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質系同學

西南聯(lián)大各系的學生各有特點，中文系的不衫不履，帶點名士氣。工學院的同學夾著畫板、丁字尺，一個個全像候補工程師。從法律系二三年級的學生身上已經(jīng)可以看出一位名律師或大法官的影子。商學系的同學很實際，他們不愛幻想。從舉止、動作、談吐上，大體上可以勾畫出我們的同學可能經(jīng)歷的人生道路。但這只是相對而言，比較而言，不能像礦物一樣可以用光譜測定。比如，有一個比我高兩班的同學，讀了四年工學院，畢業(yè)后又考進文學研究所做哲學研究生，由實入虛，你說他該是什么風度呢？不過地質系的學生身上共同的特點是比較顯著的。

首先，他們的身體都很好。學地質的沒有好身體是不行的。學校對報考地質系的考生的體檢要求特別嚴格。搞地質不能只在實驗室里搞，大部分時間要從事野外作業(yè)，走長路，登高山（據(jù)我所知現(xiàn)在的中國登山隊的運動員有兩位原來是讀地質的），還要背很重的礦石，經(jīng)常要風餐露宿，生活條件很艱苦，身體差一點是吃不消的。地質系的男同學大都身材較高，挺拔英俊，女同學身體也很好。他們大都是運動員，打籃球、排球，是系隊、校隊的代表。從儀表上說，他們都有當電影明星的資格。

他們的價值觀念是清楚的。他們對自己所選擇的學業(yè)和事業(yè)的道路是肯定的。他們沒有彷徨、猶豫、困惑，從一開頭就有一種奉獻精神——學地質是不可能升官發(fā)財?shù)?。他們充分認識到他們的工作對于國家的意義，一般說來，他們的祖國意識比別的系的同學更強烈、更實在。

他們都很用功。學地質，理科的底子，數(shù)學、物理、化學都要比較好。但是比較特別的是，他們除了本門科學，對一般文化，包括文學藝術，也有廣泛的興趣。因此地質系的同學大都文質彬彬，氣度瀟灑，毫無鄙俗之氣，是一些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地質系同學在學校時就做出了很大成績。云南地方曾出了厚厚的一本《云南礦產(chǎn)調查》，就是西南聯(lián)大地質系師生合作搞出來的。

在他們野外作業(yè)列隊歸來，穿著夾克，背著厚帆布背包，足登厚底翻皮長靴，或是平常穿了干凈的藍布長衫（地質系的學生都愛干凈），在學校的土路從容走著，我都有好感，對他們很欣賞。

其實我所認識的地質系的同學不多，一共只有四個，都是一九三九年入學，四三屆的，和我一個班級。

比較熟識的是馬杏垣。我對馬杏垣有較深的印象不是由于對他的專業(yè)學識有所了解，而是因為他會刻木刻。聯(lián)大當時沒有人刻木刻，一個學地質的刻木刻尤其稀罕。馬杏垣曾參加曾昭倫先生所率領的康藏考察團到過一趟西藏，回來在壁報上發(fā)表了他的一系列鉛筆速寫和木刻。他發(fā)表木刻用的筆名是“馬蹄”，有時用兩個英文縮寫字母“M.T.”。他的木刻作品偶爾在昆明的報刊上也發(fā)表過。據(jù)我看，他的木刻是很有風格，很不錯的。如果他不學地質而學美術，我相信也會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畫家、木刻家的。多才多藝，是聯(lián)大許多搞自然科學的教授、學生的一個共同的特點。

馬杏垣畢業(yè)后到美國留學。

一九四八年，我在北京午門的歷史博物館工作，有一天來了一位參觀的上歲數(shù)的人，河北豐潤一帶的口音，他不知怎么知道我是西南聯(lián)大的，問我認識不認識馬杏垣，我說認識。他說他是馬杏垣的父親。于是跟我滔滔不絕地談起馬杏垣，他說了些什么，我已經(jīng)不記得，只記得老人家很為他這個現(xiàn)在美國的兒子感到驕傲。是呀，有這樣的兒子，是值得驕傲。

馬杏垣回國后在地質研究所工作，曾任所長，后來聽說擔任名譽所長。木刻，我想，大概是不刻了。

第二個是楊起。他是楊振聲先生的兒子。楊先生是我的老師。我在楊先生處見過他。他長得很像楊先生。他是蓬萊人，個頭很高，一個典型的山東大漢，文雅的、謙虛的山東大漢。他給我的印象是非常謙虛，一種從里到外的謙虛。他知道我是楊先生比較喜歡的學生，因此在校舍的土路上相逢，都很親切地點頭招呼。

還有一個是歐大澄。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認識的，可能是由于我的一個同系同班的同學和他是中學同學，他和這個同學常相過從，我和他也就熟識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喜愛音樂的。我不能確記著他是會拉提琴、彈吉他，或吹口琴。但是他很能欣賞西洋古典音樂，這一印象我想沒有錯。即使記錯了，我覺得他身上有一種古典音樂熏陶出來的氣質，這一點不會錯。

楊起、歐大澄，現(xiàn)在都不知道在哪里。

因為認識歐大澄，這樣也就對郝貽純有些印象。因為她常和歐大澄在一起走。郝貽純在女同學里是長得好看的，但是她從來不施脂粉（我們的女同學有一些是非?！皰绎啞钡?，每天涂了很重的口紅去聽課），淡雅素樸，落落大方。她好像也是打排球的。

郝貽純這幾年參與了一些政治運動。我不知道她是人大代表還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好像還是全國婦聯(lián)的委員。人大、政協(xié)、婦聯(lián)有這樣的委員，似乎這些會還有點開頭。郝貽純是徹底“從政”了，還是還沒有放棄她的本行？

我的地質系的同學，年齡和我不相上下，都已經(jīng)過了七十了。他們大概是離、退休了。但是我很知道，他們會是離而不休、退而不休的。他們大概都還在查資料、寫論文，在培養(yǎng)博士生、碩士生，不會是聽鳥養(yǎng)花，優(yōu)游終老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多好的知識分子呀！

載一九九三年第二期《新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