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溪《通書》有《志學》一章，提出志與學兩字，實為中西文化基本相異點所在。茲試先言志。西方古希臘，乃一商業(yè)社會，貨品銷售固須投人喜愛，然營商謀利，志為己不為人。即如文學，沿途講述，兼以歌唱。或舞臺演劇，皆求廣集群眾，多獲歡迎。其意圖亦多為己，不為人?？v說其不為名不為利，但亦是表現(xiàn)在己之才華智慧，獲得一種自我滿足，而感愉快。故惟求打動人心，對我有贊嘆崇敬之意。最多亦以供人娛樂為手段。其潛在目標，仍為己不為人。

又如哲學，或出在街上，或居家，聚徒講論，雖說是為探討一種真理，但務玄遠，少涉真實日常人生，似乎亦仍以表達其一己之才華與智慧為主。

故古希臘之文學哲學，實亦如一種商品，求新奇，求銷售，求我之所銷售能勝過他人。求人喜愛，卻不求人真實享用。故其為一文學家或哲學家，乃亦等于一種職業(yè)，縱不說其如經(jīng)商牟利般的僅在物質人生上一職業(yè)，但亦可說是一種精神職業(yè)，表現(xiàn)了一己之才華智慧，而物質人生亦同告解決，如此則已。要之，其不為大群人生作懇切之打算，則并不與其群所經(jīng)營之商業(yè)有實質之相異。

如論科學，則與工商業(yè)更有緊密相關。否則在外面物質上求真理，終與從實際人生上求真理，隔了一層。自另一端言之，同樣是為一己才華智慧之表現(xiàn)，與哲學家無異。西方人此一種一己之表現(xiàn)感，直到現(xiàn)代有增無減，為其文化傳統(tǒng)一特色。

中國自古為一農業(yè)社會，專賴自己勤勞耕耘，即可解決自己的生活。不如商人，出售商品僅乃謀生一手段，因此中國古代人之心理習慣，必看重己力，不看重外力。己力有余，轉為他人打算。這就自有一套。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本是一農民，但自己生事解決了，卻來打算到別人。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之于市。故孟子稱伊尹為圣之任者，實負有一番責任感。政治本與他無干，他卻五就桀五就湯，要使他同時的政治領袖亦能為堯舜，使同時人亦受堯舜之澤，此即伊尹之所志。

責任與職業(yè)不同，與自我表現(xiàn)亦相異。乃是為人謀，卻非為己謀。此種心理，求一解說，卻說是天要我如此，此即所謂天命。人的責任乃是由天所命，只是別人不知，我心自知。別人不覺，我心自覺。故我將以先知覺后知，先覺覺后覺。此是中國人一種人生責任感，在西方商業(yè)社會中卻不易找。

于是中國人遂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套觀念，皆屬其一己之責任。責任所在，理當如此，道當如此。做一孝子，非為求一孝子之名。做一忠臣，非為求一忠臣之名。我之一切，為父為君，此乃我之責任。而此一責任，則由天派定。惟我心先知之，先覺之而已。又哪里是一種功利觀，名譽觀，或是職業(yè)觀，要我如此做的呢。

中國社會亦有工商各職業(yè)，又有士，則非職業(yè)。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以天下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泵献釉唬骸疤熘畬⒔荡笕斡谒谷恕?，其實是此人內心自覺有此大任，而能自立志，來求盡此大任。伊尹在孔子前一千年，可說當時中國已有士。伊尹以前，傳說在夏代，興于版筑之間，亦一士?？鬃忧鞍倌暧泄苤?，亦一士?？鬃蛹闯写宋幕髠鹘y(tǒng)而來?？鬃右韵?，中國社會始正式有士?？鬃釉唬骸笆慷鴲u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奔葹槭?，自任以天下之大任，則不能再顧一己之衣食職業(yè)，故士必待人養(yǎng)。不出身而仕，則在野為人師。中國古人言：“作之君，作之師?！比巳褐斜禺斢芯c師，此亦天所命。而士則不僅在野為師，又在朝為天子師，為國君師?？鬃釉诤笫雷馂橹潦ハ葞?。濂溪曰：“天下善曰師”，蓋教人善，又善盡一己之任者，皆為師之責，此師之所以為天下善也。此即謂以斯道覺斯民也。

或謂中國有孔子，有士，有儒家之教，豈不亦如西方之宗教。是又不同。耶穌言，上帝事他管，愷撒事愷撤管。他明把世間事分出不管。而中國儒家，則把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切世間事，一切責任，立志負起，此已大不同。抑且死后靈魂上天堂，不啻為生前信仰上帝一大報酬。而中國之士，志于道，則絕不計較私人報酬。佛教來中國，雖曰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而一為僧侶，死后成佛，終亦是一種私人計較。故終為中國士人所看不起。則儒家教義雖亦崇天命，亦究與宗教有別。

既有此一番志，則自需有一番學，以自赴其志。自漢代起，儒學定于一尊，其時則稱通經(jīng)致用。此用主要在人世上，尤要在政治上。宋代胡瑗創(chuàng)立書院教人，分經(jīng)義治事兩齋，亦即通經(jīng)致用也。同時如范仲淹，稍后如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諸儒繼起，皆在政治上有志大用，而王安石司馬光志有不同，遂成新舊黨爭。司馬光舊黨得勢，又分洛蜀朔三派。洛派二程與王安石同當屬經(jīng)學派，故先亦隨新黨出仕，繼而退出。司馬光屬史學派。蘇軾可謂雜學派。同時有周濂溪，認為出仕之前應先有一套修身做人之學，乃可無弊。二程亦受其影響，于是乃于兩漢儒林之外，別起宋代之道學。而濂溪則特稱學顏淵之所學。

顏淵所學，即學孔子。濂溪《志學》章又曰：“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則濂溪所舉顏子之學，統(tǒng)言之，乃心學也。學者當先治其心，使其心一于仁。仁即人道之大綱。能此，始能任伊尹之所任矣。而顏子又以恬退不仕名。故濂溪先之以志伊尹之所志，即繼之以學顏子之所學，其中實涵甚深妙義耐人細闡。

漢儒以周公孔子并稱，而濂溪以下之宋代理學家，乃以孔子孟子兼舉。孟子實亦一種心學也。西方人好言權利，不言責任。既無中國人此等志，自無中國人此等學。故西方人不言修心養(yǎng)性。西方之學，皆為向外求知識，又曰：“知識即權力?！辈徽撜軐W宗教，亦莫不以權力為重。哲學先講邏輯，以免我之立說被人反駁。宗教必組織教會，以便擴大其權勢。每一學說，盡如商品，貴能推銷。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庇衷唬骸爸艺撸涮旌?。”自盡己責，何待夸耀，亦何待人知。為子惟求孝，為臣惟求忠，惟不以忠孝自夸耀。即文學亦然。詩言志，言之不盡，則歌嘆之?？鬃釉唬骸坝栌麩o言。”凡所志，則盡在不言中。故中國人言學必繼言習?？鬃釉唬骸皩W而時習之?！痹釉唬骸皞鞑涣暫?。”習則主于踐履，乃一種行為，而行為則一本于心，與專尚知識又不同。

濂溪《志學》章首言：“圣希天，賢希圣，士希賢。”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濂溪所言圣希天也。中國又稱為四民社會，除士外尚有農工商各業(yè)，濂溪皆不言。西方社會無中國之所謂士，亦無士與賢與圣之一種人品觀。濂溪此章涵義宏深，而濂溪不詳言之。此亦中國傳統(tǒng)忠恕之道，為子者決不謂為吾父者之不當孝，為臣者決不謂為吾君者之不當忠，為師者決不謂為吾門人弟子者之不能為后知而后覺。后生可畏，有為者亦若是，則何待于言之盡。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睂W不同，教亦不同。舉一隅，可以三隅反。比較中西文化，濂溪此一章已夠啟發(fā)。而濂溪乃為有宋理學開山，亦即此一章而有余矣。是則在學者之善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