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嘩！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發(fā)，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圣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p>

一、五經概說

《尚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當中最核心、最基本的經典之一。儒家傳統(tǒng)所謂的“六經”, 《詩》《書》《禮》《樂》《易》《春秋》，其中《書》就是《尚書》?！稑贰肥髁耍Ｏ碌摹对姟贰稌贰抖Y》《易》《春秋》合稱“五經”。我們都聽說過“四書五經”，所謂“五經”就是指這五部經典。

我知道，有些讀者一看到四書五經這幾個字就開始準備打瞌睡了，感覺那是迂腐古板如孔乙己的人才會讀的書。還有一些讀者，也許是隨著近年來社會上“國學熱”的興起，對傳統(tǒng)文化有一些了解，對學習傳統(tǒng)文化很有熱情，說到四書五經又覺得好像有點高不可攀，覺得那都是講高深道理的書。這兩種看法其實都是誤解。以五經為代表的儒家經典既不陳腐，也不神奇，五經這樣的著作，說白了，就是古代的官方文件、官方檔案匯編。

經學史家錢基博先生在《經學通志》里面說過一段很精辟的話：

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常所秉守，見于政教行事之實，而非圣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后世也。

“經典”這個詞，我們今天說得太多、太濫，一部小說、一部電影、一款設計……只要影響大，今天的人都喜歡用“經典”這個詞去形容，說著說著就變成了形容詞。其實錢基博先生對“經典”原意的闡釋非常精確，就是和政治有關，對政治產生重大影響（特指正面影響）的官方文件和典章制度。

由于儒家五經在中國文化中的分量非常重，和我們要講述的古代散文關系也非常密切，所以下面我會花費一些篇幅，盡可能通俗地為大家介紹一下五經的情況：

關于《詩經》，我們今天的文學研究主要把它看成是娛情的詩歌集，其實在以前，《詩經》主要是擔任教化功能的。中國古代有“詩教”的傳統(tǒng)，即認為善與美的詩歌作品能夠導養(yǎng)正性，培育好的人品道德。更簡單地說，《詩經》有點類似于我們今天官方審定的思想道德課課本。古代的詩和音樂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所謂詩就相當于我們今天說的歌詞，是要用來唱的，所以《詩經》和失傳的《樂經》在功能上是一致的，“詩教”和“樂教”都是為了培養(yǎng)健全的人格及良好的道德。這個思路不是中國古人所特有的，在當代社會也存在普遍的嘗試和運用。2009年，德國導演Paul Smaczny以委內瑞拉極其特殊的“音樂救助體系”（EI Sistema）為主題，拍攝了一部叫《音樂帶來希望》的紀錄片，主要內容是講南美貧窮國家委內瑞拉原來治安混亂、人口素質低下，后來通過音樂教育的方式，讓大量貧困兒童接觸、學習音樂，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口素質，為人們帶來了生活的希望。真正的智慧是可以活學活用，在任何一個時代煥發(fā)光彩的，比如“詩教”和“樂教”的教育功能，在古今中外都受到普遍的重視。

《尚書》，就是重要政治人物的講話記錄匯編，本來是分成一篇一篇的，匯編在一起就成了《尚書》。有時是政治人物的會議紀要，比如《皋陶謨》，是舜帝和大臣皋陶、禹一起討論政事的記錄；有時是帝王為了貫徹重大的政治舉措而當眾發(fā)表演說，比如《盤庚》，是商代的盤庚帝為了遷都而發(fā)表演說說服臣民；有時是君王對臣僚或者諸侯國君所作的訓誡，比如《大誥》《康誥》《酒誥》等；還有戰(zhàn)爭時的動員講話，我們今天還經常用到的一個詞“誓師”，這個“誓”不是詛咒發(fā)誓一定要打贏戰(zhàn)爭，它是從《尚書》這里來，是指帝王或軍政要人面對自己的軍隊發(fā)表動員講話，比如本專題選錄的代表作品《尚書·秦誓》。傳統(tǒng)上把《尚書》分為典、謨、訓、誥、誓、命六體，其實也很簡單，就是六種形式的講話記錄而已。我們可以聯(lián)想一下現(xiàn)代社會的例子，諸多國家領導人發(fā)表的重要講話、重要會議紀要，比如“二戰(zhàn)”時期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發(fā)表的美國對日宣戰(zhàn)演說，印度的甘地在爭取民族獨立時發(fā)表的關于“非暴力不合作”的演講，中國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的南方談話，2000年聯(lián)合國千年首腦會議紀要……如果把這種性質的講話內容記錄下來，并且編輯成書，那就是一部工業(yè)文明背景下的全球版《尚書》。

《禮經》是秦漢以前儒家有關各種禮儀制度的論著選集?！岸Y”主要指制度，和今天主要作為“禮貌”“禮節(jié)”的意思不同。比如什么樣的人在什么場合下應該做什么樣的事，穿什么樣的衣服，說什么樣的話，這些在中國古代都有較為嚴格的制度規(guī)定。制度的發(fā)達在某種意義上與文明的程度成正比，孔子之所以特別熱愛周朝的文明，熱情地宣稱“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正是因為在孔子眼中，周朝的制度最為完備和發(fā)達?！抖Y經》中記載的關于中國先秦時代的各種制度設計，是深入研究中國文明發(fā)生、發(fā)展的重要資料。

《周易》是中國上古先民對宇宙萬物的思考結晶，是關于宇宙和人生思考高度理論化的描述，代表著在上古時期的生產力條件下能夠達到的最高哲學水平。我們今天一說起《周易》，可能馬上聯(lián)想起的是算命、看風水，其實命相、風水這些東西是比較晚出現(xiàn)的，也只是《周易》學中一個很小的部分，不能和《周易》畫等號。

《春秋》是記錄周天子、諸侯和國家重大事件的編年史，或者叫作大事記。據孟子的說法，各個諸侯國都有史官負責編寫本國的編年史，晉國的編年史叫“乘”，楚國的編年史叫作“梼杌”,“春秋”據說是魯國編年史的叫法，所以《春秋》傳統(tǒng)上被認為是以魯國為中心編寫的編年史。這樣的文件在今天本身屬于國家檔案的性質，但是古人認為這些關于重大事件的記錄除了檔案性質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警誡權勢人物不要干壞事，也就是所謂的“《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意思是雖然你生前很有權勢，但是如果你干了壞事是會被記錄下來的，要遺臭萬年。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zhàn)》一書中說過一句名言：“劊子手們已經被歷史永遠釘在恥辱柱上?！庇幸桓鶜v史的恥辱柱擺在那里，權勢人物在干壞事的時候多少是會感到一點畏懼的。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個重要傳統(tǒng)，史實記載不單單是一個備查的檔案，還有威懾壞人的作用，讓壞人即便生前沒有得到懲罰，死后總逃不脫恥辱柱的審判。舉例來說，春秋時期齊國的大夫崔杼，把自己的主君齊莊公殺了，當時齊國負責寫史的太史就照實記錄下來，只寫了“崔杼弒其君”幾個字。崔杼當然覺得這樣寫不行，弒君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大罪，于是命令太史換個說法。太史不肯，于是崔杼把他殺了；換了太史的弟弟來寫，還是不肯改，又殺了；再換太史的小弟弟來寫，仍然不改，于是太史一家三兄弟都被殺了。但是這件罪惡的事最終被記錄下來，后人都知道崔杼是個弒君的壞人。

以上就是五經的基本情況。五經是中國古典政治和古典文化的主體理論支柱，我們今天如果想要深入了解中國古典文化，就必然繞不開五經，它們是中國古典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打個比方來說，這五部經典相當于中國大地上的五岳，大家知道中國有句老話叫作“五岳歸來不看山”，杜甫登泰山的時候曾發(fā)出“一覽眾山小”的感慨，如果我們對五經有所了解，那么我們對中國文化把握的高度就自然而然擺在那里，這是我有必要向大家簡要介紹五經的原因。

這樣的解釋并非錢基博先生獨創(chuàng)，而是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基本看法，此處取錢先生之說，因其表述簡明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