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系調(diào)整后的中文系

程毅中

1952年高等院校實行院系調(diào)整，北京大學接收了燕京大學的校舍，中文系與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的中文系合并，而且1954年還并入了中山大學的語言專業(yè)，最后是四系合并。雖有一部分教師調(diào)到了其他院校，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師資力量是大大加強了。我們燕大二年級原來只有8個同學，畢業(yè)時加入了三個班的同學，就成了七十多人的大班了。

1952年又開始按照新的教學大綱，把中國文學史改為一條龍的四段。第一段先秦兩漢，由原北大的游國恩先生講授。后面接著第二段魏晉至唐五代，由原燕大的林庚先生擔任；第三段宋元明清，由原清華的浦江清先生擔任；第四段現(xiàn)代文學史，由原清華的王瑤先生擔任。這一套教師陣容，應該說比以往哪個學校都強了。再加上高名凱、王力、周祖謨、季鎮(zhèn)淮、吳小如等先生講的本專業(yè)課程，我們這一班真是趕上了教學改革的頭班車了。這時，大家都很興奮，因為我們有幸成了新北大中文系按新的課程設置來系統(tǒng)學習的試點班——大三以上的同學因為課程已經(jīng)過半，只能開一些拾遺補缺的課了。除了公共的政治、外語課之外，我還選修了鄧廣銘先生的中國通史，因為我沒上過這門課。

我們有幸聽到了久已聞名的老教授開的課，其實當時他們還不老，當年游國恩先生只53歲，浦江清先生才49歲，林庚先生才42歲，正是風華茂盛、學問成熟的時候。幾位老師講課各有擅長，各具風格。游先生對先秦兩漢文學有深入研究，保持著不少傳統(tǒng)的樸學精神，講課時博引資料，注重文字訓詁，仔細講解。他講課略帶一些江西口音，聽起來還不難懂。林先生熱愛唐詩，自己是學者又是詩人，他以詩人的氣質和激情來講詩史，講到激動時性情搖蕩，神采飛揚，學生們得到的是美的享受。加以他的板書寫得飄逸靈動，很多同學都想學他的書法。因此我在慶賀他八十壽辰時寫的詩中說：“詩史高峰說盛唐，課堂縱論意飛揚。板書飄逸公孫舞，講義巍峨夫子墻?！边@就是他給我的深刻印象。浦江清先生講課帶些松江口音，北方同學聽起來剛開頭有些費勁，慢慢地就習慣了。浦先生講作品時總要先吟誦一遍，帶著濃厚的感情色彩，如講到李清照的《金石錄后序》時，對她顛沛流離、國破家亡的哀痛作了詳盡的闡述，使我們深受感染。他擅長戲曲，講到名篇時還給我們唱上一段，作為綜合藝術的直觀教育，加強了我們的感性認識。他對學生要求很嚴，在課堂提問時往往帶有測驗我們自習情況的用意。有一次講到《西廂記》第一折第一句“游藝中原”時，問我“游藝”兩字怎么講。幸而我小時候讀過《論語》，回答說是大概出于《論語》的“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得到了浦先生的認可，可能也因此而給了他一個好印象。浦先生講課極其認真，講到專注忘情時竟忘了時間，往往打了下課鈴還不肯結束。

吳組緗先生講現(xiàn)代文學，是很受歡迎的一門課，那一年編輯專業(yè)和語文專業(yè)一起在教室樓大課堂上課，真是濟濟一堂，座無虛席。當時學習蘇聯(lián)的教學方式，有課堂討論的程序。每一篇文選先讓學生自習后在課堂上討論，或分組討論后提出問題交老師評審。吳先生針對學生提出的問題進行分析，講得十分仔細。我作為課代表，經(jīng)常向吳先生匯報同學提出的問題，看到他在蠅頭小楷寫的講稿上勾來劃去，還寫下了一些小紙片，準備回答各種不同的問題。我深深體會到了吳先生備課的認真嚴謹，和他創(chuàng)作的風格是完全一致的。王瑤先生講的現(xiàn)代文學史，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在堂上常講些小故事和幽默的插話，引起了同學們的濃厚興趣。但是他帶著山西口音的普通話，對不少同學來說卻減低了一些效果，記筆記就發(fā)生了困難。好在他的《新文學史稿》已經(jīng)出版了，我們可以想法找來參照。

講課條理清楚、體例嚴密的當推教語言學的王力先生和周祖謨先生。王先生講漢語史循序漸進，章節(jié)分明，講到一個段落時還交代以上是一段，下一段講什么問題，他的課筆記最好記。周先生講現(xiàn)代漢語，也是段落分明，邏輯性很強，這是他們語言學家講究語法和邏輯的特點。王力先生告訴我們清代漢學家講訓詁，要求“例不十，法不立”。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雖然我不敢研究語言學，但是后來在古籍整理工作中，總想著要注意訓詁，廣求旁證，不要輕易下判斷。這是漢語史課給我的教益。高名凱先生給我們講普通語言學，我是似懂非懂，國際音標記不住，更不會發(fā)音，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考試過關的。當時有一個比較普遍的問題，就是除設置語言專業(yè)外，把原中文系的學生都歸入語文專業(yè)，加強了語言學的課程。大多數(shù)同學是偏愛文學的，其中一部分人還懷著作家夢來上中文系，一聽系主任楊晦先生的報告，“中文系不是培養(yǎng)作家的”，不禁大為失望。接著開了普通語言學和現(xiàn)代漢語、漢語史等課，多數(shù)同學都有些怕，只有少數(shù)幾個同學感到興趣，后來主動走上了語言學的道路。

我們聽的基礎課，都是原屬四個大學的名教授講的，這的確是院系調(diào)整造成的有利條件。各個大學原來有什么獨特的學風，我說不清楚；各位教授各有各的專長和風格，倒還略有感悟。但是他們共同的一點，就是都對學生認真負責，熱心愛護。我們那時學生和老師接觸的機會比較多，可以隨時上老師家里去訪問提問，可能和現(xiàn)在的研究生差不多了。好像系里本來還安排了老師答疑的時間，可是學生更愛上老師家里去請益，談話可以更隨便親切一些。在面談中老師既指導我們學習，也關心我們生活；不僅教我們怎樣讀書，還教我們怎樣做人。收獲是很多的。我當過吳組緗先生、王瑤先生和浦江清先生的課代表，接觸的次數(shù)較多。后來我讀研究生，又先后得到浦先生和吳先生的指導。他們都是從原來清華大學來的，似乎更注重古今中外的融合。浦先生曾當過陳寅恪先生的助手，可能接受了如陳先生所揭示的王國維之治學方法：“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笨墒俏医邮芩麄兊慕虒]有多少時間，自己又不努力，只是偏守一隅，戰(zhàn)線越來越短，如今更是追悔莫及了。

院系調(diào)整后的中文系匯集了四個大學的師資，力量顯然是大大加強了。本來大可恢復蔡元培任校長時候那種兼容并包的學風，把各個教授的特長充分地發(fā)揮出來，但那時照搬前蘇聯(lián)的教學體制，又加上了1954年批判以俞平伯紅學為代表的資產(chǎn)階級學術思想的粗暴運動，造成了許多損失。如吳組緗先生在《宋元文學史稿》前言里所提到的一些問題，就是例證。不過那時資深教授開基礎課的辦法，還是使我們受益匪淺的。今天中文系的師資力量還是很強的，應該能把基礎課和選修課的關系處理得更好一些吧。

曾有人說，北大中文系1955年的畢業(yè)生中出的人才很多，其實也未必如此。如果說有些同學有一些成績的話，可能和1952年的院系調(diào)整有關，其中的經(jīng)驗和教訓也是共存的，有待我們研究分析。

2010年2月24日改定

程毅中，男，生于1930年，江蘇蘇州人。1958年由北京大學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調(diào)入中華書局工作?，F(xiàn)為編審、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燕京學報》常務編委。著有《古小說簡目》、《唐代小說史》、《宋元小說研究》、《明代小說叢稿》、《古體小說論要》、《古籍整理淺談》、《程毅中文存》等；編著有《古體小說鈔》、《宋元小說家話本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