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 勇于探索——汪鋒同志在甘肅工作的日子

（二零零零年八月十日）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汪鋒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噩耗傳到甘肅，了解他、熟悉他的同志無不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人們以各種形式表達對汪鋒同志的沉痛哀悼和深切緬懷。

甘肅的干部群眾與汪鋒同志有如此深厚的情誼，與他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與甘肅人民風雨同舟、患難與共是分不開的。

汪鋒同志于一九一零年十二月出生在陜西省藍田縣的一個農民家庭，早在學生時代就投身革命，一九二六年加入共青團，一九二七年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一九三一年秋，時任中共陜西省委軍委書記的汪鋒同志，利用負責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黨的秘密工作的有利條件，按照陜西省委的統(tǒng)一部署，領導十七路軍駐甘部隊中的共產黨員，在蘭州等地積極發(fā)展和建立黨組織，加快甘肅革命步伐。一九三二年四月到九月，十七路軍駐甘部隊中的共產黨員先后發(fā)動了兩當、靖遠、西華池等十多次武裝兵變。一九三三年三月，汪鋒同志從渭北到達陜甘邊區(qū)，與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王世泰等同志并肩作戰(zhàn)，直接參與領導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chuàng)建工作。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汪鋒同志在中共陜西省委和關中地委工作期間，對甘肅國統(tǒng)區(qū)和邊區(qū)黨的建設、政權建設、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作出了積極而富有成效的貢獻。一是他在擔任中共陜西省委軍事部部長時，協(xié)助中共陜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兼軍事委員會書記歐陽欽同志，于一九三九年初在天水創(chuàng)建了中共隴南臨時工作委員會，使這一地區(qū)的黨組織逐步發(fā)展到天水、甘谷一帶。二是他擔任中共關中地委副書記、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期間，在積極參與領導新正、新寧兩縣抗日根據地建設的同時，正確執(zhí)行黨的隱蔽精干方針，堅決克服組織上的關門主義，把黨的組織工作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逐步擴大到正寧和寧縣的周邊地區(qū)，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

一九四九年九月至一九五四年，汪鋒同志先后擔任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西北軍政委員會及西北行政委員會委員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西北民族學院院長。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八年，汪鋒同志擔任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國家民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代理書記等領導職務。這一時期，汪鋒同志多次深入甘肅調查研究，正確執(zhí)行黨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組織領導了甘肅民族自治地區(qū)民族貿易、醫(yī)療衛(wèi)生、民族教育等工作。

一九六一年一月，在甘肅廣大干部群眾生產生活面臨巨大困難的時刻，中央任命汪鋒同志為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省軍區(qū)第一政委。他又一次到甘肅工作。

當時，甘肅的干部群眾正在同“大躍進”以后的“天災”“人禍”作斗爭。汪鋒同志到職以后，深入實際，認真調查研究，傾聽群眾呼聲，全力以赴糾正“左”的錯誤。他提議省委把安排群眾生活放在工作首位，果斷決定“開倉放糧”，迅速把嚴重缺糧群眾從饑餓死亡線上拯救出來。全省各級黨政組織一方面積極爭取兄弟省市支援，組織力量從外省調進大批糧食和日用品，投放到重災區(qū)，千方百計安排群眾生活；另一方面，從機關、學校、工廠抽調近六萬名干部、工人和技術人員下鄉(xiāng)支援春耕，幫助群眾進行生產自救。

針對甘肅干部群眾生產生活中出現的問題，汪鋒同志經過深入調查研究，于一九六一年五月專門向中央呈送關于農村食堂等問題的報告，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見，如“絕不應當把食堂同社會主義聯系起來，強迫群眾非在食堂吃飯不可”“只要真正按群眾的意見辦事，解決食堂是沒有什么害處的”。

為了從根本上糾正過去工作中的錯誤，汪鋒同志同省委其他領導同志分頭調查研究，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在此期間，省委分別召開了由各民主黨派、各階層人士參加的多種座談會。為了解除顧慮，充分發(fā)揚民主，汪鋒同志反復強調“什么話都可以講”“保證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記賬，不回擊，不搞運動”。按照省委意見，汪鋒同志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關于甘肅整風幾個具體問題的規(guī)定》《城市整風座談會紀要》《關于成立反右傾整風案件復查委員會的請示報告》《甘肅省委關于調整專、縣、社、隊組織規(guī)模的意見》等。這些文件的出臺，有力地推動了甘肅整社整風、平反冤假錯案、恢復和發(fā)展生產等重點工作的開展。

在省委統(tǒng)一部署和領導下，全省各級黨組織為合作化運動前后被錯定為“右派”“反黨集團”“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干部、知識分子和上層民族、宗教、統(tǒng)戰(zhàn)人士做了甄別平反。省委決定，對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錯批錯斗錯處分的基層黨員、干部和社員，采取“一風吹”的辦法一律平反，并責成省、地兩級部門負責人下鄉(xiāng)時代表省委向他們賠禮道歉。同時，大力調整社隊和企業(yè)結構，劃小核算單位；普遍推行以“按勞分配”為原則的“大包干”制度和計件工資制度；將一批超前過渡的小型國營工業(yè)企業(yè)和國營商業(yè)網點下放給集體或承包給個人經營；對刮“共產風”時平調的個人財產，堅決實行了退賠。

甘肅省委的上述工作極大地調動了全省干部群眾的政治熱情和生產積極性，使甘肅較快地度過了困難時期，經濟全面恢復，生產蒸蒸日上，群眾生活得到改善。一九六五年，全省社會生產總值達到了四十九億九千四百二十一萬元，比中央要求“恢復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增加了二十億一千三百萬元。糧食總產量達到三十七億公斤，基本接近一九五七年的三十八億公斤。各種農副產品、輕重工業(yè)產品產量成倍增長，綜合經濟實力大大增強，市場繁榮，物價穩(wěn)定。人民群眾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充滿了信心。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汪鋒同志在甘肅工作的這段時間里，以共產黨員的高度責任感和革命家的政治魄力，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guī)律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了大膽探索。他主持起草了《省委關于調查研究工作的報告》，對干部進行教育，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的時間深入農村社隊、廠礦企業(yè)、機關學校進行調查研究，總結群眾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創(chuàng)造的豐富經驗。通過深入調研和理論反思，汪鋒同志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guī)律有了新的、更高層次的認識。他指出：“社會主義國家農業(yè)集體化道路的問題都沒有能解決好，都是在農業(yè)集體化后，生產遭到了嚴重破壞?！币痪盼灏四旮愕墓伯a主義過渡，“既不看時間，也不看條件，更不看空間”“主要教訓是高、大、全”。他認為：“人民公社發(fā)展得太快了，不合乎甘肅的實際情況，因此出現了很多亂子?！薄艾F在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很大，若不采取斷然措施，有崩潰危險，建設社會主義是很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大膽地提出了“包產到戶有社會主義因素，可以允許搞”“搞到百分之四十，還是社會主義”“千條萬條，發(fā)展生產是第一條”等重要觀點。

為了使這些主張經受實踐的檢驗，汪鋒同志主持制定了《省委關于加強農業(yè)生產領導和若干具體問題的處理辦法》等文件，提出“在合理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個方面，教育農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適當放寬“小自由”，并分別選擇臨夏縣和榆中縣的兩個大隊蹲點試驗。在短短的一個月內，臨夏自治州實行“包工包產到戶”“大包干到戶”的生產隊達到百分之八十二；全省除蘭州、白銀、平涼三地市外也普遍實行了這樣的生產責任制。一九六二年八九月間，北戴河會議和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對所謂“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進行嚴厲批判，強調階級斗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指出從現在起，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在巨大的政治壓力面前，汪鋒同志不顧個人安危，仍然要求“對已實行‘包工包產到戶’和‘大包干到戶’的社隊，不要急于糾正，以免當前生產遭到破壞，造成更大困難”。

汪鋒同志對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的積極探索和大膽實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誣蔑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行為。他受到殘酷迫害。但是，他與全黨和廣大人民群眾一起進行的積極探索，已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偉大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表現了一名共產黨員敢于和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具體實踐相結合的襟懷和氣魄。

一九六一年以后，汪鋒同志在甘肅工作生活了十六年，由于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的干擾迫害，他真正工作的時間不足六載。但他在這短暫的時間里，為甘肅各項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也留下了一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甘肅人民將永遠學習他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高尚品德，發(fā)揚他胸懷全局、勇于探索的優(yōu)良作風，繼承他廉潔奉公、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為建設一個更加繁榮富強的新甘肅努力奮斗。

1. 這是作者在《人民日報》發(fā)表的署名文章，王世泰、葛士英、杜大仕與之聯署，收入本書時做了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