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詩壇上，有數(shù)名被譽作“薩福”的女詩人，其中之一便是姬娜依達·尼古拉耶芙娜·吉皮烏斯。據(jù)說，她的創(chuàng)作“有著我們抒情的現(xiàn)代主義整整十五年的歷史”（安年斯基），“吉皮烏斯女士屬于我們最杰出的藝術(shù)家之列。她的詩仿佛是以濃縮的、有力的語言，借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畫出了一顆現(xiàn)代心靈的全部體驗”（勃柳索夫）。

1869年11月8日，吉皮烏斯誕生于圖拉省別連瓦城一個貴族家庭，父親的遠祖屬于十六世紀移居到莫斯科的德國僑民，母親是一名迷人的西伯利亞女郎。童年時代，吉皮烏斯就顯得與眾不同，經(jīng)常穿著一件玫瑰紅的短毛衣，從不扣上衣的最后一粒紐扣，表情永遠嚴肅而孤傲，極少與人交往，一直沉溺于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之中。她剛滿十一歲時，父親因病去世，這次事件給了她嚴重的打擊，令其初次體驗了死神那君臨一切的威懾力，意識到生命出現(xiàn)之初，隨即就被死亡的魔網(wǎng)所籠罩的處境。由于上述種種情態(tài)，在基輔學院校內(nèi)，吉皮烏斯被稱為“懷著大悲哀的小人兒”。

1889年1月8日，吉皮烏斯嫁給了梅列日柯夫斯基。丈夫是一名有著強烈的宗教激情的詩人、小說家和文藝評論家。十月革命后，吉皮烏斯夫婦流亡到法國，在巴黎的寓所內(nèi)聚集了一大批俄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組織“綠燈”社，舉行文化沙龍，繼續(xù)傳播俄羅斯魂所散發(fā)的神秘主義思想，堅持宗教的虔敬感，倡導受難意識和悲憫感，以十字架上的愛去迎接世界又一個黃金時代——耶穌的第三次復活的來臨。除文學界的人物以外，當時與他們經(jīng)常往來的，還有羅扎諾夫、費洛索弗夫、別爾嘉耶夫、舍斯托夫等杰出的宗教哲學家。由于他們勤奮的著述和積極的活動，引出了一系列現(xiàn)代思想所關(guān)注的問題，其中一部分存在主義色彩較濃的學說，直接影響了法國哲學家馬塞爾與德國人類學家舍勒。正是他們這些缺乏體系，看似零碎卻能互相補充的觀點的產(chǎn)生，與德國的馬丁·布伯、布爾特曼及美國的蒂利希、尼布爾一起，形成了尋神論存在主義思潮。這一思想由于融合了基督教神學的精髓，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在二十世紀末后現(xiàn)代主義甚囂塵上的氛圍里，仍起著“清潔劑”的作用。

1945年9月9日，吉皮烏斯病逝于巴黎近郊。

吉皮烏斯七歲即嘗試寫詩，1888年開始發(fā)表作品，其詩歌多以編年結(jié)集，有《1889—1903年詩選》《1903—1909年詩選》《1914—1918年最后的詩篇》《閃爍集》，長詩《最后一圈》（描寫游歷地獄的但丁）等；此外，還著有長篇小說《鬼玩偶》《愛情——王子》，劇本《紅如罌粟花》《綠戒指》，論文集《文學日記》和回憶錄《活生生的人物》《梅列日柯夫斯基》等。

人類打從脫離自然這一母體開始，便被判定為一個異化的臨界點。一方面，主體意識逐漸加強的它，是自然的逆子，拼命地挖掘、搜刮養(yǎng)育過它的施恩者的財富，供自己大肆揮霍，造成兩者永不間斷的沖突與對抗；另一方面，被客體化以后的它，又無可奈何地承受著社會對它的戲謔、嘲諷，乃至戕害，個人與群體潛在地構(gòu)成了互為地獄的宿命。如此一來，人類的生存狀態(tài)不免就顯得十分尷尬，它有如浮懸在大地與天空之間的空氣一般：竭力向上飛升，期望進入美麗、純潔、神圣的境界；同時又被大地的鄙陋、污穢、庸俗所牽扯，不得不深陷于淤泥之中。這種生命的兩難必然帶給人類以人格分裂的惡果。在吉皮烏斯的整個創(chuàng)作中，生命在兩極之間的彷徨與猶豫是一個非常醒目的主題：

我以貪婪的眼睛遠眺大海，
被釘牢在海岸的泥土中……
我在深淵之上凌空高懸——
我不能飛向蔚藍的天穹。

我不知道該反抗還是該屈撓，
我既沒勇氣死，也沒勇氣生……
上帝離我很近——我卻不能祈禱，
我渴望去愛——又不能付出愛情。

大海以其浩瀚遼闊引發(fā)了抒情主人公無限的遐想，“貪婪的眼睛”傳神地暗示出追求的認真與執(zhí)著。然而，不幸的是，高遠的理想仍然必須忍受腳底現(xiàn)實淤泥的裹脅。有感于此，吉皮烏斯袒露了五組對立的矛盾：我渴望飛升的生活，脫離恐怖的深淵，卻只能像一只“死鷹”似的僵臥在懸崖之上，“選擇”的困難便油然而生，是反抗，還是屈服，是生，還是死，難以尋覓到確定的意義和價值，“我”在冥冥之中感到象征著幸福的上帝近在咫尺，卻不能對之進行通常該做的祈禱；內(nèi)心深處渴望情愛的溫柔，卻沒有能力去做出犧牲，詩的末節(jié)如是訴說：“朝著太陽長長地伸出手臂/我瞥見了蒼白的云幕……/我仿佛悟出了真理——/卻找不到語詞將它說出?！?/p>

人是生而自由的，那無所不在的枷鎖多半是他自己的手所鑄造，神學存在主義把這種自由的預感重新歸還給世人，鼓勵他們擺脫既成的善惡原則，弘揚健康的天性。吉皮烏斯是一名虔敬的基督徒，盡管內(nèi)心充滿了許多異端的思想。她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上帝的仁慈與強大。為此，她擁持上帝恢宏的包容性，并以人性的豐富多彩作為證明：

上帝！惡魔也是你的造物，
我為此來向你求情。
它身上烙印著我的痛苦，
這是我愛上惡魔的原因。

痛苦地反抗，它專心一致
給自己編織著羅網(wǎng)……
我不能不將憐憫施予
和我一樣痛苦著的生物。

正如人類原本是出于偶然被拋進世界一樣，生命的進程同樣也被難以捕捉的偶然性所操縱，所謂“絕對”、“必然”更多的只是出于臆想。因此，絕對的惡，必然的善并不存在。正如丑陋的胚胎孕育出美的人體一樣，善常常脫胎于惡。當世界充滿了保守、虛偽、淺薄、麻木、愚昧、腐朽等種種存在物，作為破壞之象征的“惡”自有其革命物含義，對推動世界前進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吉皮烏斯的整個詩歌創(chuàng)作中，《干杯》一詩較能傳達出她對生活的辯證法的體認：

我的失敗，真誠地歡迎你！
我愛你，正如我對勝利的眷戀；
謙卑蟄伏在我高傲的杯底，
歡樂與痛苦原本是并蒂相連。

多么地安謐呵，明亮的黃昏！
平靜的水面有輕霧在徘徊；
最后的殘酷蘊含無限的溫馨，
上帝的真理包藏著上帝的欺騙。

女詩人笑傲人生的激情藝術(shù)化地體現(xiàn)了存在主義的哲理：唯有正視人生，擁抱生活的全部，連同擁抱它的缺憾，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行為。在她看來，熱愛人生不應該僅僅局限于對幸福、歡樂、希望、成功、升騰、美善等正面東西的接受，也應該同時容納它的負面，諸如失敗、災難、絕望、挫折、丑惡、痛苦，等等，唯其如此，方才稱得上對人生圓滿而完整的享受。人格的高貴在行世的謙卑里呈現(xiàn)，無限的柔情在最后的殘酷中萌生，在苦難的深處咀嚼生活的甜蜜，透過一無際涯的絕望去感受絢麗的希望之迸發(fā)。她呼吁人們，不論人生的酒杯斟滿的是什么樣的液體，都要一飲而盡，應該以酒神式的豪放，笑對世界。

1893年11月17日，吉皮烏斯在日記中寫道：“我知道通向自由的道路，一個人不能達到?jīng)]有真理的自由……那是來自人民的自由，來自人性的所有事物，來自一個人自己的愿望，來自命運……”稍后幾天，她又寫道：“自由，這是我來自于你的思想的最美麗的思想。”女詩人深深地知道，自由不是沒有重量的，與之相伴隨的還有崇高的責任和義務(wù)。在《真理或者幸福》一詩中，她告訴世人，生命行使自由的權(quán)利在于尋找真理，并非追求幸福。盡管“你們”害怕兇險、痛苦、漫長的經(jīng)歷，為“我”指出一條寧靜的沒有煉獄之火的途徑，但這并不是“我”要達到探索目標應走的道路，不符合“我”的自由選擇。我的使命是為了獲取真理，它恰恰與世俗的追求背道而馳。因此，盡管我們相互憐憫，我們?yōu)閷Ψ狡矶\的內(nèi)容卻并不相同：

我并不為你們?nèi)テ矶\幸福，
我祈禱的內(nèi)容遠比幸福高尚。

吉皮烏斯對真理的體悟與她強烈的宗教意識關(guān)聯(lián)很大，她渴望擁有一個精神的現(xiàn)實，對物質(zhì)的現(xiàn)實則予以嚴厲的批判。這方面，吉皮烏斯與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她的眼里，后者的作品過于貼近政治與社會，不利于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揮及對人類精神的提升，隔斷了人類與上帝的默契。她認為，對一部藝術(shù)作品來說，它的美學的和宗教的內(nèi)容應該高置于社會的、政治的觀念之上，借此凈化人們的欲念，專事供奉上帝，答謝其所賜予的神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