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宗禹

這是一部既嚴謹又通俗的傳記，全方位地描述了斯大林在各個時期的革命活動。但這部傳記與斯大林個人崇拜時期寫成的《斯大林傳略》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等著作不同，也與那些全盤否定斯大林歷史功績的著述不同，作者力求用最新的材料和觀點，剔除那些有意夸大斯大林功績甚至歪曲歷史事實的內容，客觀公正地展現斯大林的一生，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這項工作是不容易的，也是很有益的。實事求是地介紹斯大林的生平及其活動，有助于我們從理論上研究斯大林及其所開創(chuàng)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斯大林模式）問題。這個問題，如果從“二戰(zhàn)”后蘇南沖突算起，至今已爭論了半個世紀。1956年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進行了一次重大沖擊和批判，但是由于這次批判浪潮大多只涉及斯大林的個人品質和破壞法制的問題，并未深入觸及斯大林模式的一些根本問題，因而談不上突破斯大林模式。戈爾巴喬夫上臺執(zhí)政后在蘇聯實行“全面改革”，似乎是要徹底否定斯大林模式，而代之以別的什么社會主義模式，但改革卻導致了龐大的蘇東社會主義體系的徹底解體。

導致蘇東劇變、蘇聯解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訓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我們認為，當前研究工作的著眼點應當是找出一些帶根本性的原因。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總結出國際共產主義的經驗和教訓，才能總結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社會主義遭到失敗的原因?，F在我國的許多研究工作者已經得出了一個共識：要總結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和教訓，必須用科學態(tài)度研究斯大林時期創(chuàng)立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也就是說，必須研究和探討對蘇聯、東歐以至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的歷史、理論和實踐，找出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及其癥結之所在。

國內外的許多學者寫過不少文章和論著，對斯大林模式進行了探討。綜觀以前的研究，我認為斯大林模式至少具有以下五個方面的特征：

（1）在所有制方面，推行全盤國有化和集體化。國有化和集體化是斯大林模式的經濟基礎。國有化實質上是一種國家壟斷制，即在工業(yè)、銀行業(yè)、運輸業(yè)、商業(yè)等一切領域，不分企業(yè)大小，不分經濟命脈和非經濟命脈，統統由國家實行壟斷，收歸國有；在農業(yè)方面，急風暴雨般地強制推行集體化，消滅了個體農民。正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所說的，到1936年，蘇聯已完全消滅了私人工業(yè)，社會主義體系已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獲得了勝利，建立了集體農民和國營農場，全部商品流轉已集中到國家和合作社手中?？傊?，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已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確立起來了。這是斯大林宣布蘇聯建成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主要根據；而且按照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社會主義不能長期存在兩種所有制形式，應該進一步將集體所有制變?yōu)閲鵂I農場，使全社會變成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這樣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了。

（2）在經濟體制方面，實行高度集權的決策機制、經濟管理機制和嚴格的中央計劃經濟，完全排斥市場經濟機制。國家直接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直接組織生產和分配。一切大小經濟決策，均由國家統一決定。資金由國家統一劃撥，物質由國家統一調撥。物價、服務收費、工資均由國家統一規(guī)定，甚至家庭和個人的消費實質上也納入國家統一計劃之內。中央的計劃具有強制性、命令性，“計劃就是法律”。各地區(qū)、各部門、各行業(yè)和各企業(yè)，都必須執(zhí)行國家的統一計劃。計劃無所不包，資金來源、物質供應、生產數量和品種、銷售等等，均由國家統一編制和規(guī)定指標，按部門或地區(qū)逐級下達。各經營單位的任務就是完成國家規(guī)定的指標，各生產單位只對上級下達的任務負責，至于產品是否符合市場需要，則與它們無關。

（3）國家強制、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是保證全社會各種經濟機構、生產和管理部門能夠切實運轉的主要方法。這種方法是適應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而產生的，是這種體制合乎邏輯的結果。從蘇聯20世紀30年代強制推行工業(yè)化和農業(yè)集體化的實踐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4）采取“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和方式。從20世紀20年代末起，斯大林中斷了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回到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路線，并且向前發(fā)展了這條路線?！爸苯舆^渡”的方針要求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急速實現超工業(yè)化的計劃，并把農村變成為工業(yè)化提供資金和積累的源泉。因此，實行暴力剝奪農民的政策，絕對的集權制也應運而生。

（5）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政治體制的高度集中是與經濟體制的高度集中相適應的。國家權力高度集中于黨的領導機構，而黨的領導機構的權力又高度集中于黨的領袖集團，領袖集團的權力又高度集中于斯大林個人手中。這是斯大林政治體制的最大特點。在這種體制下，以黨代政，黨直接插手管理國家事務，蘇維埃和國家機關失去了相對獨立性，權力機關的權力流于形式，黨的最高領導層不僅成了全黨的最高決策機關，而且實際上成了國家的最高決策機關。黨內缺乏民主，導致社會缺乏民主，特別是黨內和社會對黨政領導人物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機制。黨的領導人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凌駕于黨之上，逐漸在黨內形成了個人集權制。在思想、文化領域，也實行嚴格的集中的控制，往往把學術問題、學派問題和政治問題混為一談，亂貼政治標簽，開展政治大批判，結果造成“萬馬齊喑”、輿論高度一律的局面。

斯大林模式的這些特點，無疑是與斯大林的理論構想聯系在一起的。這些理論構想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社會主義速成論”。在斯大林看來，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小農占多數的國家，社會主義也可以加速建成。他認為，只要建立幾種“制度”，社會主義問題也就基本解決了。在經濟制度方面，沒收資本家和地主的財產，使之變成國有財產，確立國家所有制，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在政治制度方面，推翻了資本家政權，摧毀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把它交給蘇維埃，社會主義高度民主也就實現了。在政權建設方面，只要不斷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使之存在于“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整個時期，社會主義就將成為不可戰(zhàn)勝的了。在分配制度方面，只要宣布“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也就基本上實現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在斯大林看來，只要實現了上述標準，社會主義也就建成了。斯大林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到1936年，他就宣布蘇聯已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1939年又認為黨的任務是“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和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1952年宣布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任務已經完成”，已處在“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

第二，“空地上創(chuàng)造經濟形式論”。斯大林說：“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較為現成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已經具備時開始發(fā)生的，這種形式在公開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會內部生長并成熟了；無產階級革命卻是在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沒有具備或幾乎沒有具備時開始發(fā)生的?！?sup>“由于國內沒有任何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蘇維埃政權必須在所謂‘空地上’創(chuàng)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而且他把創(chuàng)造社會主義經濟形式說成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規(guī)律來行事的。在斯大林看來，只要在“空地上”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創(chuàng)造出了社會主義形式，變革了生產關系，實現了所有制方面的全盤公有化，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實現，也會使生產力得到充分發(fā)展。至于創(chuàng)造出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是不是符合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那是不需要加以考慮的。

第三，“階級斗爭日益尖銳化論”。這是斯大林從20世紀20年代末就逐漸形成的一種理論。斯大林認為，隨著社會主義的發(fā)展，階級斗爭將會愈來愈尖銳化，或者說，社會主義愈是取得成就，階級敵人的反抗就會采取愈加尖銳的形式。根據這種理論，斯大林把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和黨內矛盾說成是敵我矛盾，到處抓“人民的敵人”，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大清洗”運動，制造了大量駭人聽聞的冤假錯案。在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甚至自然科學等領域，接連不斷地搞“大批判”運動，無端上綱上線，戴政治帽子，進行粗暴打擊。凡此等等，至今仍然給人們留下難以忘卻的印記，給社會主義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第四，“行政手段萬能論”。在斯大林看來，依靠行政手段可以解決國家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問題。因此，他把黨政軍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依靠自己手中的無限權力指揮一切，決定一切。

總之，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有其鮮明的特征，它既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在理論上設想的社會主義模式，也不同于列寧晚年的設計和初步實踐的社會主義模式。斯大林模式是一種獨具特色的高度集權的國家社會主義模式。斯大林模式也可以說是由經濟模式、政治模式和理論模式組成的三位一體的模式，是一個互相聯系、相互制約的有機整體。經濟模式是涵蓋經濟結構、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整體。政治模式是涵蓋黨的領導制度、政治結構和政權運行機制的整體。理論模式是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的理論反映和指導思想。

斯大林模式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產生和形成的。不可否認，這一模式對蘇聯實現工業(yè)化、備戰(zhàn)和發(fā)展科學技術等方面有過巨大的歷史功績。但是，從它運作了半個多世紀的整個歷史來看，這一模式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模式是不成功的，因為它的整個運行機制和體制缺乏活力，缺乏生機，不能進行自我調節(jié)，制約了人民群眾積極性的不斷提高，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持續(xù)發(fā)展。因而它的失敗也絕不是偶然的。

戴隆斌同志的《斯大林傳》，文字流暢，結構嚴謹，觀點明確。書中所引材料經過反復甄別，真實可靠。雖然是一部通俗性的傳記，但文中貫穿著對斯大林模式形成、發(fā)展的闡述，字里行間浸透著作者對這一模式的理性思考。實際上，這也是作者多年來對這一問題積累材料、思考的成果。當然，為了便于一般讀者閱讀，作者不可能花很多筆墨從理論上對斯大林模式作詳盡的描述。但是，讀者從作者對斯大林一生的革命活動、斯大林的家庭及其性格描寫中，會對斯大林個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與發(fā)展有一個比較正確、客觀的認識和評價。我想，這本書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頁。

《斯大林選集》下卷第542-5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