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報》發(fā)表了怎樣的言論

與“《蘇報》案”的被神化同步湮沒掉的歷史細節(jié)，還有《蘇報》究竟刊發(fā)了些什么樣的言論。誠然，曾幾何時，“革命”已經取得了天然的“合法性”，一度成為至高無上的“政治正確”；但在肯定“革命”的同時，籠罩在“革命”光環(huán)下的那些刊發(fā)在《蘇報》上的“革命言論”，在借鑒之外，真的就沒有任何值得后世反思之處嗎？

捏造《嚴拿留學生密諭》，挑動滿、漢關系

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之際，俄國曾趁機出兵侵占了中國東三省。其后，中、俄立約規(guī)定，俄國軍隊須分三期從東北撤退。但到了1903年4月，俄國拒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協(xié)議，反提出獨占東三省特權的要求。消息傳出，引起國民的極大憤慨。4月，汪康年等上海知識界名流在張園召開拒俄大會；稍后，北京學生亦發(fā)起集會請愿……而表現最激烈者，則莫過于赴日留學生。

4月29日，留日學生五百余人召開大會，決議組織“拒俄義勇隊”，奔赴戰(zhàn)場，與俄人決戰(zhàn)；并致電袁世凱，請求將義勇隊暫時隸屬于其麾下；同時致電上海的愛國學社和中國教育會，請求幫助。愛國學社接電之后，亦籌劃組織義勇隊，以期響應。一時間，國內學生自發(fā)成立“義勇隊”蔚然成風。

學生中的這種“異動”第一時間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據《蘇報》6月5日報道，駐日公使蔡鈞曾致電鄂督端方：“東京留學生結義勇隊，計有二百余人，名為拒俄，實則革命，現將奔赴內地，務飭各州縣嚴密查拿?！?/p>

與上述電報同時在《蘇報》刊出的，還有一份《嚴拿留學生密諭》?！睹苤I》聲稱：在日留學生致電袁世凱，以拒俄為名，要求發(fā)給槍械，實屬居心叵測，“其電該督臣之意，又有詭言俄患日深，求該督助其軍火，在日本東京各學生，便可至東三省與俄人決戰(zhàn)。情形叵測?！惫识蟆暗胤蕉綋嵊诟鲗W生回國者，遇有行蹤詭秘，訪聞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隨時拿到，就地正法”。

《密諭》之外，《蘇報》還刊登了張繼所寫的《讀“嚴拿留學生密諭”有憤》一文，以為烘托。文章極力闡述“漢滿不能兩立”之義，說道：“東三省者，賊滿人之故宅，滿人不自惜，而漢人為之惜；東三省為俄人占據，滿人不自恢復，而漢人為之恢復，無乃太背人情?！蔽恼聭浖皳P州十日、嘉定三屠，激烈地倡議道：自此以后，“不顧事之成敗，當以復仇為心；不顧外患之如何，當以排滿為業(yè)”。

“《蘇報》案”發(fā)生之后，清廷并不承認自己發(fā)布過這樣一道《密諭》，譴責《蘇報》肆意捏造。此段公案，真相如何，應以當事人章士釗多年之后回憶的說法為準：“《蘇報》登載清廷嚴拿留學生密諭，清廷知之，曾譴責《蘇報》捏造上諭，《蘇報》卻堅稱密諭是真，從江督署借鈔得來。要之，當日凡可以挑撥滿漢感情，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此一跡象，可從《蘇報案紀事》字里行間看出?！?《疏<黃帝魂>》)

誠然，清廷對學生的拒俄愛國運動確實采取了壓制政策；誠然，清廷確實擔憂“拒俄義勇隊”變成革命軍；誠然，清廷更擔憂“義勇隊”的稱呼讓列強想起剛剛過去的“義和團”……但《蘇報》捏造上諭的做法，是否就完全沒有可議之處呢？

譏諷當局乃真“革命之黨魁”，以暗殺恐嚇當局

6月7日及8日，《蘇報》連載了章士釗所寫的《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一文。文章激烈地指責，“革命黨”是清廷所制造的，所以，清廷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員如榮祿、德壽之流，才是真正的“革命之黨魁”。文章并以釀酒為比喻，將民眾比喻成“米”，將革命黨比喻成“酒”，而將清廷比喻成“釀酒之藥料”，稱釀出“酒”來反歸咎于“米”，乃是無稽之談：“吾今一言以蔽之，革命者非他人之所能為也，其操縱純在公等。公等今日欲革命則革命，明日欲革命則革命。不觀之釀酒乎？酒為米所釀成也，果米自釀成乎？抑有所以釀成之藥料乎？試問今日公等之所為，貪戾狠毒，橫斂暴征，何在非釀成革命之藥料。公等自備此藥料，日施此藥料，而乃歸咎于此米之不應化為酒也，是何說也？”

文章以革命黨的口吻直接與清廷對話，其措辭之激烈在當時前所未見。尤其是文章甚至以俄國“虛無黨”之刺殺為例，恐嚇清廷：“公等亦知俄國有所謂虛無黨者乎？公等不讀世界史，固無從而知之，吾今言之，公等諒未有不心懸而膽吊者。蓋虛無黨之性質，專以暗殺為事，一殺不得而再殺，再殺不得而三殺，以第一專制之俄國，第一專制皇帝之亞歷山大第二，卒以八次而刺死于車中，其他俄國政府以及外任大小之貪官婪吏，幾于無日不摘其頭數顆，而虛無黨之勢力亦浸盛。虛無黨之所以盛者，非虛無黨之自能盛也，有所以盛之者也。所以盛之者，即在俄國專制政府日捕虛無黨而殺之之故?！?/p>

宣揚“殺人主義”，呼吁對滿人“斬草除根”

6月22日，《蘇報》刊出一篇題為《殺人主義》的文章，其強烈的種族情緒、反滿態(tài)度以及嗜血熱忱，令人不寒而栗。文章開篇即說：“吾聞一世紀必有一新主義出現于世，今吾嘵嘵號于眾曰殺人主義，得非二十世紀之新主義乎！”

文章尤其強調滿、漢之間的血海深仇，質問讀者：“今有二百六十年四萬萬同胞不共戴天之大仇敵，公等皆熟視而無睹乎？”并號召民眾以“殺人主義”為漢人“復仇”“斬草除根”：“此仇敵也，以五百萬之么魔小丑，盤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稅，殺戮我祖宗，殄滅我同胞，蹂躪我文化，束縛我自由。既丁末運，沐猴而冠，已不能守，又復將我兄弟親戚之身家性命財產，雙手奉獻于碧眼紫髯之膝下，奴顏向外，鬼臉向內。嗚呼！借花獻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斬草除根，四海人心應不死！今日殺人主義，復仇主義也，公等其念之?！?/p>

作者之嗜血，今日讀來，仍然使人不免心驚肉跳：“物各有主，冤各有頭，百嚎同聲，群欲沖仇人之胸而甘心焉。數世沉冤，一旦昭雪，將來幸福，試問刀環(huán)，殺盡胡兒方罷手，快哉殺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曉中西，對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知之甚詳，這種視野，在當時的讀書人中間并不多見，如此，其嗜血情狀則更顯出一種巨大的時代遺憾來。作者如此歡呼“殺人”：“讀法蘭西革命史，見夫殺氣騰天，悲聲匝地，霜寒月白，雞犬夜驚。懸想當日獨夫民賊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嘗不豪興勃發(fā)，不可復遏。今者斷頭臺上，黃旗已招貼矣。借君頸血，購我文明，不斬樓蘭死不休。壯哉殺人！”

虛構學生秘密結社搞革命的情節(jié)，以造就革命氣氛

正如章士釗所言，在其主持下，《蘇報》不放過任何宣傳革命的機會，許多時候更是不擇手段。1903年5—6月間，關于“拒俄義勇隊”的流言很多。其中一例，乃是訛傳北京大學堂有兩名學生因接應東京義勇隊被拘，且遭殺害。事實不過是大學堂學生上書管學，請力阻俄約而已。

但《蘇報》對澄清事實毫無興趣。其興趣在于此一謠言正適合用來宣傳革命。6月6日，報紙刊登了張繼撰寫的《祝北京大學堂學生》一文。文章竭力贊揚北京學生的革命覺悟，希望北京學生成為“中央革命”(相對于孫中山在南方發(fā)動的“地方革命”而言)的主力——“吾望中央革命軍之起久矣……學生為革命之原動力，而京都之學生尤為中央革命之原動力?！?/p>

尤其偏離新聞宗旨之處在于，文章虛構了北京學生“結秘密社，與海內外志士聯絡，希圖革命”的情節(jié)。并以此為契機，號召北京的學生們起來暴力革命，推翻清廷：“那拉氏(慈禧太后)不足畏，滿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嚇而斂其動，莫惜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國人之希望?！?/p>

據1903年在上海出版的《蘇報案紀事》一書記載，時人已對《蘇報》此種無中生有、“誣陷”學生的做法很不認同。書中說：“外間遂責《蘇報》不應為過激之論以傾陷學生，無論其無之也，即有之，尤不可發(fā)覺以敗人之事。吾揣《蘇報》意，則明知其無而鼓吹之也，若知其有而發(fā)覺之，《蘇報》亦不欲為耳?！薄催@位作者的理解，《蘇報》如此做法，等于變相將學生推入險境。

唯一的理智之音：蔡元培呼吁不要從種族層面“仇滿”

作為一份“革命報紙”，鼓吹推翻現政權自然是其題中應有之義，不必多談。最值得一提的，倒是在“排滿”“殺人”論調占據報紙全版面之前的4月份，《蘇報》極為難得地刊載了蔡元培的一篇文章《釋仇滿》。據筆者所見，這是《蘇報》在“排滿與革命”這個問題上唯一的理智之音。

在蔡元培看來，“仇滿”應當是政治上的“仇滿”，而決不應該是種族上的“仇滿”。一者，所謂種族之別，一是指血統(tǒng)，二是指風習；滿人血統(tǒng)，久已與漢族混雜，其語言、文字、風習也已為漢族所同化，所以，“吾國人皆一漢族而已，烏有所謂滿洲人者哉”。

再者，現實之中仍存在“滿人”一詞，這個詞如今早已非種族意義，而是當下中國“政略上占有特權之一記號焉耳。其特權有三：世襲君主，而又以產少數人專行政官之半額，一也；駐防各省，二也；不治實業(yè)，而坐食多數人之所生，三也”。

其三，近日以來甚囂塵上的“仇滿”論，都是政略之爭，而不是種族之爭。之所以此前二百余年種族之見已經消弭，如今再度泛起，而且比之前更激烈，緣由是“近日政治思想之發(fā)達”，世界近代文明沖擊了中國，“風潮所趨，決不使少數特權獨留于亞東之社會”，所以，這種政治上的“仇滿”論才再次出現。

但是，蔡元培的這篇文章沒有得到知識界的回應。很快，它就被鋪天蓋地的“殺人主義”給淹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