之間劃定嚴格的界線，不僅是完全不切實際的，而且忽視了社會階級的根本特點——總會有個別家族跨入上等階層的行列，同時也總會有人從這一行列退出。我所提到的這些事實都是顯而易見的、無可爭議的。如果它們沒有出現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范圍中，原因只能是它們包含著非馬克思主義的含義。

但是，請考慮一下這一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的整體理論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問一下我們自己，馬克思究竟想讓它在整體分析中發(fā)揮什么作用——即，不同于它作為一個為鼓動者而準備的工具的其他用途。這種思考絕不會是多余的。

一方面，我們必須記住，在馬克思看來，社會階級理論和經濟史觀并不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是兩種獨立的學說。根據馬克思的學說，前一個理論以特殊的方式補充了后一個理論，從而限定了（即使之更加明確）生產方式或生產條件的運用方式。生產方式或生產條件決定了社會結構，而且通過社會結構決定了所有文明的表現形式以及整個文化史和政治史的歷史進程。但是，在所有的時代，除了社會主義時代之外，社會結構都是用階級——兩個階級——來表示的。社會階級是歷史舞臺上真正的靈魂人物，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邏輯唯一的直接產物，而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則是由階級來影響一切其他事物的。這就解釋了為什么馬克思不得不把他的階級問題歸結為純粹——甚至可以說是非常狹隘意義上的——經濟現象。但是這樣一來，他也就不可能從更深層次上去理解階級了。關鍵在于，馬克思必須把階級概念精確地放在他的分析圖式中的這個位置上。他只能這樣做，別無選擇。

另一方面，馬克思試圖利用他在劃分不同社會階級時所依據的同一些特征來給資本主義下定義。讀者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會明白，這種做法既不是必需的，也不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實上，這是馬克思在分析策略上的一個非常大膽的嘗試，即把階級現象的命運與資本主義的命運緊緊地聯(lián)結到了一起，以至于根據他所給出的定義，實質上與社會階級存在與否沒有關系的社會主義社會，成了除原始社會以外唯一可能的沒有階級的社會。這是一種天才的同義反復，除了馬克思所選擇的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定義——根據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所下的定義——之外，任何其他定義都無法保證同樣的效果。這樣一來，整個社會必須剛好只存在兩個階級，即所有者和非所有者。因此，對于所有其他的劃分原則，即使是更加言之有理的，也必須予以忽視，或者故意貶低其價值，或者還原為馬克思自己的原則。

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明顯夸大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分界線的確定性和重要性，而且夸大的程度僅僅次于他對這兩個階級之間的敵對關系的夸大。對于任何一個沒有因慣于撥弄馬克思學說的念珠而心存偏見的人來說，在通常情況下，這兩個階級之間的關系顯然主要表現為合作關系，而任何相反的理論必定多半只能依靠一些反常的極端例子來證明自己的正確性。在社會生活中，除了某些極端情況外，敵對與和諧當然都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事實上是不可分離的。但我還是要不揣冒昧地說，過去關于各階級和睦相處的陳腐觀點雖然也是胡說八道，但是那種觀點仍然要比馬克思構建的階級理論——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與使用者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好得多。不過，馬克思在這里也是別無選擇，這并不是因為他要得出某些革命性的結論——他同樣可以從幾十種其他可能的圖式中得到這些結論——而是因為他自己的理論分析的需要。如果階級斗爭是歷史的主題，同時也是帶來社會主義的曙光的手段，如果必須剛好只存在這兩個社會階級，那么這兩個階級之間的關系在原則上必然是對抗性的，不然他的社會動力學體系的力量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雖然馬克思是從社會學方面為資本主義下定義的（即根據生產資料的私人控制的制度來定義資本主義），但是他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力學”卻來源于他的經濟理論。這一經濟理論試圖說明的是，包含在諸如階級、階級利益、階級行為、階級之間的交換等概念里的社會學數據，是如何以經濟學上的價值、利潤、工資、投資等概念為中介而得出的；它們又是如何精確地產生經濟過程的——正是這種經濟過程，最終將打破自身的制度框架，同時還為另外一種社會制度的出現創(chuàng)造條件。這個特殊的社會階級理論是一種分析工具，它把經濟史觀和利潤經濟的概念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有力地調度了所有社會事實，使所有現象都集中到了一個共同的焦點上。因此，它并不是一個只能用來解釋某個單獨現象而與其他現象無關的理論，它擁有一種有機體的功能，這種功能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性其實比那些能夠成功地解決眼前的緊迫問題的方法重要得多。我們如果想要理解像馬克思這樣精于分析的學者為什么會容忍這種理論上的缺點，我們就必須看到這種功能。

衷心贊美馬克思的社會階級理論的熱心人不僅現在有，過去也一直有。這不難理解，但是，更加容易理解的是這些人的情感。他們贊美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力量和偉大，他們已經崇拜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于無論它的各組成部分有多少缺點都一概加以寬恕。我們也將試圖對它加以評價（見本章第四部分）。但首先我們必須分析馬克思的經濟“力學”是如何完成他的整個理論體系賦予它的使命的。

注釋

[1]這個學說最早出現在馬克思1847年發(fā)表的《哲學的貧困》（DasElendder Philosophie）中，該文是對普德東的《貧困的哲學》（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一書的毀滅性的批判。后來，經過改寫之后的另一個版本又被包括在了《共產黨宣言》（1848年）里。

[2]這里指的是馬克斯·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研究，特別是指后來被收入他的文集的名著《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3]知識社會學的德語是“Wissenssoziologie”。這個領域最值得一提的著名學者是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和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后者為德文版《社會學詞典》（Dictionary of Sociology）撰寫的關于這一主題的詞條，是很好的入門讀物。

[4]我遇到過幾個天主教激進派教教徒，他們全都是虔誠的天主教教徒，其中有一個還是神父。他們就持有這種看法，事實上他們宣稱自己從任何一個方面來看都是馬克思主義者——除了關于他們的宗教信仰問題之外。

[5]在恩格斯的晚年，他坦率地承認了這一點。普列漢諾夫（Plekhanov）則在這個方向上走得更遠。

[6]讀者將會看到，人們關于什么是階級、什么使階級存在下去的觀點，并不能唯一地決定這些階級的利益是什么，以及每個階級將怎樣根據“自己”——例如階級的領導人或它的一般群眾——所認為的或感覺到的屬于自己的利益（長期的或短期的，錯誤和或正確的）而行動。集團利益問題本身就是非常麻煩的，充滿了陷阱，它與所研究的集團的性質完全可能沒有任何關系。

[7]另一個例子是我們以后將會提到的社會主義者的帝國主義理論。有意思的是，O.鮑爾曾經試圖以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階級斗爭來解釋居住在奧匈帝國的各不同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民族問題》（Die Nationalit?tenfrage），1905年】。這種嘗試值得一提，盡管分析者的技巧只能表明他所用的這一分析工具并不適合。

[8]請參閱德文版《資本論》（Das Kapital），第1卷，第26章中的“原始積累的秘密”（The Secret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9]我雖然不能停下來專門強調，但是我必須指出，其實古典經濟學理論并不像馬克思所聲稱的那么錯誤。從最嚴格的意義上講，“儲蓄”確實曾經是“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方法，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此外，還有另一種雖然與儲蓄不完全一樣，但是卻相當類似的方法。在17世紀和18世紀時，許多工廠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人用自己的雙手勞動就能搭起來的工棚，只需要配備最簡單的設備就能夠開工。在這種情況下，未來的資本家的體力勞動再加上很小一筆儲蓄資金，就是所需要的一切了——當然，還需要有頭腦。

[10]除了馬克思之外，許多社會主義作家，對于暴力因素和控制行使暴力的物質手段的解釋價值，表現出了毫無批判的信任。例如，費迪南德·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在解釋政府權力時，除了槍炮和刺刀之外，幾乎沒有提出任何其他東西。令我迷惑不解的是，為什么這么多人都看不到這種社會學理論的弱點；為什么他們看不到如下明顯的事實，即，說只有權力才能控制槍炮（和愿意使用槍炮的人），比說控制了槍炮就能產生權力，無疑要正確得多。

[11]這是馬克思學說與K.羅貝爾圖斯（K.Rodbertus）學說的相似點之一。

[12]W.松巴特（W.Sombart）在他的《現代資本主義》（Theorie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一書的第一版中試圖充分運用這些例證，但是正如松巴特自己最終不得不承認的那樣，把原始積累完全建立在地租積累的基礎之上的這種企圖，是毫無成功的希望的。

[13]即使我們承認，掠奪的程度達到了最高限度（即達到了正常描述的極限，但是又沒有進入到知識分子的禆官野史的領域，像民間傳說那么夸張），這一點也仍然是正確的。在許多時代和許多地方，掠奪實際上參與了商業(yè)資本的積聚。腓尼基人和英國人的財富都是大家熟悉的例子。但是，即使在那種情況下，馬克思的說明仍然是不恰當的，因為說到底，成功的掠奪必然是以掠奪者的個人優(yōu)勢為基礎的?？墒?，只要承認這一點，就出現了另一個十分不同的社會分層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