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留學期間的學術經(jīng)歷：個人研究與團體活動

《清華周刊》第276期（1923年4月6日）上刊登了沈乃正（清華學校1921級）自哈佛大學寄給清華周刊社的“留美通信”，向清華學校學生介紹哈佛情況。從信中可知，沈乃正于1922年9月后由印第安納大學轉(zhuǎn)入哈佛，學習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1]當時在哈佛的中國學生約62人，其中修讀政治學和國際法的清華學生8人，即曾中毅、錢端升、陳復光、甘介侯、劉馭萬、楊宗翰、游嘉縠、沈乃正^[2]。此外，先后在哈佛學習政治學的清華畢業(yè)生還有馬國驥、何杰才、秦振鵬、浦薛鳳、張忠紱、吳之松、金通藝、繆經(jīng)田、王贛愚、張國安等。王化成也曾在哈佛研究國際法一年。除了清華學生，還有不少其他中國留學生在哈佛學習政治學，如吳之椿、雷沛鴻、孫寒冰、崔書琴。限于資料，對于他們在哈佛的學習和研究情況，尚不能有較多了解，這里只能依據(jù)有限的資料，對后來執(zhí)教清華大學政治學系的浦薛鳳、錢端升等在哈佛期間的學習情況略作介紹。

錢端升在《我的自述》中簡要提及他的留學經(jīng)歷：^[3]

1919年獲官費赴美留學，第一年我插入北達科他州立大學四年級讀政治學，翌年夏獲文學學士學位，暑期就讀于密執(zhí)安大學政治系，旋去哈佛大學，所學各課屬歷史、政治和經(jīng)濟三系合成科目，偶爾也旁聽哈佛法學院的一些課目。1922年1月我完成碩士課業(yè)，同年6月被授予文學碩士學位。1923年11月完成哲學博士所需課業(yè)并通過了各種考試，并于1924年夏獲哲學博士學位。自1920年9月初進哈佛到1923年12月初離去，在哈佛共三年兩個月。其間，除暑假在佛蒙特州立大學學習拉丁語和西班牙語外，1922年春又赴華盛頓數(shù)周在國會圖書館查閱資料，并向參眾兩院的書記長和若干委員會的主席請教國會委員會的權力與進行工作的具體情況，以便較好地完成《議會委員會——比較政府研究》這一博士論文。這三年又兩個月確是我一生學習較順利，較有成就的一段時期。結(jié)束哈佛的學業(yè)后，藉校長羅威爾（即A.L.Lowell——筆者注）先生的介紹函柬，我漫游歐洲各國半載有余，就教于英、法、德、奧某些憲法或政治學教授、學者，訪問了各國議會議員和工作人員，同時熟悉了某些大圖書館的情況。1924年5月，結(jié)束了近五年的游學生涯，東返祖國，元月初抵達上海。

恰末爾·約翰遜指出，錢端升的博士論文體現(xiàn)了他的知識取向，“他對議會中諸委員會的研究是法律的與制度的，這是1920年代學院政治學的一般特征。錢的論文著實顯示他對代議政體和議會民主的贊賞”。^[4]上引錢端升的自述則顯示他的博士論文的研究工作至少有部分是建立在對于議會委員會實際運作的調(diào)查基礎之上，而這正好符合洛厄爾所提倡的政治學研究必須著眼于政治制度在實際中的運作與實行。在哈佛期間，錢端升發(fā)表了《人的政治權利存在繼承嗎？》《言論自由》《國會中立法的附加條款》《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美國的貿(mào)易法庭》《托馬斯·哈特·本頓和公共土地》《詹姆斯·哈林頓》等論文，表明他的研究興趣和關注的問題是較為廣泛的。

浦薛鳳1921年秋入翰墨林大學，插大學三年級，以政治學為主科，哲學為副科。1923年9月入哈佛大學研究，先后選讀的研究課程有威爾遜的“國際法”、麥基溫的“政治思想史”、何爾康的“近代政治思想”、孟洛的“市政府”，另有一門“美國憲法史”。1925年冬季，浦薛鳳完成碩士學位，接著繼續(xù)選課深造，并在何爾康指導下，研究瑞士聯(lián)邦制度的特點，頗有收獲。但他念及雙親年事漸高，希望獨子從早回國，乃于1926年暑假亦即游學規(guī)定五載期滿時，放棄博士學位，繞道歐洲回國。^[5]

對于在哥倫比亞大學及其他學校研習政治學的中國留學生的情況，因資料所限，這里只對后來執(zhí)教清華政治學系的張奚若和蕭公權兩人的學術經(jīng)歷作重點介紹。1913年7月，張奚若以陜西省官派留美學生的身份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1917年獲法學士學位。這年秋天，他到德國科隆大學進修，同時繼續(xù)攻讀哥大碩士學位，1919年取得碩士學位。之后，他無意于博士學位，和金岳霖、徐志摩等轉(zhuǎn)赴西歐。在哥大，張奚若和金岳霖都在鄧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班上。

金岳霖著重選了兩門課，除了鄧寧的“政治學說史”，還有比雅德的“美國憲法”，而使金岳霖發(fā)生了最大興趣的是政治學說史，后來他的博士論文就是在鄧寧指導下，研究英國政治思想家格林的政治思想。他們還選習拉斯基的課程。金岳霖說，當時Charles A. Beard和Jame Robinson“不滿學校的陳舊辦法，在市中心設立了一所研究社會的新學校。這個學校請了三位英國人來講學。第一位是最年青的，已經(jīng)在哈佛大學講學的拉斯基。他可能比張奚若還小一歲。可是，張奚若非常之佩服他。第二位是從英國請來瓦拉斯（Graham Wallas），費邊運動中心人物之一。……最后來講學的是拉斯基的老師巴克（Earnest Barker）?！?sup>[6]

張奚若當時寫了一篇《主權論沿革》，后刊登在張奚若、金岳霖等人創(chuàng)辦的《政治學報》創(chuàng)刊號上。在《政治學報》創(chuàng)刊號上還有張奚若的兩篇書評，分別是評述狄驥（Leon Duguit）的《公法界之大革命》（Les Transformations du Droit Public）和拉斯基的《政權性質(zhì)論》（Authority in the Modern State）。之后張奚若又在《政治學報》第二期上發(fā)表了關于施達勒布拉（W. T. S. Stallybrass）的《國家社會》（A Society of States）的書評?！吨鳈嗾撗馗铩泛瓦@幾篇書評關注的都是主權問題。張奚若寫作這些文章恰值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前后，其時，國家主權理論正受到“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主張“政治多元論”的代表人物為法國的狄驥，荷蘭的克拉勃（H. Krabbe），英國的拉斯基等?！罢味嘣摗焙椭鳈嗬碚撌钱敃r政治思想界的熱門話題，中國有些留學生也對其產(chǎn)生興趣，甚至作為學位論文的選題。^[7]

就個人的立場來看，張奚若傾向認同“政治多元論”。張奚若說：“主權論肇源于亞里士多德，發(fā)達于布丹、盧梭、奧斯定，而受死刑于狄格、拉斯克?！w自法蘭西革命以來，主權為國家公意之說，風馳電掣，為世界民權發(fā)達之根本哲理。今雖弊端百出，勢力大失，而其歷史上助長民權之功，自不可沒。政論非一成不變者也，國家不能作非之主權論，不能適用于今日，亦猶朕即國家之說，不能見容于十八世紀中也?！?sup>[8]張奚若對“政治多元論”的同情可能是因為受了拉斯基的影響。此外，哥倫比亞大學當時是實驗主義的大本營，而鄧寧教授又主要是從歷史與制度的路徑研治思想史。置身于這樣的學術思想氛圍中，張奚若對“政治多元論”的立場是可以理解的。而蕭公權對“政治多元論”則持批判的立場。

1920年夏，蕭公權自清華畢業(yè)，遂留學美國，入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主修新聞，一學期后轉(zhuǎn)入哲學系，在薩拜因（George H. Sabine）^[9]教授的指導下，撰寫關于多元政治理論的碩士論文。用了八個月，寫出長約兩萬字的《多元國家的理論》（The Pluralistic Theory of the State）。1923年6月得碩士學位。之后，入康乃爾大學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的藸柎髮W哲學系（亦稱塞基哲學院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是當時美國唯心論的重鎮(zhèn)，主講的教授都是唯心論派的著名學者，他們遠宗黑格爾。谷徠滕教授（James Edwin Creighton）年事最高，聲望最著。蕭公權選修了他指導的“形上學”研討課程（Seminar in Metaphysics），并旁聽他的“哲學史”課程。使蕭公權受益最多的教授是狄理（Frank Thilly）、韓莽（William Hammond）和阿爾比（Ernest Albee）。狄理和韓莽都曾留學德國，前者專精倫理和政治學，后者擅長美學和希臘哲學，阿爾比的專長是形上學和英國哲學。蕭公權到康乃爾的主要目的是跟隨狄理教授專研政治哲學，因而以哲學為主修系，政治為副修系。他選修了政治系教授愷德林（George E. G. Catlin）指導的近代政治思想研討課程。1924年夏，蕭公權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進入博士論文寫作階段。經(jīng)商得主任導師狄理教授的同意，繼續(xù)研究政治多元論。1925年6月，蕭公權獲得博士學位。^[10]

蕭公權的博士論文《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經(jīng)愷德林教授介紹，由倫敦奇干保祿書局（Kegan，Paul，Trench，Truber ＆Co.，Ltd）出版，列為“國際心理學哲學及科學方法叢書”之一，與梁啟超《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英譯本、羅素的《物質(zhì)的分析》等80多種名著并列，后來又被英國牛津大學指定為“當代巨著”（Modern Greats）課程的必讀書籍。據(jù)稱，“書既刊布，論者皆以為斯乃中國于西方思想之首次貢獻，作者不僅遍覽多元運動（Pluralistic Movement）之文獻而加評斷，且能超脫西人固有之偏見而立論，二者皆為前人所不逮。當代政治學大師拉斯基（Harold J. Laski）嘗推許是書之學理與魔力均極雄渾，堪稱政治學界五年來之所僅見。抑有進者，此書文筆之優(yōu)美，益令西人驚異不置，巴爾（F. S. Barr）教授甚稱此作之簡明流暢，而倫敦時報文學副刊更推許備至曰：此書雖為中國學者之作，然其文筆一如歐人，蕭教授精諳英國文字，一如渠所研覈之西方思潮。如此推許，當代中國名學者中，殆不多見?！?sup>[11]其中以《哲學學報》（Journal of Philosophy）和《美國政治學評論》上所發(fā)表的書評最可以說明它當時在美國哲學和政治學界的反響。前者認為《政治多元論》一書“極具啟發(fā)性，值得所有對政治學說有濃厚興趣者的注意”。后者稱許該書使現(xiàn)代政治思想中引人注目的政治多元論在邏輯和實行兩個方面受到徹底而全面的檢驗，為那些承認政治多元論在某些方面為政治思想作出重要貢獻但并不認為政治多元論如其所宣稱的可以摧毀傳統(tǒng)國家主權論的人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揭示了政治多元論所存在的理論混亂、武斷與自相矛盾之處，展現(xiàn)了嚴密的思維、有力的論證和令人欣慰的公正。^[12]

國內(nèi)學界對其也有好評。楊宗翰認為，“著者博覽群言，深思有得，故其所言，思想縝密，文詞暢利，自成新說，非剽襲成者，抑臚舉事實以成篇者，所能望其項背，故杰出之作也。”“著者不囿于一派之言，上下古今，自成一家言，其所云政治一元論、經(jīng)濟一元論、合于倫理思想之政治一元論等說，均可謂為詳闡前人之所未詳，精辟獨到，得未曾有?！?sup>[13]張鑫海稱贊該書是當代中國學者能在歐美類似作品中擁有一席之地的了不起的成就，對于中國學者而言，作者運用外語和大量分析技巧來討論西方思想的能力確實令人驚嘆。他還稱贊作者擁有廣泛的知識，對政治理論、哲學、法學、經(jīng)濟學以及西方各種不同政府的政治運作情況都十分在行，因此他對事實的整理時常是那些純理論家所不能及的。^[14]

該書是站在唯心論立場批判政治多元論的，蕭公權在書中提到他要特別感謝狄理教授教他哲學理論與方法，對他的研究給予持續(xù)的鼓勵與指導。^[15]然而這種唯心論立場在一些評論者看來似乎走到極端。Ellis指出，蕭公權在拓展政治概念想給它確定真相的嘗試中走到了另外的極端，以致不能從抽象的法律概念中擺脫出來立即轉(zhuǎn)向社會的和倫理的概念，因而令人困惑的是他對國家和主權的界定，就像那實際存在的國家和主權，究竟是什么。^[16]楊宗翰也指出，“今日多元論之不可得而廢，正如中世紀二元論之不可得而廢也，黎民之意趣如斯，固非政論家之空論所可左右者……著者謂政治多元論乃合抽象之政治一元論，與抽象之經(jīng)濟一元論，而為真實之政治一元，抑合于倫理思想之政治一元論也，著者折衷群言，自立新論，一主于平正，固堪傾佩，獨恐其未必然耳，阿里多德之說，真乃合于倫理思想之一元論，故曰國之的，在止于至善，試問今人能從此玄論否乎哉？”^[17]張鑫海則說蕭公權站在唯心論立場上，卻將一些外面的成分帶進唯心論中，導致他陷入一些糾纏難辨的模糊境地。^[18]其實，賽基學院雖遠宗黑格爾，但并不墨守師法，蕭公權在唯心論中摻入其他因素，當也符合賽基學院的精神。何況，從他的《政治多元論》中尚可看到其碩士導師薩拜因關于政治多元論研究的影響，如他們都認為政治多元論與一元論不但不是互相對立的，而且有許多共同的特征，它們之間的分別不過是表面的。^[19]薩拜因注意政治理論的實際驗證，而蕭公權也并非完全忽視政治實際，Ellis和張鑫海在書評中也都提到這點。研究拉斯基政治思想的學者施爾斯屈（Bernard Zylstra）認為1925年拉斯基出版的《政治典范》（Grammar of Politics）為拉氏政治思想自多元論傾向“集體論”（Collectism）的轉(zhuǎn)折點。汪榮祖認為拉斯基的轉(zhuǎn)變與蕭公權對政治多元論的批評有關。^[20]而另一種解釋也是可能的，即拉斯基除了贊賞蕭著的才華與魅力之外，大概還在于蕭著對多元論的“同情了解”與拉斯基攻擊主權論著作中注重歷史敘述有著某種相契之處^[21]。

博士學位論文是留學生在留學階段學習與研究的最終成果。從清華留美學生的博士論文選題來看，大體上涵蓋了政治思想與理論、政治制度與行政、國際法、國際組織、國際關系等方面內(nèi)容，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題目涉及中國的政治、政制與行政、政治思想、對外關系。中國學生研究中國問題，有一部分是因為考慮到以后要回國服務，或者是出于對中國現(xiàn)實問題的關懷，如李惟果的“現(xiàn)代世界政治下的西藏”，張忠紱的“英日同盟”，林同濟的“日本在東北的擴張”，劉師舜的“治外法權的興起與衰落”等。^[22]有些則因為指導教師的意見。據(jù)說，吳國楨在普林斯頓因?qū)ο抵魅慰藸栁模‥. S. Corwin）所授的“美國憲法”特別感興趣，所以選定了“美國憲法中之總統(tǒng)”（The Presidency in the U. S. Constitution）作為博士論文題目。但一年之后，克爾文認為這題目其他同學也可以做，而中國政治思想則乏人問津，于是他和其他教授商量決定吳的博士論文改做“中國政治思想”。^[23]同在普林斯頓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的胡道維，其博士論文也是研究中國政治思想，題為“The recent political ideas in China”。這樣的選題或許也是出自克爾文的建議。

此外，我們還可以發(fā)現(xiàn)，清華留美學生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的人數(shù)基本上集中在19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這段時間里。在1925年之前總共才有9人獲得博士學位，而1925—1937年間則有26人獲得博士學位。這期間的博士論文比較趨重行政管理以及國際政治的研究，這和美國當時政治學發(fā)展的趨向是比較一致的。^[24]

　這些博士學位論文有的以抽象思維和理論思辨見長，如蕭公權的《政治多元論》；有的以史料知著，如沈惟泰的論文《1839至1860年間中國外交政策》，取材于當時甫經(jīng)發(fā)表的清宮檔案“夷務始末”等第一手史料。該文在中國外交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學術地位，在蔣廷黻的《中國外交史》未出版以前，沈著是“只此一家，并無分店”。^[25]有的則以實證研究結(jié)合制度分析取勝，如陳之邁的博士論文。陳之邁在哥大研讀的專業(yè)為公法，很可能師從麥克本和羅杰斯，他并不滿足于法律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對英國國會“委任立法”制度注重實證研究，為此曾在哥大圖書館的地窖里消磨了一年多時間，閱讀英國國會的議事記錄。^[26]該論文受到治市政及行政法極精的伊利諾大學教授費爾利（J.A.Fairlie）的注意，他在《美國政治學評論》上發(fā)表的一篇書評中同時評論陳之邁的這篇關于英國“委任立法”（delegated legislation）的論文和另一部同類題材的西人著作。雖說陳之邁還是不大成熟的學者，但指出在資料征引方面較后者完備。^[27]

留美學生在求學期間還組織了一些政治學術團體，旨在研究政治學理和實際政治問題，交流思想以及表達對現(xiàn)實政治的關懷。

當時美國有兩大著名的政治學學術團體。其一是1880年創(chuàng)立的哥倫比亞政治學會（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該會宗旨是“從事政治科學研究，力求學以致用，以解決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問題”。^[28]學會出版的《政治學季刊》（Th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內(nèi)容涉及政治、經(jīng)濟、財政、統(tǒng)計、管理、社會、歷史等許多方面。而1904年成立的美國政治學會（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則旨在促進政治、公法、行政管理和外交的科學研究；對任何實際政治問題不持黨派立場。^[29]其會刊《美國政治學評論》（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內(nèi)容不像《政治學季刊》那樣寬泛?？梢姸叩闹既ず脱芯糠秶袆e，前者可能較多的繼承了歐洲的傳統(tǒng)，視政治學為復數(shù)的“政治諸學”，或者是伯吉斯的比較政治學的宏偉計劃的體現(xiàn)；而后者則反映了政治學學科專業(yè)化的意圖。這兩種政治學學術團體是中國留美學生組織同類學術團體的主要參照。

1918年11月9日，一些留美學生在哥倫比亞大學成立政學社（Th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隨后發(fā)行《政學叢刊》（Political Science Series）?！墩W社紀事》對該社的成立與活動情形有如下記載：^[30]

留美治政學者（本社以政學名，包含政治、經(jīng)濟、法律及社會學，非狹義的政治學politics之謂也）日愈眾，而無一學社以交換知識，無一學報以發(fā)表言論，此留美學界政學諸子所引為大恥者也。同人等用是不揣冒昧，于民國七年十一月九號開第一次會議于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館。是日實為政學社誕生之期。……成立以來，月開常會一次。除會員（共五十余人散處各大學）自由擇題討論外，并先后柬請中外名儒如精奇博士、隋里格門（哥倫比亞大學財政學教授）、摩爾（哥倫比亞國際法教授）、西培德（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李佳白、汪精衛(wèi)、伍梯云諸先生蒞社演說?！駨陀∷部?，公諸國人，此本社成立后之略史也。

該社“專以研究政治、經(jīng)濟、法律及社會學等為宗旨”，“其立言以討論政治、經(jīng)濟、法律、社會學等科原理為旨趣，不主偏激議論亦不涉黨爭臭味”。社員分名譽社員及通常社員二種，每月開研究會一次?！墩W叢刊》年出四期，由紐約中國政學社編輯兼發(fā)行，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31]目前可見六期，此后是否?？辉敗＞瓦@六期的內(nèi)容來看，確如其宗旨所云，涉及政治、經(jīng)濟、社會、教育等各方面，而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則是其關注的重心。作者主要有陳茹玄、吳之椿、彭丕昕、盧錫榮。后來擔任清華政治學系主任的吳之椿在該刊上先后發(fā)表了《德國之新政府》《德意志之新憲法》《俄國中央勞農(nóng)政府之組織》《中國之時局》等四篇文章，其中前兩篇是翻譯美國學者西泊（Shepard，W. J.）的論文。

同時期在哥倫比亞大學習政治學的張奚若、金岳霖、徐志摩和部分已經(jīng)回國的留學生則創(chuàng)辦了《政治學報》?！墩螌W報》第1卷第1期出版于1919年12月1日，第2期出版于1920年8月1日。編輯者為位于北京南池子的政治學報社，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fā)行。政治學報社的社員是：王伯衡、王徵、朱中道、朱經(jīng)、沈沅、金岳霖、陳淮鐘、陳達、徐志摩、張奚若；編輯干事為萬兆芝。1920年3月5日，張奚若在致某君的一封信中談到《政治學報》：“《政治學報》第一期本不見佳，再加《國際大同盟論》及《中國政治道德墮落之原因》二文，自是愈弄愈糟。而中華書局又要省錢，不肯登廣告，銷路自然不會好?！毙胖羞€提到他大概6月初間就要離開紐約，沈星五已于3月24日赴德國留學去了。^[32]此信透露《政治學報》處境困難，一因發(fā)行不好，二因他們這些社員正在各奔東西。因此，《政治學報》刊完第2期后，大概也就?？恕?/p>

《政學叢刊》與《政治學報》的旨趣和研究范圍有所不同。蔡元培當時就注意到二者的區(qū)別，他在為《政學叢刊》作的《題詞》中寫道：“余方讀張奚若、陳淮鐘，及金、范、王、朱、沈諸君所發(fā)行之《政治學報》第一冊，而聶君以《政學叢刊》之第一期要目見示，余不知《政學叢刊》記者與《政治學報》記者，是否有學派之異同，惟姑取兩雜志第一冊之目錄而比較之，似《政治學報》以有關政、法諸問題為限；而《政學叢刊》，如軍國民教育、平民政治與教育、妻妾制諸篇，兼含有改良社會之旨趣。兩雜志范圍廣狹之別，其在斯歟？”^[33]通過比較《政學叢刊》的六期目錄和《政治學報》的兩期目錄，蔡元培之所見不無道理，但是差別也不是很大，二者都以政法問題為主。

《政學叢刊》的英文名稱是Political Science Series，《政治學報》的英文名稱則與哥倫比亞政治學會的學術刊物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的名稱完全相同。由此可見，兩種刊物的英文名稱中都一致使用“political science”而不是“politics”作為“政學”或“政治學”的對譯名詞。這是否意味著它們的創(chuàng)辦者都更加認同正在美國興起的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而疏離了與倫理、法律、哲學等學問相含混的傳統(tǒng)的政治學（politics）呢？

上述兩個留學生政治學術團體存在時間似乎都不長。1923年夏，“留美中國學生開東部年會時，有多數(shù)政治學科學生，以為研究政治學理與問題，有待于學術團體之組織，乃集合同志，詳加討論。僉以為組織政治學會為不容緩，當即制定章程，發(fā)布宣言”，并于同年9月14日正式宣告成立“留美中國學生政治學會”。章程規(guī)定：該會宗旨為“研究政治學理，討論政治問題”。會員：“留美中國學生研究政治學科，或?qū)τ谡螌W科有興趣者，經(jīng)會員委員會之審查，皆得入會?！苯M織：設一總會，會長、副會長、書記、會計各一人；總會下分東中西三部，各部設部長、副部長、書記、會計各一人。總會和分部職員皆由選舉產(chǎn)生，任期一年，會長總理一切會務。出版：“本會以研究所得，暫出中文年刊一種”。^[34]至于該會成立后的活動情況，未見資料記載。

舒新城在《近代中國留學史》中寫道：

留學目的在使國內(nèi)學術獨立，則出國者當以研究學術為最重要目的：研究學術而有成功，第一要研究者對于某種學術有熱烈研究的自動動機，第二要研究者對于該學術有相當?shù)幕A，第三要研究者了解國情能應用所得改進國內(nèi)學術。清華設立，既以培植留美預備人才為目的，凡入清華者只能在清華高等科畢業(yè)，俱要留美，故選擇留學科目尚常常發(fā)生問題（散見于清華周刊之論文及通信中）。當然說不到對于某種學術有熱烈研究的自動動機。而且該校留美學生，除考送者外，均由該校中等科升遷而來，因該校為實現(xiàn)其目的而使一切美國化之故（曾到該校者大概能實際感觸及此），在國內(nèi)既不曾受深切的國家教育，自難說到對于國情有深切的了解（該校畢業(yè)生之留國運動即足為此言之證）。而匆匆數(shù)年高等教育，要說對于某種學術有適當?shù)幕A，亦是事實上之難能（該校畢業(yè)生至美仍受大學教育二年三年不能入研究院，即其明證）。該校學生對于出國研究學術之三種要素都不具備，而每年照例派遣前去，遂致造成許多不中不西的人材，于國計民生的裨益實少。^[35]

就清華留美習政治學者來說，事實是否如此，除了本章的初步驗證，在以下各章中還將繼續(xù)驗證這個問題。

[1]沈乃正，字仲端，浙江嘉興人，1899年生。清華學校1921級，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學士，哈佛大學碩士（國際公法及地方政府）；曾任浙江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大、嶺南大學、中央大學、臺灣大學、North Carolina、東海大學等各校教授；1959年起任美國University of Vermont 客座教授，1964年退休，居美國費城（沈乃正：《畢業(yè)后經(jīng)歷簡述》，載《清華校友通訊》新36期，1971年4月20日）。又謂曾任南開大學政治系教授、軍官團上校教官、內(nèi)政部民政司科長，1946年8月代理上海市政府參事（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上，團結(jié)出版社2005年版，第710頁）

[2]沈乃正究竟是在政治系還是在哈佛法學院，尚不得而知。但是，從沈乃正回國后的教學與研究情況來看，其主修的專業(yè)應是政府方面的課程。

[3]《錢端升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696頁。錢端升稱《我的自述》“這是一篇個人畢生經(jīng)歷的自述，由于體衰多病，不便續(xù)傳，權以此述代自傳”。上面引文中提到的羅威爾，即A. L. Lowell，本書統(tǒng)一譯作洛厄爾。

[4]Chalmers A. Johnson，“An Intellectual Weed in the Socialist Garden: The Case of Ch'ien Tuan-sheng，”The China Quarterly, no. 6, Apr. - Jun., 1961, p. 31.

[5]浦薛鳳：《萬里家山一夢中》，第90、95頁。

[6]劉培育主編：《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增補本）》，第51頁。其實，張奚若比拉斯基大4歲。

[7]如蕭公權的博士論文題目是“Political Pluralism：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陳序經(jīng)的博士論文題為“Recent Theories of Sovereignty”（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1928）。

[8]張奚若：《主權論》，見孫敦恒等編：《張奚若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頁。

[9]G. H. Sabine的中文譯名還有“薩賓”，蕭公權在《問學諫往錄》中用“佘賓”譯名。為了統(tǒng)一起見，本書一律使用目前在大陸學術界較為通行的譯名“薩拜因”。

[10]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蕭公權治學漫憶》，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7—75頁。

[11]汪榮祖：《泰和蕭先生之生平與學術》，見《跡園文存》，臺北：環(huán)宇出版社1970年版，第1—2頁。

[12]“Political Pluralism,”reviewed by Ellen Deborah Elli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xii, no.3, August 1928, pp.776-778.

[13]楊宗翰：《蕭公權著〈政治多元論〉》（書評），《益世報·副刊》第64期，1930年2月12日。

[14]“Political Pluralism,”reviewed by Hsin-hai, Zhang,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ii, no.2，April 1928, pp.334-337.

[15]Kung Chuan Hsiao,Political Pluralism,“Pref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Inc., 1927, pp .vii-viii.

[16]“Political Pluralism,”reviewed by Ellen Deborah Elli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xii, no.3, August 1928, p.777.

[17]楊宗翰：《蕭公權著〈政治多元論〉》（書評），《益世報·副刊》第64期，1930年2月12日。

[18]“Political Pluralism,”reviewed by Hsin-hai, Zhang,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ii, no.2, April 1928, p.336.

[19]George H. Sabine, Pluralism: A Point of View,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vii, no.1, February 1923, pp. 34-50.

[20]《蕭公權先生學術次第》，見蕭公權著，汪榮祖譯：《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7—614頁。

[21]加州大學政治學教授John L. Stanley說拉斯基在其早期著作《主權問題的研究》（1911）和《現(xiàn)代國家中的權威》（1919）中表達其政治多元論主要觀點的論述是講述歷史的。見Stanley為H. J. Laski，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一書所作的《導論》第9頁。

[22]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05-1960, compiled by Tung-li Yuan（袁同禮），Washington, D. C.: Sino-American Culture Society,1961. 林同濟的論文題目在該書中寫作“Chinese expansion to the Northeast : methods and mechanisms”。其中，“Chinese”疑為“Japanese”之誤植。見許紀霖、李瓊編：《天地之間：林同濟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頁。

[23]鄒海清主編：《吳國楨——〈吳國楨博士及其父兄〉續(xù)集》，第38—40頁。

[24]參見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05—1960。

[25]陳之邁：《悼沈惟泰》，《清華校友通訊》新44期，1973年4月，第65頁；另見時昭瀛在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1卷第1期）上發(fā)表的關于沈著的書評。

[26]陳之邁：《倫敦印象記》，《傳記文學》第21卷第5期，第46頁。

[27]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xxvii, no.6, Dec., 1933.

[28]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iii, no.1, Feb.,1909.

[29]“Constitution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 its second annual meeting held at Baltimore, MD., Dec. 26 to 29, 1905. Wickershaw Press, Lancaster, PA., 1906, p.5.

[30]《政學叢刊》第1卷第1期，1920年1月。

[31]《政學叢刊》第1卷第1期，1920年1月。

[32]“張奚若致××”，《張奚若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21頁。

[33]《政學叢刊》第1期，1920年1月；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86頁。

[34]《留美中國學生組織政治學會》，《教育雜志》第15卷第11號（1923年11月20日），“教育界消息”，第6—7頁。

[35]舒新城編：《近代中國留學史》，中華書局1927年版，第249—2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