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化山河

一

一個人，遲早會經(jīng)歷一次極大的恐懼。

不是生老病死，不是瘟疫猖獗，不是盜匪來襲，而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一位美麗的女教師在教室里講“常識”課。她說：“宇宙沒有邊際，地球微不足道，即便是它圍著轉(zhuǎn)的太陽，也只是銀河系中很多恒星中小小的一顆?！?/p>

“銀河系里，大約有多少顆恒星？”一個同學怯生生地問。

“三千億顆?！迸處熎届o地回答，卻把“億”讀成重音。

課堂里“嗬”的一聲。

“銀河系這么大，宇宙里還有別的星系嗎？”同學又問。

“太多太多星系了?！迸處熣f。

“大概多少？”學生追問。

“也以千億計，至少?！迸處熁卮稹?/p>

這么幾句問答，使同學們再也不好意思問地球的事。

過了幾天，大家從一位男教師那兒得知，微不足道的地球，倒也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四十多億年，而人類的出現(xiàn)才三百多萬年，不到千分之一，相當于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最后一分鐘。

“請記住”，男教師趕緊補充說：“這最后一分鐘，是在比喻三百萬年。如果要說人類開始創(chuàng)造文明，至多是近一萬年里邊的事兒，太短促了，匆匆一瞬之間，任何比喻都使不上?！?/p>

——這番師生問答，產(chǎn)生在孩子們正在形成世界觀、人生觀的時候，實在有一種震天動地的恐懼。

但是，孩子畢竟是孩子，很容易轉(zhuǎn)移情緒。身邊的快樂、爭吵、比賽，立即替代了三千億、四十億這些數(shù)字。在他們心中，大大的真相變成了故事，小小的游戲變成了真實。

只有一個孩子沒有完全轉(zhuǎn)移，那就是我。我不斷地研習這些令人恐懼的話題，而且越來越明白，當年老師所說范圍還是太小、太淺。也許是老師怕傷害了幼小的心靈，他們沒有進一步說明，在宇宙間無數(shù)星系的不息運動中，沒有一種力量可以保證地球不消失，也沒有一種智慧可以判斷消失的時間是很遠，還是很近。

即使地球暫時不消失，人類也可以輕易隕滅。非洲加蓬發(fā)現(xiàn)了二十億年前的疑似核反應堆，估計運轉(zhuǎn)了五十萬年；土耳其的一幅古代地圖，似乎只能繪制于宇航之后。越來越多的遺跡讓人漸漸相信，在人類產(chǎn)生之前很久，已經(jīng)出現(xiàn)過不少“史前超文明”，又都一批批隕滅了。那么，怎么證明，現(xiàn)在的人類能夠破例長存？

這一切，構(gòu)成了我世界觀的基礎：一種徹底看破了周遭功利的宏偉悲觀。

但是，這種悲觀中的“悲”也被看破了，因為悲喜本是人類的作態(tài)。

二

當然，在看破一切之后也看破了自己：區(qū)區(qū)凡胎肉身，無法逃離脆弱生存，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打量同類，再打量自己。

我的朋友周濤寫過這樣一個場面：兩只螞蟻在大地上相遇了，由于矜持互相沒理。爬過很久都后悔了，畢竟是同類啊，怎么沒有擁抱一下？

我們就是這樣的螞蟻。

我們再渺小，也算擁有了生命。生命，有它的本性。

本性之一是聚集，本性之二是延續(xù)。對于智能高于螞蟻的人類而言，就會因為聚集和延續(xù)，呼應前后左右，既自我安慰，又互相安慰。

人類的自我安慰和互相安慰，主要辦法是尋找“意義”。生存的意義，生命的意義，聚集的意義，延續(xù)的意義……這在早期比較容易，只要有聰明人站出來一說“意義”，大家就相信；一到現(xiàn)代就難了，既然大家從小已經(jīng)知道了銀河系和地球的一點點真相，那就很難再從根本上信任各種“意義”。所以，現(xiàn)代智者特別苦惱，他們必須把知道了的一切當做不知道。用我的話來說，叫做“通過切斷思維來捕獲意義”。這種情景，就像哈維爾（V.Havel）所說的那樣，在汪洋大海中尋找一個“意義的島嶼”。

“意義的島嶼”可以讓人忘了茫茫大海，忘了驚濤駭浪，產(chǎn)生精神上的安全感，從而居住下來。這，便是文化。

居住在“意義的島嶼”上，極有可能產(chǎn)生紛爭，甚至產(chǎn)生對意義的爭奪，因此必須把意義層層細分，以便各守其事、各司其職、各耗其身。隨之，文化也必須把自己的宏觀能力自動縮小，使之越來越專業(yè)化、偏執(zhí)化、瑣碎化。結(jié)果，很多更狹隘的“意義”就冒出來了。

每一種“意義”一旦成形，都會自我增量，以證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例如，個體的意義、群體的意義、家庭的意義、民族的意義、國家的意義、西方價值的意義、東方價值的意義，如此等等。這么多“意義的島嶼”，都在宣稱自己的極端重要。但在私底下，真覺得有那么重要嗎？又是那個哈維爾說的了，每一個島嶼都會自問是否連接著“海底山脈”。如果有連接，“意義”就讓人安心；如果只是“珊瑚礁”，“意義”就要重新更替。按照哈維爾的自述，他從原來東歐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系統(tǒng)中拔身而出，成為捷克總統(tǒng)，就是因為發(fā)現(xiàn)了原來“意義”的不可靠。

但是，他找到的新的島嶼，是可靠的嗎？怎么證明，它連接著海底山脈？而且，即使連接了，又怎么證明能夠抵御海嘯？

三

海嘯和島嶼只是比喻，我們就在比喻中棲息。

偶爾，也會有一些誠實的目光重新提醒我們。例如，老子、莊子、釋迦牟尼、愛因斯坦、霍金……

他們的提醒，常常讓我們出一身冷汗?；仡^看世界，人們還在忙著假設各種“意義”，并由此互窺互耗、血火爭斗、連篇累牘、紛紛擾擾。一提醒，才發(fā)現(xiàn)人們沉溺的“意義”都是假設的，因此也變得稍稍平靜。

平靜了不一會兒，人們受不了“失重”之苦，便又重新建立“意義”。為了誘使別人加入，也為了說服自己，便把這種“意義”竭力撐大，使虛假更加虛假。

這一來，人類文明史就分出了兩大層次：假設層次和真實層次。假設層次在比例上占九成以上，而且一會兒表現(xiàn)為神圣，一會兒表現(xiàn)為壯麗，一會兒表現(xiàn)為強大，一會兒表現(xiàn)為成功，一會兒表現(xiàn)為深刻，一會兒表現(xiàn)為叛逆，都從者如云，烈烈揚揚；真實層次是擺脫假設之后的思維結(jié)晶物，很少，卻可以看淡一切神圣、壯麗、強大、成功、深刻、叛逆。

在假設層次與真實層次之間，有一個彷徨層次。那里，很多智者在苦惱，在決裂，在求索，在掙扎，在批判……，文化，主要停留在這一層次。在假設層次上也有文化，但往往宣導色彩、癡迷色彩太濃，等級不會太高；在真實層次也有文化，但因為過于透徹、過于達觀，失去了苦惱和決裂，往往筆墨疏落、月冷影單。

處于中間彷徨層次的文化，無意中承擔著兩種不同方向的引導作用：或引向熱鬧的假設，或引向冷寂的真實。后一種引導很難，因為那要卸除很多東西，也就是要不斷做減法，一直減到不能再減。

除非，有了無法抵抗的外力，使人們突然窺得了人類生存的真實，不得不做最徹底的減法。

四

說到這里，我們可以把目光拉回到現(xiàn)實人生中來了。

我曾在一本書中表述一個特別的觀點：真正結(jié)束中國“文革”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國，突然窺得了人類生存的真實。

也就是說，一場天降的自然災害，從根子上否決了人為的政治災害。數(shù)十萬生靈的剎時隕滅，使原先陷于極左癡迷的中國驚呆了。

各地慌忙馳援，但貧困之極的大地，能拿得出什么？當時還有少數(shù)人想把“天災”引向“人禍”，繼續(xù)在血泊廢墟上鬧點政治話題，但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已經(jīng)不理他們，而是補了一門有關(guān)“生存底線”的“天地之課”。我一直認為，那次大地震后不久“文革”結(jié)束，以及后來的改革開放，都是這門最原始課程的延續(xù)。

唐山大地震發(fā)生時，我正潛逃到家鄉(xiāng)的一座山上研讀中華文化經(jīng)典。因地震，我聯(lián)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災時創(chuàng)建的“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話，一下子摸到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這個過程，我在《中國文脈》一書中曾經(jīng)寫到。

從此，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一直盤桓在我心中。

后來，我也以通行的學術(shù)方式研究了世界上十四個國家在哲學、美學、藝術(shù)學上的種種成就，并寫成了好幾本書，但很快就轉(zhuǎn)回到了我的學術(shù)原點：只從文化人類學、歷史地理學的視角，來探詢中國文化的生存狀態(tài)。所有的探詢都依附著一條極不安全的生存底線，因此，始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正是為了這種探詢，我在二十幾年前便辭去一切職位孤身投入曠野。在這之前，我們被灌輸?shù)亩际巧嬉饬x，而不是生存狀態(tài)。

由于辭得干凈，我走得很遠很遠。

總有人在路邊問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兩者關(guān)系如何？”

我回答：“沒有兩者。路，就是書?！?/p>

從學術(shù)上說，我是從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態(tài)文化。然后，又把文本文化并入了生態(tài)文化。

我的生態(tài)文化，也可算之為山河文化。我在山河間找路，用短暫的生命貼一貼這顆星球的嶙峋一角。

五

一路上寫了不少，像《文化苦旅》、《山居筆記》，以及后來整理結(jié)集的《尋覓中華》、《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等。但是，讓我重新下決心系統(tǒng)匯總的，是另一次地震災難：五一二汶川大地震。

就像當年的唐山大地震一樣，這次大地震又讓我們?nèi)f分驚悚地感知了人類的生存底線。只不過，唐山大地震時中國相當貧困，而汶川大地震時中國已經(jīng)相當富裕。兩次大地震提醒我們：在生存底線面前，貧富榮衰一律平等。

與唐山大地震時不同，汶川大地震之后我立即趕赴了現(xiàn)場。在觸目驚心的廢墟間，我強烈感受到，當這樣的天災降臨，個人、家庭、村落、鄉(xiāng)鎮(zhèn)幾乎都無法自救。若能延續(xù)生命、保存文明，必然是互相救助的結(jié)果。

這種現(xiàn)場感受使我得出了一個推論：中華文化為什么能成了全人類唯一沒有中斷和湮滅的古文明？必然與一次次滅頂之災中的守望相助有關(guān)，可惜沒有被朝廷史官們記錄下來。我得出這個推論，也因為親眼看到了那些天，全國各地民眾自發(fā)救援的感人景象。正好我考察過亞洲好幾個天災現(xiàn)場，又去過美國遭遇颶風的一個災區(qū)，救援情況都遠不如中國。

由此我想，在自然暴力面前人類確實微不足道，但是，即使毀滅降臨，在毀滅前一刻的善良互助，可能成為人類到過地球一次的最終安慰，也可能是人類各個文明之間的最后比賽。為此我當即發(fā)表文章說，汶川大地震證明，中華民族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比較像樣的族群。我還說，我將把這個想法，作為今后研究中華文化的新起點。

與唐山大地震的時候一樣，仍然有一些人不明白“天事”大于“人事”，一心想把“天災”引向“人禍”，繼續(xù)在血泊廢墟上鬧點政治話題。這次，是全世界民眾不理他們了。正如臺灣學者南方朔先生所說：“這次地震讓人痛心，卻讓中華文化在全世界面前揚眉吐氣?！?/p>

南方朔先生在這里所說的中華文化，是指在“生存底線”中的善良互助。這種善良互助在平日很可能被掩埋，掩埋得連自己也不知道；一旦大災降臨，卻“震”出了集體本性，這便是文化自醒。

六

那么，就讓我們簡單掃描一下中華文化的生存狀態(tài)。

地球，這個在銀河系中幾乎找也找不到的小顆粒，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是陸地。在一塊塊陸地中，最大的一塊是歐亞陸地。在這塊陸地東邊，有一個山隔海圍的所在，那就是中國。

中國這地方，東部是大海，西北部是沙漠，從西到西南，則是高原。光這么說還顯得平常，因此，必須立即說明，大海是太平洋，沙漠不止一個都很大，而高原則是世界屋脊。那就是說，這是一片被嚴嚴實實“封”住了的土地。

在古代，那樣的海是無法橫渡的，那樣的山是沒人攀越的，那樣的沙漠是難于穿行的。結(jié)果，這地方就產(chǎn)生了一種“隔絕機制”。幸虧，它地盤不小，有很多山，很多河，很多平原，很多沼澤。人們安于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織，春種秋收，這就是多數(shù)中國人的生存狀態(tài)。

這種生存狀態(tài)又被說成“靠天吃飯”。一個“天”字，就包括了氣溫、氣候、降水量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種種自然災害。

“天”怎么樣？從中國最近的五千年來說，開頭一直溫暖，延續(xù)到殷商。西周冷了，到春秋、戰(zhàn)國回暖，秦漢也比較暖。三國漸冷，西晉、東晉很冷。南北朝又回暖，暖到隋、唐、五代。北宋后期降溫，南宋很冷，近元又暖。明、清兩代，都比較冷，直到民國，溫度上去一點，也不多。

氣候的溫度，或多或少也變成了歷史的溫度。我在《中國歷史地理學》（藍勇著）上找到一幅氣溫變化曲線圖，據(jù)注釋，此圖采自于《中國文化地理》（王會昌著）。這幅曲線圖把氣溫和朝代連在一起，讓人聯(lián)想起一次次無奈遷徙，一次次草衰風狂，一次一次生態(tài)戰(zhàn)爭，一次次荒野開拓，一次次炊煙新起……我對著這幅曲線圖，看了很久很久。

我相信，不管說大說小，生態(tài)原因都是歷史的第一手指。即便從最小的角度看，那一些著名戰(zhàn)爭的勝敗，其實都與歷史學家所強調(diào)的將士多寡、君主賢愚、帷幄謀略關(guān)系不大。根據(jù)傳說資料，黃帝能夠戰(zhàn)勝蚩尤，主要是氣候原因。說近一點，諸葛亮的最大亮點，便是“借東風”，由預測氣候而決定了赤壁之戰(zhàn)的勝負。成吉思汗縱橫天下，他的謀士耶律楚材也是憑著準確的氣候預測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后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為海上臺風。

孟子英明，把成敗因素分為“天時”、“地利”、“人和”三項。這就打破了人類封閉的自足系統(tǒng)，重新仰賴于天地的力量。但是，囿于視野極限，他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輕重模式。其實，更宏觀的結(jié)論應該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時?！比颂煨?，怎么強得過天地？

是天地，給了我們生存基座，因此也給了我們文化基座。

在嚴嚴實實的封閉結(jié)構(gòu)中，中華文化擁有三條最大的天地之線，那也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經(jīng)緯。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條線是黃河；第二條線是長江；第三條線比較復雜，在前兩條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線，也就是區(qū)分農(nóng)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線。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對這三條天地之線的漫長踩踏。

黃河，我?guī)缀鯊脑搭^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F(xiàn)在的入?？谑巧綎|東營，以前的入?？谧兓芏啵鞠胍灰粚ぴL故河道遺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黃河流域，我找到了黃帝軒轅氏的出生地，并應邀擔任了“黃帝國際學術(shù)論壇”的主席很多年。我猜測了黃帝、炎帝、蚩尤決戰(zhàn)的疆場，然后又在殷墟盤桓了很長時間。當然，花時間最多的是在黃河流域?qū)ふ蚁惹刂T子的足跡，并把他們與同齡的印度、希臘、波斯的哲人們進行對比。為了對比，我甚至歷險萬里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們生存過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態(tài)原因。黃河使我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達到的思維高度。

由于氣候變化，從那個寒冷的西晉時期開始，中華文化隨著倉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遷移，向長江遷移。遷移是被迫的、艱難的，但這是天地的指點，不能違逆。

長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與黃河相比，它似乎對宇宙空間有更多的驚懼，更多的疑問，更多的祭拜。于是，從上游三星堆以仿佛外星人的神秘魔力所鑄就的青銅的詩，到下游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鑿的白玉的詩，最后都集中到三峽險峻處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系列“天問”。屈原在問，長江在問，人類在問。大問者，便是大詩人。自宋代之后，中國的文化、經(jīng)濟中心已從黃河流域轉(zhuǎn)到了長江流域。中心難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氣象漸成，一批推進歷史的人物便從珠江邊站起。

我要著重說說第三條線，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這條線，讓“天”和“地”密切呼應起來。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種植農(nóng)作物；低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適合游牧。

有趣的是，這條降雨量的界線，與萬里長城多方重疊?？梢?，萬里長城的功用是區(qū)分兩種文明，讓農(nóng)耕文明不受游牧文明的侵犯。因此，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畫下的一條界線。這樣一來，中華文明的三條天地之線，也就成了黃河、長江、長城。

從長城內(nèi)側(cè)的農(nóng)耕文明來看，侵犯總是壞事；但是，從長城外側(cè)的游牧文明來看，用馬蹄開拓空間，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應該受到阻攔。于是有戰(zhàn)爭，于是有長城，于是有一系列奇特的歷史。

干燥和濕潤發(fā)生了摩擦，寒冷和溫暖拔出了刀戟，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場和莊稼展開了拉鋸……

沖突是另一種交融。長城內(nèi)外的沖突和交融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主題，其重要，遠遠超過看起來很重要的邦國爭逐、朝代更替。我平生走得最多、寫得最多的，也恰恰是這些地帶。

例如，我反復考察了鮮卑族入關(guān)后建立的北魏，發(fā)現(xiàn)它不僅保護了漢文化，而且讓漢文化具有了馬背上的雄風，與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結(jié)合，氣象大振，使中國終于走向了大唐；我還反復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熱河行宮，發(fā)現(xiàn)它不僅年年讓統(tǒng)治集團重溫自己的起步生態(tài)，而且還讓各種生態(tài)友善組合，避免沖突；我又考察了敢于穿越長城北漠、溝通千里商貿(mào)的晉商故地，明白了中國本來有可能通過空間突破而獲得財富，提升生態(tài)……我的這些考察所寫成的文章，都在海內(nèi)外產(chǎn)生了不小的影響。

基于對長城內(nèi)外異態(tài)文明的興趣，我漸漸對一切異態(tài)文明都產(chǎn)生了向往。只要有機會就會一次次趕去，考察它們的對峙和結(jié)親，并追蹤后果。為此，我的孤單的足跡，遍布了云南、廣西、貴州、遼寧、黑龍江、吉林、內(nèi)蒙古，以及我非常喜愛的新疆。按照傳統(tǒng)漢族學者的說法，那是邊緣地帶、邊外地帶，甚至干脆說是“無文地帶”。他們錯了，因為最重大的文化現(xiàn)象，都產(chǎn)生于異態(tài)對接之中。小文在他們身邊，大文在遠方曠野。

我的生命起點，出現(xiàn)在長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礎，倚重于黃河流域。過了很久才發(fā)現(xiàn)，我的遠年故鄉(xiāng)，應該在甘肅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外側(cè)。這一來，這三條天地之線，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線。

恍然大悟，原來從祖輩開始，就是一隊生態(tài)流浪者。我怎么會那么決絕地辭職遠行到甘肅高原，以“文化苦旅”來延續(xù)生態(tài)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

七

踏遍了中國文化的一條條天地之線，容易為中華文明產(chǎn)生一點遺憾，那就是對海洋文明的疏離。黃河、長江是農(nóng)耕文明的杰出代表，長城代表著農(nóng)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隔墻對話”，而海洋文明，則始終未能成為主角。

這一點，一直成為某些自以為獲得西方立場的中國評論者的批判熱點。他們贊頌古希臘、古羅馬的海上戰(zhàn)績，羨慕地理大發(fā)現(xiàn)之后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的海洋霸權(quán)，嘲笑中國對此完全漠然，直至十九世紀在諸多海上侵略者面前屢屢慘敗。

這種批判忽視了一個宏觀前提：地球不存在一種“全能文化”。任何文化都是特定生態(tài)的產(chǎn)物，因此不能作跨生態(tài)攀比。中國在封閉環(huán)境中埋頭耕作，自給自足，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對外遠征擄掠。但是對內(nèi)，卻需要對遼闊的黃河、長江流域進行統(tǒng)一治理，以免不同河段間在灌溉和防災上的互戕。這種農(nóng)耕生態(tài)沉淀成了一種文化心理，追求穩(wěn)定、統(tǒng)一、保守、集權(quán)，即使擁有了鄭和這樣的航海技術(shù)，也無心海洋戰(zhàn)略。

是的，中國有太多太多的缺點，但是如果回到本文開頭的視野，從遠處看地球，卻會發(fā)現(xiàn)螻蟻般的人群在不大的星球上實施跨海侵害同類的霸權(quán)和戰(zhàn)略是多么無聊。相比之下，中國從來沒有跨海遠征。我想，如果天地有眼，最看不下去的也許是歐洲人十六世紀跨海對天真的印第安文明的毀滅，以及十九世紀跨海用毒品和炮火來侵犯安靜的中國。他們后來編制了一些好聽的概念，難道就能把這些惡行都洗白了？

我從來不相信那些高談闊論，只愿意觀察山河大地的臉色和眼神。偶然抬頭看天，猜測宇宙是否把地球忘了。忘了就好，一旦記得，可不是玩的。

趁還有點時間，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事情是多走走，了解歷代祖先各種所作所為的生態(tài)理由。當然，說到底，這種了解也是徒勞。但除此之外，還能做什么呢？

在這個過程中，只有一個經(jīng)驗可以奉送同類。那就是：天下萬物中，能夠做人不容易，不妨開心過完這一生。開心的障礙是重重憂慮和煩惱，但是只要像我這樣時時記得地球是怎么回事、人類是怎么回事，那些瑣瑣碎碎的障礙就會頃刻不見，那些曾經(jīng)壓迫過我們的榮譽、事業(yè)、地位也會頃刻不見。于是，整個身心都放下了，輕松了，開心了，再看周邊熱鬧，全都成了表演?？匆粫罕硌菀膊诲e，然后走路。陌生的山河迎面而來又一一退去，行走中的人更能知道生存是什么。

再宏偉的史詩也留不住，只剩下與之相關(guān)的無言山河。陸游說：“細雨騎驢入劍門。”劍門是權(quán)力地圖的千古雄關(guān)，但消解它的，只是雨，只是驢。

史詩也會變成文字存之于世，顧炎武說：“常將《漢書》掛牛角?！被突蜐h代，也就這么晃蕩在牛角上了。那牛，正走在深秋黃昏的山道間。

陸游、顧炎武他們在旅行中讓人間的大事變小、變軟、變輕，這頗合我意。歷史是山河鑄造的，連山河都可以隨腳而過，那歷史就更不在話下了。

我不能預計地球的壽命、人間的禍福，卻希望有更多的人走在路上。

八

年輕的行走者們總是希望我能給他們提一些建議，最先該到哪里去。中國該去的地方不少，如果除去那些堆壓了很多復雜故事的皇城、經(jīng)院，偏重于滲透了文化的美麗山河，那我就可以隨手寫出

二十幾個自己比較喜歡的點。大家先走著，以后有機會再補充。我首度建議的名單是——

長江三峽；

黃河壺口；

長白山天池；

安陽殷墟；

三星堆；

曲阜孔林；

都江堰；

泰山；

兵馬俑；

萬里長城；

高昌故城；

交河故城；

庫車千佛洞；敦煌石窟；

云岡石窟；

龍門石窟；

法門寺；

西夏王陵；

杭州西湖；

南京紫金山；

承德避暑山莊；

峨眉山；

黃山；

廬山；

九寨溝；

桂林漓江；

普洱茶山；

黔東南村寨。

寫下后數(shù)了數(shù)，二十八項。

不管世界多么無聊、人生多么短暫，以這樣的面貌出現(xiàn)的中國文化實在有點可愛，值得為它來人間一遭。

為了供行走者參考，我把自己過去行走時寫的一些文章選編了一下，名為《山河之書》。這個書名，比較符合我上面所說的思路。以前也為同樣的目的編過一本《摩挲大地》，不少讀者覺得“摩挲”兩字太偏，讀起來不順口，我接受他們的意見。

英勇的探險家余純順先生在羅布泊沙漠遇難后，人們在他極少的隨身遺物中發(fā)現(xiàn)了我寫的書。這事讓我很感動，進一步明白了山河行走者要戰(zhàn)勝孤獨，只能靠文字互相取暖。我的書一直暢銷，可見后起的行走者還是不少。又想起了周濤所寫的螞蟻。我這一只，用文字在泥土上劃下淡淡的印痕，給后面的同類一點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