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承擔的意義

——“我的閱讀史”之《郭小川全集》^[1]

一

50年代初剛上初中的時候，就在報上讀到許多署名“馬鐵丁”的思想雜談，后來知道郭小川是這個寫作集體的主要成員。1955年，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抒情詩發(fā)表，我是熱愛者之一，并在作文課上，模仿這一體式，寫作長篇的樓梯體詩。1956年來到北京上大學，這一年和隨后幾年郭小川發(fā)表的作品（《山中》、《致大?！?、《白雪的贊歌》、《深深的山谷》、《望星空》等），在我們一部分喜歡詩的同學中傳誦。記得，我和同班的劉登翰當時特別喜歡他在《月下集》“權當序言”中所表達的觀點，欣賞他對已獲評論界高度贊揚的《致青年公民》的自我反?。ā案」饴佑暗臇|西”、“粗制濫造的產(chǎn)品”），欣賞他對詩的“思想創(chuàng)見”、“獨特風格”的追求，和探求詩歌創(chuàng)作“新路”的執(zhí)著。我的《月下集》（1959年人民文學版）上，現(xiàn)在還可以看到劉登翰在“作者自己”、“新穎而獨特”、“巧妙而奇異”這些字句下所畫的圓圈。1962年冬天回廣東老家路過廈門，和劉登翰又一次到鼓浪嶼，聽到海濤拍浪的聲響，不約而同脫口說出“如鼓的浪聲”（郭小川《廈門風姿》）。我們對于郭小川的親近的感覺，想起來是很自然的。他對于革命和文學的真誠，戰(zhàn)勝平庸和尋找獨創(chuàng)性，以及在那個時代，在“探索”和“獨創(chuàng)”上，環(huán)境的壓抑和自我的壓抑，都為我們所熟悉，我們也多少體驗過?！拔母铩苯Y束后不久，我在《文匯報》（香港）和《長江》（武漢）上讀到公開發(fā)表的長詩《一個和八個》，既驚訝又興奮，因此寫了論郭小川50年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長文，討論他這一最有光彩的文學時期。“新時期”的最初幾年，是郭小川最受讀者和批評家熱情關注的時期。隨后，中國大陸詩歌的熱點和詩學問題，發(fā)生重大轉移，郭小川逐漸退出詩界關注的中心?；叵肫饋恚@十多年中，除了編寫文學史、詩史有所涉及之外，我只是在《望星空》的重讀活動中，寫過一篇幾百字的短文；我自己不清楚還有哪些重要問題可能提出。有時便會有這樣的想法，這位詩人的寫作，是否已失去在新的視角下被重新談論的可能？

《郭小川全集》（下面簡稱《全集》）的出版，糾正了我的這一想法。由于大量的背景材料和詩人傳記材料的披露，作為當代詩人、知識分子的郭小川的精神歷程的研究價值得以凸現(xiàn)，也使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闡釋空間可能得以拓展。近些年，對于當代（50—70年代）的作家、知識分子生活道路和精神歷程的研究，已被逐漸重視。不過，“集體傳記”式的研究風格和方法，似乎仍頗為流行：許多作家、知識分子，被放在幾種類型的粗糙區(qū)分下談論。每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也許有他們的共同問題，但是，我同意這樣的說法，每個人的日常境遇，和面對決定的困難，總是各不相同的。在讀了《全集》的有關材料后，更相信這一點。在“當代”，郭小川不是被革命遺棄的作家，不是與時代存有嚴重沖突的作家。不過，他也不是那種將生命化為抽象的思想，面孔失去光澤的人，猶如《日瓦戈醫(yī)生》中的斯特列尼科夫那樣。郭小川既為那時的文學界所推崇舉薦，但在某一階段，或某些作品，也受到嚴厲批判；他進入50年代文學的權力機構，卻對擁有權力并不十分熱衷，且不能與這一權力體制完全融合；在詩歌藝術的獨創(chuàng)上有很高的要求，卻因不能獲得開闊、豐厚的參照和借鑒，而使這種要求受挫；一生忠誠革命的“集體事業(yè)”，但在面對“革命”要求放棄個體的精神獨立時又會猶豫不決，甚至陷入內心沖突的痛苦之中；人性、溫情、信任等人道主義“毒素”，顯然侵蝕了他對于階級論和斗爭哲學的信仰；為了所犯的“錯誤”和“罪行”多次檢討，做出真誠的懺悔和反省，但始終堅持著心靈和人格的高貴，而與怯懦和委瑣無關；并不一味沉湎于對純粹目標、概念、原則的神圣幻覺，在感情上更傾向于對日常生活，對有著具體的喜怒哀樂的生命過程的尊重；……說起來，在經(jīng)歷了紛繁變遷的時勢之后，對于那些被他人和自己塑造成“毫無雜質”的“純粹”的人，我們總會心存疑懼，不再那么信任和親近?！豆〈ㄈ窞槲覀冞M入一個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條件。它所提供的材料，是真實的，不空洞含糊的，這是它的價值所在。

二

《全集》的出版，對于“當代文學”研究的改善和深化，應該也有一些啟示作用?！度匪杖氲娜沼?、書信，和各個時期的工作筆記、思想鑒定、會議記錄、檢查交代，有助于更切近地了解這一時期文學和作家的歷史處境，和文學生產(chǎn)方式的性質。當代文學的路向、形態(tài)的確立，與這一時期文學的“生產(chǎn)方式”的特殊性無法分開，不考察這個期間的文學體制和與此相關的文學格局，我們將難以深入理解它的形態(tài)，理解當代作家的表現(xiàn)和做出的選擇。

現(xiàn)代文學生產(chǎn)的政治化和商業(yè)化的趨勢，在當代發(fā)生了泛政治化的轉移。雜志和報紙副刊雖然仍是文學生產(chǎn)的重要場地，但是，它們原來那種相對獨立于政府的“公共論域”的性質，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擁有。國家以組織政治和經(jīng)濟活動的方式來組織文學生產(chǎn)，對文學寫作、出版、流通、閱讀、評價，根據(jù)意識形態(tài)目標加以管理、調節(jié)、控制。這個問題，應是了解當代文學的“本質”的關鍵。這涉及作家的身份，經(jīng)濟來源，社會地位；涉及出版社、文學刊物的性質和經(jīng)營管理方式；涉及創(chuàng)作的組織方式，發(fā)表方式，評價機制；涉及文學團體和作家組織的機構性質和職能；……這方面的問題，已受到研究界的重視；不過，從目前的情況看，還很難說已取得實質性的重要成果。一方面是學術觀念和現(xiàn)實政治—學術體制的限制，另方面則是材料獲取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