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被有的學者稱為“以留學生文化為基礎”的20世紀中國，如果說留學英美的中國知識分子主要是為我們帶回了一系列自成體系的西方文化資源，那么留學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卻常常陷入一種難以言述的文化糾纏與生存糾纏中：日本是他們的受業(yè)之鄉(xiāng)，但卻不時令他們飽嘗屈辱，日本的文化并不能休憩他們躁動的靈魂；中國是他們靈魂的故里，但在中國當局的眼里，他們卻又是一群可怕的叛逆者；從留日學者梁啟超的《敬告留學生諸君》到留日學生李書城的《學生之競爭》，再到留日學界的刊物以及留日學生在國內(nèi)刊物發(fā)表的文章中，隨處可見關于“留學生文化”的激情闡發(fā)，幾乎所有的留日青年知識分子都以“新中國之主人翁”、“一國最高最重之天職”自我期許。然而，他們又分明無法如許多英美留學生那樣潛心學業(yè)，篤信“非求學問之程度倍于歐美日本人，不足以為用于中國”，集會、罷課、退學、肄業(yè)回國以至革命、暗殺之類倒似乎成為了他們留學生涯中層出不窮的大事，梁啟超提醒留學生注意培養(yǎng)“學校外之學問”，留學生也表示“勿為學問之奴隸”，劉師培專門為“留學生為叛逆”正過名，他以“正名”的方式公開標舉了“排滿”革命的正義性。留日中國學者與學生的騷動不安與那些似乎“溫良恭儉”的學者般的英美“海歸”派的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們的生存姿態(tài)很容易讓我們想到魯迅所論及的“摩羅詩力”。

1907年，魯迅在日本寫下了著名的《摩羅詩力說》，在這篇文章里，他滿懷激情地描述了被稱為“摩羅詩派”的人們：

摩羅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歐人謂之撒旦，人本以目裴倫（G.Byron）。今則舉一切詩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凡是群人，外狀至異，各稟自國之特色，發(fā)為光華；而要其大歸，則趣于一：大都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抗俗，而精神復深感后世人心，綿延至于無已。

假如我們有意忽略魯迅這里的文學史指意而僅僅作文字的欣賞，那么，這樣的摩羅詩人仿佛就是當年那些“浮槎東渡”的留日中國學生：他們認定“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強國，不可不革命?！?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3/19/20262226996355.png" />他們高吟“或排滿，或革命，舍死做去”，慷慨赴死。連女性也是如此的桀驁不馴、豪氣干云：“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權天賦說，豈甘居牛后？”“雙臂能將萬人敵，平生意氣凌云霄”。雖然按照魯迅的原意，作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的摩羅詩人并不是他們，而且嚴格說來也非中國當下的“現(xiàn)實”，但是我們卻同樣很難否認20世紀初活躍在魯迅周圍的這些中國留學生所給予魯迅的感染，“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爭天抗俗”，這不同樣也是魯迅和他前前后后的留日中國同學所共同的精神追求？

從1902年成城學校入學事件到1905年的反對“取締規(guī)則”運動，從紀念“支那亡國”到同盟會的反清斗爭，從反對“二十一條”到左翼文藝運動，這些滿懷雄心壯志“浮槎東渡”卻又憂憤、屈辱、受難和敏銳的中國留日學生們，為了生存，為了民族，為了尊嚴，曾經(jīng)進行過多么激越的掙扎、多么殊死的搏斗，他們，曾經(jīng)就是現(xiàn)代中國的第一批“精神界之戰(zhàn)士”，就是中國文化的“摩羅”。

在20世紀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史中，就曾活躍著這樣一批又一批的“摩羅”們的身影。作為當年留日學生中的一員，賈植芳先生以“歷史見證人”的心態(tài)生動地描述過留日學生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關系。他將從清末以來至抗戰(zhàn)的中國留日學生分作五代，以魯迅、周作人、陳獨秀、錢玄同、蘇曼殊、歐陽予倩等為第一代，以創(chuàng)造社諸君為第二代，以五四以后赴日的穆木天、夏衍、豐子愷、謝六逸、彭康、朱鏡我等為第三代，以大革命失敗后前往日本的如任鈞、胡風、周揚等為第四代，以30年代中期前后留日的如覃子豪、林林等為第五代。與留學英美的中國學生相比，賈植芳先生認為這幾代留日學生（作家）的顯著特點就在于他們所表現(xiàn)出來的政治態(tài)度的“激進”：“在五四初期，留日學生激進地主張批孔、批三綱五常，反對封建傳統(tǒng)，向往朦朧的社會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理想）；在20年代以后，留日學生激進地提倡馬克思主義，提倡‘普羅文學’，反對國內(nèi)國民黨的獨裁專制和白色恐怖，推動了左翼文學運動，這其中包括創(chuàng)造社的前后期主要人物，30年代左聯(lián)以魯迅先生為首的主要領導干部周揚、夏衍、田漢、胡風等人。他們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敢于大膽地暴露個性的真實，敢于發(fā)表驚世駭俗的言論，批評現(xiàn)狀無所顧忌。”這樣的“激進”，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摩羅精神。摩羅精神貫穿了現(xiàn)代中國留日作家的好幾代人，可以說已經(jīng)構成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重要“精神傳統(tǒng)”。

今天，在世紀之交，隨著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發(fā)展狀況的變化，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這一獨立性似乎已經(jīng)喪失，倒是與之相異的英美“海歸”派繼續(xù)在中國社會的發(fā)展中扮演著他們固有的“知識精英”角色，而曾經(jīng)構成中國現(xiàn)代文學傳統(tǒng)的摩羅精神則在“現(xiàn)代性質疑”與英美“海歸”派的文化壓力之下?lián)u搖欲墜，所謂的“文化激進主義”不正到處遭人痛斥嗎？然而，這一切是否就那么的“理所當然”？我們是否真的只能在“大江東去”的感嘆中接受歷史“轉折”的現(xiàn)實？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精神傳統(tǒng)是否就應當按照今天英美學術的“規(guī)范”進行重寫？這都是一些難以解決卻又必須解決的問題。正是這些問題提醒我們再次回望歷史，重新在歷史自我演化的程序里詳加辨析，究竟是什么構成了中國現(xiàn)代文化與文學的內(nèi)在脈絡？究竟是什么可能對歷史造成更大的遮蔽與扭曲？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中，究竟曾經(jīng)發(fā)生過什么？究竟什么是所謂的“激進”？什么又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中彌足珍貴的傳統(tǒng)？

王富仁：《影響21世紀中國文化的幾個現(xiàn)實因素》，《戰(zhàn)略與管理》1997年2期。
見《梁啟超全集》2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原載《湖北學生界》1903年第2期。
梁啟超：《敬告留學生諸君》，《梁啟超全集》2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962頁。
《勿為學問之奴隸》，《直說》1903年2月13日第1期。
申叔（劉師培）：《論留學生之非叛逆》，《蘇報》1903年6月22日。
《魯迅全集》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頁。
鄒容：《革命軍》，《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333頁。
陳天華：《猛回頭》，《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67頁。
分別見秋瑾《勉女權歌》、《日本鈴木文學士寶刀歌》。
賈植芳：《中國留日學生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國比較文學》199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