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天之術(shù)，古有三家。秦漢以來，惟傳渾、蓋。西人創(chuàng)為地動天虛之說，學(xué)者不能難之?；蛘咄票酒湫g(shù)，以為古之宣夜。征之緯、子，信中國遺法也。六藝(經(jīng))之學(xué)，原有本真(原本孔作)。(五十頤卦，立頤以言立教。)自微言絕息，異端蜂起，以偽作真，羲轡失馭，妖霧漫空。幽幽千年，積迷不悟，悲夫！援經(jīng)測圣，正如以管窺天，茍有表見，無妨更端。踵事增華，或可收效錐管。若以重光古法，功同談天，則力小任重，事方伊始，一知半解，何敢謂然。獨是“既竭吾才”，不能自罷，移山填海，區(qū)區(qū)苦心，當(dāng)亦為識者所曲諒焉。光緒戊子季冬，四益主人識于黃陵峽舟次。

孔子受命制作，為生知，為素王，此經(jīng)學(xué)微言傳授大義。帝王見諸事實，孔子徒托空言，六藝(經(jīng))即其典章制度。與今六部，則例相同。素王一義為六經(jīng)之根株綱領(lǐng)(綱領(lǐng)二字刪)，此義一立，則群經(jīng)皆有統(tǒng)宗，互相啟發(fā)，針芥相投。自失此義，則形體分裂，南北背馳，六經(jīng)無復(fù)一家之言(至圣立言)。以六經(jīng)分以屬帝王(堯舜湯文)、周公、史臣，則孔子遂流為傳述家，不過如許、鄭之比，何以宰我、子貢以為賢于堯舜，至今天下郡縣立(大祀)廟，享以天子禮樂，為古今獨絕(獨一無二)之圣人？《孟子》云：“宰我、子貢，知足以知圣人?！笨梢娛ゲ灰字?。今欲刪除末流之失，不得不表章微言，以見本來之真。洵能真知孔子，則晚說自不能惑之矣。

據(jù)《易緯》、《孟子》、《公羊》以文王為文家之王，文家即所謂中國，質(zhì)家則為海外。今按：此先師相傳舊說也?？鬃硬挥刑煜?，又不能不立教(受命為制作)，即“天將以為木鐸”，“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意也。而六藝(經(jīng))典章，據(jù)帝王為藍本，從四代而改，不便兼主四代，故托之于文王。欲實其人，則以周之文王當(dāng)之?！吨杏埂吩疲骸拔奈渲?，布在方策”，“憲章文武”；《論語》云：“文武之政，未墜于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除擇善而從之外，不能不取己所新創(chuàng)之事，并以為古制，以時制為反古?！墩撜Z》之所謂“從周”，“周監(jiān)二代”，與《孟》、《荀》之所謂“文王”名異實同。蓋經(jīng)傳制事，皆有微顯、表里二意，孔子制作，里也，微也；托之“文王”，表也，顯也。自喻則為作，告人則云述。以表者顯者立教，以改作之意為微言，故七十子以后，此義遂隱，皆以《王制》、《春秋》為文王西周之政，不復(fù)歸之制作。(即劉歆)所謂“仲尼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也。

素王之說，義本《商頌》。[蓋謂少昊。(《論語》大昴星五老觀河洛)]《殷本紀(jì)》伊尹說湯以素王之道，[“王”當(dāng)讀為“皇”，商法少昊，陳素皇之道，《詩》所謂“皇帝上帝”，“上帝是皇”，伊尹陳素統(tǒng)，商法之為王。]此一義也。明文始于《莊子》，云：“在下則為玄圣素王”，所謂空王也?！睹稀?、《荀》皆以孔子與堯、舜、湯、文、武、周公并言。漢人固持此說，即宋程、朱亦主此義?；驌?jù)“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孔子自云“從周”，不應(yīng)以匹夫改時制。然使實為天子，則當(dāng)見諸施行，今但空存其說于六經(jīng)，即所謂“不敢作”也。孔子惟托空言，故屢辨作、述。蓋天命孔子，不能不作，然有德無位，不能實見施行，則以所作者存空言于六經(jīng)，托之帝王，為復(fù)古反本之說。與局外言，則以為反古；與弟子商榷，特留制作之意?？傊鬃訉嵶饕?旁批曰“即頤卦”)，不可徑言作，故托于述。所云“述而不作”，自辨于作也；“不知而作，無是”。“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自任乎作也。意有隱顯，故言不一端，且實不作，又何須以述自明乎。

余立意表章微言，一時師友以為駭俗，不知專詳大義。因之謂董、何為罪人，子緯為訛說，并斥漢師通為俗儒。然使其言全出于漢師，可駁也。今世所謂精純者，莫如《四子書》，按《論語》，孔子自言改作甚詳，如告顏子用四代，與子張論百世，自負(fù)“斯文在茲”，“庶人不議”，是微言之義實嘗以告門人，不欲自掩其迷。孟子相去已遠，獨傳“知我”“罪我”之言、“其義竊取”之說。蓋“天生”之語，即不可以告途人，故須托于先王，以取征信。而精微之言一絕，則授受無宗旨，異端蜂起，無所折衷。如東漢以來，以六經(jīng)歸之周史，其說孤行千余年。今之人才學(xué)術(shù)，其去孔子之意奚啻霄壤，不惟無儒學(xué)，并且乏通才。明效大驗，亦可睹矣。如當(dāng)掩蓋，則孔子與諸賢不傳此義，后賢何從而窺？奚必再三申明，見于經(jīng)記？若先入為主，則道不同不相為謀，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不辯難駁擊，以立門戶，亦不敢依阿取悅于世，使微言既申而再晦也。

宰我、子貢以孔子“遠過堯舜”，“生民未有”。先儒論其事實，皆以歸之六經(jīng)。舊說以六經(jīng)為帝王陳跡，莊生所謂“芻狗”，孔子刪定而行之。竊以作者謂圣，述者謂賢，使皆舊文，則孔子之修六經(jīng)，不過如今之評文選詩，縱其選擇精審，亦不謂選者遠過作者。夫述舊文，習(xí)典禮，兩漢賢士大夫與夫史官類優(yōu)為之，可覆案也，何以天下萬世獨宗孔子？則所謂立來、綏和、過化、存神之跡，全無所見，安得謂“生民未有”耶？說者不能不進一解，以為孔子繼二帝三王之統(tǒng)，斟酌損益，以為一王之法，達則獻之王者，窮則傳之后世。纘修六經(jīng)，實是參用四代，有損益于其間，非但鈔襲舊文而已。執(zhí)是說也，是即答顏子兼采四代，《中庸》之“祖述”“憲章”，《孟子》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也。然先師改制之說，正謂是矣。如謂孔子尊王從周，則必實得文武之會典，周公之則例，謹(jǐn)守而奉行之。凡唐、虞、夏、殷先代之事，既只字不敢闌入，即成、康以下明君賢相變通補救之成案，亦一概刪棄，如是乃可謂之尊王、謂之不改。今既明明參用四代，祖述堯舜，集群圣之大成，垂萬世之定制，而猶僅以守府錄舊目之，豈有合乎？夫既曰四代，則不能株守周家；既曰損益、折衷，則非僅繕寫成案亦明矣。蓋改制茍鋪張其事，以為必如殷之改夏、周之改殷、秦漢之改周，革鼎建物，詔敕施行，征之實事，非帝王不能行。若托之空言，本著述之常。春秋時禮壞樂崩，未臻美富，孔子道不能行，乃思垂教，取帝王之成法，斟酌一是，其有時勢不合者，間為損益于其間，著之六藝，托之空言，即明告天下，萬世亦不得加以不臣悖逆之罪也。祖宗之成法，后世有變通之條；君父之言行，臣子有諫諍之義。豈陳利弊，便為無狀之人？論闕失者，悉有腹誹之罪？且孔子時值衰微，所論述者，雜有前代。乃賈生、董子，值漢初興，指斥先帝所施，涕泣慷慨，而請改建，后世不以為非，反從而賢之。且以今事論之，凡言官之封事、私家之論述，拾遺補闕，思竭愚忱，推類至盡，其與改制之說不能異也。此說之所以遭詬病者，徒以帝王見諸實事，孔子托諸空言。今欲推求孔子禮樂政德之實跡，不得不以空言為實事?？鬃咏y(tǒng)集群圣之成，以定六藝之制，則六藝自為一人之制，而與帝王相殊。故弟子據(jù)此以為“賢于堯舜者遠”，實見六藝美善，非古所有。以六經(jīng)為一王之大典，則不能不有素王之說。以孔子為圣、為王，此因事推衍，亦實理如此。故南宮適以禹、稷相比，子路使門人為臣，孟子屢以孔子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并論，直以《春秋》為天子之事，引“知我”、“罪我”之言，則及門當(dāng)時實有此說，無怪漢唐諸儒之推波助瀾矣。然后說雖表見不虛，非好學(xué)深思者，不能心知其意。若改制，則事理平常，今不信古說，而專言著述有損益，亦無不可；至制作之說，亦欲駁之，則先入為主，過于拘墟矣。

《詩》者，《春秋》之大成；《春秋》者，《詩》之嚆矢。孔子六經(jīng)微意俱同，《詩》為天，《書》為人，《春秋》王伯，《禮》附《書》，《樂》附《詩》，皆取舊文而潤色之，非僅刪定而已。故《尚書》所言堯、舜、夏、殷，禮制全與《春秋》相同。今《尚書》、三家《詩》諸書可證也。又《書》有四代之文，俗以為有沿革，乃《大傳》無異同，有大小之分，無沿革之異。唐虞禮制，下與《春秋》相符，正孔子述作六藝之大例。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古書》、《毛詩》出于東漢，本誤讀《周禮》，以“大統(tǒng)”說小康，致與經(jīng)文相舛，故賈、馬遠不能如伏、董之詳備符合。一真一偽，各不相同也。然《禹貢》迄于四海，而“周公篇”與《洪范》則為“大統(tǒng)”之先聲，所云“皇帝”、“上帝”、“多方”、“多士”、“小大”、“邦喪”云云者，已為《詩》“大統(tǒng)”開先路。但中外之分甚嚴(yán)，此為周公明堂朝諸侯之事，非皇帝大九州大同之治也。

經(jīng)學(xué)四教，以《詩》為宗?？鬃酉茸鳌对姟罚省对姟方y(tǒng)群經(jīng)?？鬃咏倘艘嘀亍对姟?。《詩》者，志也。[即“志在《春秋》”之“志”。]獲麟以前，意原在《詩》足包《春秋》、《書》、《禮》、《樂》，故欲治經(jīng)，必從《詩》始。緯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毙惺轮杏梗疽馍窕?，《春秋》與《詩》，對本行事也。其又云：“志者，則以對《孝經(jīng)》言之”，實則《詩》與《春秋》虛實不同。《詩》乃志之本，蓋《春秋》名分之書，不能任意軒輊；《詩》則言無方物，可以便文起義。[《尚書》、《春秋》如今人之文，《詩》、《易》如今人之詩。體例不同，宗旨自別。]《公羊》“主人習(xí)其讀而不知其罪”，此本《詩》說，即后世所謂“言者無罪，聞?wù)咦憬洹?。故凡緯說、子書非?？神斨?，皆《易》、《詩》專說。故欲明《詩》《易》，須先立此旨。緯云：“孔子受命為黑統(tǒng)，即玄鳥、玄王；”《莊子》所謂玄圣、素王之說，從《商頌》而寓之?！段耐酢菲氨局О偈馈保赐豸?；“商之孫子”，即素王。故屢言受命、天命，此素王根本也。孟子以周公、仲尼繼帝王之后，荀子以周公、仲尼為大儒。此從《魯》、《殷》二《頌》而出者也。三統(tǒng)之說，本于三《頌》，凡一切舊說，皆當(dāng)以此統(tǒng)之。董子王魯制，寓于《魯頌》。周公及[“世及”之“及”。]武王制禮作樂，故以王寓之。以其說解《詩》，則有征信；董、何以說《春秋》，則不免附會矣。緯書新周，不可說《春秋》，而《詩》以魯后周，即此意?！对姟访髟疲骸捌涿S新”，是經(jīng)意直以《周頌》為繼周之新周，非果述姬周也。先儒改周之文，從殷之質(zhì)，亦從此出?！棒敗⑸獭倍旨础拔?、質(zhì)”，“文、質(zhì)”即中外、華洋之替字。中國古無質(zhì)家，所謂質(zhì)，皆指海外。一文一質(zhì)，謂中外互相取法。為今之天下言之，非古所有。絀杞之例，亦本于《詩》，《春秋》杞不稱公，《三頌》絀杞不言，是其本意。今凡周亡、孔子王，一切駭人聽聞之說，皆以歸附于《詩》。治經(jīng)者知此意，然后以讀別經(jīng)，則迎刃而解。他經(jīng)不復(fù)言此，而意已明，方可以收言語、政事、文章之效?！对姟窞橹?，則《書》為行；《春秋》為志，則《孝經(jīng)》為行。實則《春秋》與《書》同為行，《春秋》、《尚書》皆分《詩》之一體?！吨堋?、《召》伯道，分為《春秋》；《王》、《鄭》、《齊》王道，分為《尚書》。特以較《孝經(jīng)》，則《春秋》為志，而《孝經(jīng)》為行耳。今本此義，作為義疏，不拘三家之書，以孔子之微言為主。使學(xué)者讀《詩》，明本志，而后孟子“以意逆志”之效明。孔子重《詩》之教，顯以此為經(jīng)學(xué)之總歸，六經(jīng)之管轄，與《論語》同也。

《孟子》“王者之跡熄而《詩》亾，《詩》亾[“亾”當(dāng)為|△，|△古作字。與亾字形似而誤。]然后《春秋》作”?！睹献印反艘?，即“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說苑》“周道不亡，《春秋》不作”之意?！睹献印费浴对姟芬灾緸檎f，又引《詩》與《春秋》以證王跡，明《詩》與《春秋》同也。歷敘帝王，皆言周公、孔子，周公即王魯，義本《魯頌》；孔子即素王，義本《商頌》。周公實嘗王，故緯說有素王而無王魯。周公及武王，成公讓志以為攝政，故言《魯頌》。不如此，則“詩亡”之義不顯。

《詩》言皇帝、八王、八監(jiān)、十六牧事，就大一統(tǒng)言之，此百世以下之制，為全球法者也?！渡袝费运拇?，由一化四，此三統(tǒng)變通之意也。一豎一橫，一內(nèi)一外，皆“治”“平”之教。后以《詩》說百世，未能著明，分《周》、《召》伯道，再作《春秋》以實之。六經(jīng)重規(guī)疊矩，以大包小。《禮》以治外，《樂》以養(yǎng)中，《易》詳六合以外，皆自治之事。此外王之學(xué)，亦缺一不可。六經(jīng)之中，三內(nèi)三外，三天三人，三實三虛，三知三行，而歸本于《孝經(jīng)》。六經(jīng)統(tǒng)為素王，萬世之大法也。(頤卦六爻配六經(jīng)，以言大統(tǒng)，為教萬世之大法也)

六經(jīng)皆經(jīng)孔子筆削，有翻改舊文之處。或頗震驚其言，不知其說雖新，其理至為平易。夫由堯舜以至成周，初簡陋而后文明，代有沿革，見之載記，人心所同信者也?？鬃有蘖囈詾楹笫婪?，考三王、俟百世，見之載記，亦人心所同信者也。然洪荒初開，禮制實為簡陋，即茅茨土階、大羹玄酒等類，若于文備之世，傳以為法，不惟宜俗不合，且啟人輕薄古昔之心。是“帝典”不能實錄其事，亦一定之勢也。夫禮家議禮，易滋聚訟，既折衷于圣人，后世猶多齟齬。今使《尚書》實錄四代之文，事多沿革，每當(dāng)廷議，各持一端，則一國三公，何所適從？孔子不能不定一尊以示遵守，亦情勢之所必然也。既丈質(zhì)之迥殊，又沿革之互異，必欲斟酌美善，垂范后王，沈思默會，代為孔子籌畫，則其筆削之故，有不待辯而自明者矣。

王符云：“圣人天之口，賢者圣之譯。”圣人作，賢者述；圣所不備，賢者補之；交相為用者也。《春秋》時，三皇五帝之典策尚多可考(典冊實為孔作)，其言多神怪不經(jīng)，與經(jīng)相歧，實事實也?？鬃臃?jīng)，增減制度，變易事實，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但制度不合者人難知，行事不合者人易知。故《孟子》所載時人之論古事，孟子皆據(jù)經(jīng)為說辭而辟之，實則時人所言所載事實也，孟子所言，經(jīng)教也。使孔子作于前，后無繼之者(后無賢述之)，則六藝何能孤行于后世？故必有賢者出，依經(jīng)立義，取古人行事，皆緣附六藝，無改作之嫌，并使后人不至援古事以攻駁六藝，此賢者所以為圣譯。如《國語》之傳《春秋》，傳事實之意輕，附禮制之意重，凡一細事皆鋪寫古事古禮。經(jīng)說之文，連篇累牘，當(dāng)日事實，萬不如此瑣碎。此傳者托事以見禮文經(jīng)義，亦如孔子假時事以取事義也。其于孔子事跡，皆緣六經(jīng)以說之，合者錄之，不合者掩之。古與今合，方免后人據(jù)時事以攻六藝，此作者之苦心也。惟其書一意比附，遂足以掩蔽微言。如六藝皆孔子所作，而《左氏》則以為孔前已有。如季札事，將《詩》《樂》師說衍說一篇，而后人遂以此為未刪之本?！兑住坟侈o為孔子作，其書所言筮辭，皆就《易》師說衍之，讀者遂以為此真《周易》，在孔子之先。雖有比附六藝之大功，不無少掩微言之小失。然此不善讀者之流弊，若以微言讀之，乃轉(zhuǎn)見其發(fā)明處不少；心無其義，故書中不見之。賢者于經(jīng)，如疏家之于注，不敢破之也。[或云：自孔子后，諸賢各思改制立教。最為謬妄！制度之事，惟孔子一人可言之，非諸賢所得言也。]

緯云：“孔子因道不行，作《春秋》，明王制，專就《春秋》立說。”《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毕葞熝灾谱?，多就《春秋》言之。《史記》：刪《詩》正《樂》在前，因獲麟作《春秋》。考其說，似《詩》《書》《禮》《樂》為一書，因獲麟乃變前志而修《春秋》。前后若出兩歧，然實則非也?？鬃又谥苡沃?，于畏匡引文王，于桓魅言天生，實是受命。故自衛(wèi)返魯，作《詩》言志，以殷末寓素王之義，明三統(tǒng)之法。特后來以《詩》之空言，未能明切，恐后人失其意，故再作《春秋》，實以行事?！睹献印芬对姟放c《春秋》明王跡，《史記》引“空言不如行事”，皆此義也。

制作知命，當(dāng)從五十(生知)為斷，非因獲麟乃起?！对姟贰兑住吩斕焓拢詿o方物，所謂空言。《春秋》《尚書》乃將天言衍為人事。空言在后，行事在前，事有早遲，其義一也。諸經(jīng)惟《春秋》晚成，絕筆獲麟，師說因以明著。實則諸經(jīng)皆同，特《春秋》說獨顯耳?！啊洞呵铩诽熳又隆保T經(jīng)亦然。一人一心之作，不可判而為二?！洞呵铩肺葱拗?，有魯之《春秋》；《書》《詩》《禮》《樂》未修之先，亦有帝王之《書》《詩》《禮》《樂》。修《春秋》，筆削全由孔子；修《詩》《書》《禮》《樂》，筆削亦全由孔子?！洞呵铩窊?jù)舊史言，則曰“修”；從取義言之，則曰“作”。修即所謂“述”。當(dāng)日翻定六藝，是為圣作，人亦稱孔子為作。其云“述而不作”，言“不作”即作也，言“述”即非述也。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同意。而作述之事，即兼指六經(jīng)，不獨說《春秋》。載記總言孔子事，則云翻定六經(jīng)，制作六藝，其并稱之文，則多以“作”“修”加《春秋》，于《詩》《書》《禮》《樂》，言“刪、正”。文變而義同，無所分別。因“作”“修”多屬《春秋》，故同稱則六經(jīng)皆得云“作”“修”，而并舉則惟《春秋》所獨。此為異名同實。后來不識此意，望文生訓(xùn)，于《春秋》言“作”“修”，得之；于刪《詩》《書》、正《禮》《樂》，“刪”則以為如今刪定文籍，“正”則以為如今鑒正舊本，遂與“作”“修”大異。亦如說殺殛為死刑，與投四兇、化四裔之義迥乎不同。不知此義一失，大乖圣人本意，為經(jīng)學(xué)治術(shù)之妨害。判《春秋》與諸經(jīng)為二，離之兩傷，一也。以諸經(jīng)為舊文，非孔子之書，遂卑賤乎《春秋》，二也。諸經(jīng)失其宗旨，不能自通，三也。離割形氣，無貫通之妙，四也。獨尊《春秋》，使圣教失宏博之旨，五也。今力辟舊說之誤，獨申玄解，務(wù)使六經(jīng)同貫，然后經(jīng)學(xué)宏通，圣教尊隆。

孔子翻經(jīng)以后，真正周制，實無可考(皆字母書)。后世傳習(xí)，皆孔子之言(古文)?；蛞晒艜槐M亡(偽經(jīng)正名)，今試為明之?！洞呵铩分T稱號，出孔子筆削，不必實爵，此定說也。乃經(jīng)所稱之侯、伯、子、男，非諸國本爵，考之故書子、緯，所言諸國爵亦與《春秋》同?！妒酚洝窊?jù)《譜牒》，因《春秋》，書“蔡桓侯葬”。經(jīng)一稱“侯”，《譜牒》遂以“侯”為蔡定稱。又時祭烝嘗有明文，春夏無之。時祭異說，如《王制》、《公》、《谷》、《禮記》、《左傳》、《爾雅》、《孝經(jīng)》互異，春夏異而秋冬不異。豈非據(jù)《春秋》為說，實無遺文可證乎？如以喪服為舊典，承用已久，同母異父之服，公叔木問子游，狄儀問子夏，子夏曰：“無聞乎?！毕蜃笙蛴矣忻魑?，何至不守舊而冒昧是從乎？《曾子問》所言變禮，如有舊文，則自向檢閱可也；不然，告以尋討可也，何必刺刺徒勞唇舌乎？魯行禮自有典冊可稽，何行一禮，涉一疑，動向孔子門人請問乎？曾子、子游同習(xí)乎禮，似以襲裼始議而終服乎？典禮皆有明文，時祭自為典禮，何以傳《孝經(jīng)》者，僅就經(jīng)文《春秋》立義，以為二祭乎？喪葬有一定之則，何以孔子往觀季札葬，孔子葬，四方來觀乎？圣人之葬人，與人之葬圣人，豈圣人一禮，人又一禮乎？禮有成事，樂為世掌，孺悲乃奉命而學(xué)，太師反待孔子之語乎？三年親迎，王朝舊典，子張、宰我以為疑，哀公、子貢以為問乎？禮樂出乎天子，知政知德，匹夫何有禮樂之可言乎？從可知：自夫子一出，而帝王之德皆變?yōu)橐蝗酥?，而佚聞實寡；后世所傳?xí)，皆孔子之說，而舊典全無。今欲于禮制指其孰為舊也，難矣！

六經(jīng)旨要，以制度為大綱，而其辨等威、決嫌疑尤為緊要。蓋周制，君臣上下尊卑之分，甚為疏略。[大約與今西人相等。]諸侯實郊天，大夫?qū)嵱冒速⒎篡?、三歸。孔子新制，細為分別，故禮以定嫌疑、辨同異為主?！洞呵铩酚诖蠓颉⒅T侯尊卑儀注，極為區(qū)別。禮家、名家之學(xué)，全出于《春秋》。故孔子正名，子路猶以為疑，非周公已有此制也。使周公已有之，則人所共明。《春秋》與《禮》，斤斤分別儀注不已細乎！子學(xué)、名家大有益于治，原出《春秋》、《禮經(jīng)》可見也?？鬃右褎?chuàng)制，不得不以魯郊為成王賜為失禮；八佾、反坫為僭。在當(dāng)日，特為應(yīng)行之禮。蓋等威一明，上下分絕，故亂臣賊子懼，失為亂之資。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以此。

《詩》以《魯》為文、《商》為質(zhì)。[文主中國，即六歌之《齊》；質(zhì)主海外，即六歌之《商》。]至新周合文質(zhì)，乃為極軌，所謂“文質(zhì)彬彬”也?？鬃右蚺f文而取新義，其意全見于《詩》?！对姟氛撸?jīng)之始基也。《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匹夫繼帝王之統(tǒng)，即《論語·堯曰》章、《孟子》“由堯舜至于湯”章之所謂“聞知”、“見知”，以繼帝王者是也。其所云“祖述”、“憲章”者，謂與帝王無出入，兼有其長，合為定制?！吨杏埂分级恢?，《論浯》之兼用四代是也。帝王之制由六經(jīng)而定，謂為孔子制，可；謂為帝王制，亦可。惟兼采四代以酌定一尊，垂法百世，以為永鑒；因不盡因，革不盡革，既不可分屬四朝，又不能歸并一代，則不得不屬之孔子?！洞呵铩芬螋斒芳庸P削，《詩》與《書》《禮》《樂》，亦本帝王典禮而加筆削。合者留，不合者去，則《詩》、《書》乃孔子之《詩》、《書》矣?！秲x禮》、《容經(jīng)》，則本周之典籍。夏殷簡略，又文獻無征，以周為藍本，自然之勢?！墩撜Z》“郁郁”、“從周”，就簡略言也?！吨杏埂贰敖裼谩?、“從周”，就無征言也。由此而加因革，過者抑之，不及加隆，“百世可知”，謂此也。本周禮修為《儀禮》、《容經(jīng)》，亦怍亦述，與《春秋》無異也。樂以《韶》為主，兼用三代，《雅》、《頌》得所，正樂亦同于禮。孔子見世卿之害，教學(xué)宜開，于是早定師儒選舉之計，預(yù)修四教，既行于一時，并欲推萬世。四教中，《詩》雖言志，然與《書》為一匯，《禮》《樂》為一匯?！对姟芬匝灾?，《書》以述行，《禮》以治外，《樂》以養(yǎng)中。所言不能參異，一定之勢也。四教中以《詩》為綱，以《書》與《禮》、《樂》為目。然《詩》為空言，尚未明著，然后乃作《春秋》，以實《詩》意。所謂“深切著明”者也?？鬃又獗驹谟凇对姟罚髞怼洞呵铩氛f盛，遂全以《詩》說《春秋》。言“志在《春秋》”，不言《詩》之志，實則《書》《春秋》皆統(tǒng)于《詩》。特一為空言，一為行事?！洞呵铩放c《書》《禮》《樂》皆主新制，同為孔子之書，非獨《春秋》為然。然《春秋》詳人事典制舊文，嚴(yán)于遵守，運用無方之道不與焉，故又作《易》以補之。《易》明變化消長，為天道，與《春秋》全反。一天道，一人事；一循守舊職，一運用無方；一常一變，一內(nèi)一外。知《春秋》而不知《易》，則拘于成法，無應(yīng)變之妙。蓋《易》專以“通變”“不倦”為宗旨，故欲知《易》，必先學(xué)《春秋》。既學(xué)《春秋》，不可不知《易》。既能窮《易》之精微，則內(nèi)外交修，于治術(shù)方無礙。盡人事以通天道，《易》所以總學(xué)之成，而不沾沾名物理數(shù)之形跡。二者相反相成，《易》不立教，以其與《春秋》同也。六經(jīng)之道以《春秋》為初功，以《易》為歸宿。治經(jīng)者當(dāng)先治《春秋》，盡明微言，以四經(jīng)實之，然后歸本于《易》。此孔子作六藝之宗旨也。

孔子“五十知天命”，實有受命之瑞，故動引“天”為說。使非實有征據(jù)，則不能如此。受命之說，惟孔子一人得言之。以下如顏、曾、孟、荀皆不敢以此自托。[以九流派分，四科一體，原同末異，皆祖孔子。其說甚明。]故自衛(wèi)返魯，正《樂》刪《詩》，非待獲麟乃然。群經(jīng)微言皆寓于《詩》，《春秋》已不能全具，特孔子絕筆獲麟，后師以《春秋》為重，遂以微言附會《春秋》，而《詩》反失其說。世卿，三代所同，欲變世卿，故開選舉，故立學(xué)造士。使非選舉，則亦不立學(xué)矣。作《詩》本為新制。子貢、宰我以孔子賢于堯舜，緣文明之制，由漸而開，自堯舜至于文武，代有圣人為之經(jīng)營，至周大備。天既屢生圣人，為天子以成此局，不能長襲其事，故篤生一匹夫圣人，受命制作，繼往開來，以終其局。而后繼體守文，皆得有所遵守。又開教造士以為之輔，故百世可以推行?；蛞郧貪h不用《春秋》之制，不知選舉、學(xué)校、禮樂、兵刑，無一不本經(jīng)制。雖井田、封建，禮制儀文，代有改變，然或異名同實，或變通救弊，所有長治久安者，實陰受孔子之惠。且循古今治亂之局，凡合之則安，反之則危?？讖R用天子禮樂，歷代王者北面而拜，較古帝陵廟有加。若非天命，豈人力哉！又豈但鈔錄舊文，便致此神圣之績哉！

郡縣一事，秦以后變易經(jīng)說者也。似乎經(jīng)學(xué)在可遵、不必遵之間。不知秦改郡縣，正合經(jīng)義。為“大一統(tǒng)”之先聲。禮制：王畿不封建，惟八州乃封諸侯。中國于“大統(tǒng)”為王畿，故其地不封諸侯如王畿。諸侯不封而食祿，藩鎮(zhèn)部道，又立五長之意。漢制諸侯封國大，易亂之道也。秦之郡縣，漢之眾建諸侯，正師用《王制》。《王制》：諸侯世，郡縣不世。雖似相異，然此正用“不世卿”而推廣者也。又如井田，議者動謂不能行，不知《孟子》明云“大略”，潤澤則在臨時。田多則夫百畝，田少則相時酌減可也。平地則畫井，山地則但計畝相授可也。書文簡略，推行別有細章，豈可株泥舊文？今法有甚富甚貧之病，而《王制》無之，[按：井田乃百世下“大統(tǒng)”之法，于古實無征。今泰西素有齊貧富之議，將來必出于此。]此乃殷法，非孔子特改。當(dāng)時用井田，孔子萬不能改阡陌；今既用阡陌，亦不便強復(fù)井田也。此事變之故，不足為井田病。夫治經(jīng)貴師其意，遺跡則在所輕。除井田、封建外，亦不能拘守舊文而行。必欲行井田，則亦有變通之法在。若王莽、張橫渠，得其跡而遺其意者也。

六經(jīng)，孔子一人之書；學(xué)校，素王特立之政。所謂“道冠百王，師表萬世”也。劉歆以前，皆主此說，故《移書》以六經(jīng)皆出于孔子。后來欲攻博士，故牽涉周公以敵孔子，遂以《禮》、《樂》歸之周公，《詩》、《書》歸之帝王，《春秋》因于史文，[《移書》云：“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易傳》僅注前圣。以一人之作，分隸帝王、周公。如此，是六藝不過如選文、選詩?；虿h正之說，亦欲駁之，則孔子碌碌無所建樹矣。蓋師說浸亡，學(xué)者以己律人，亦欲將孔子說成一教授老儒，不過選本多、門徒眾；語其事業(yè)功效，則虛無惝恍，全無實跡。豈知素王事業(yè)(六書亦孔子翻經(jīng)所作)，與帝王相同，位號與天子相埒。《易》與《春秋》，則如二公也；《詩》《書》《禮》《樂》(《莊子》以鄒魯之士能言之)，則如四輔條例也。欲為之事，全見六藝。學(xué)校之開，當(dāng)時實能改變風(fēng)氣。學(xué)之者多，用其弟子者亦多，所謂立行和來是也?？鬃映趿⑺慕?，效已大顯，故欲推而行之。凡六藝學(xué)校，古無其事，《國語》、《左傳》言以前有之者，皆賢者依經(jīng)義之說，分仲尼之功，屬之帝王以前，托詞，非實事也。蓋自《春秋》以后，學(xué)術(shù)治法，全宗素王。天心欲變其局，孔子應(yīng)運而生。漢、宋諸大儒，皆同此義。實理所在、人心相同者也。

古圣皆有神怪實跡，圣與天通、人與鬼謀，故能成“平定”之功，大禹是也。《山海經(jīng)》神怪確為(天學(xué))實事，故《左傳》云：多著神奸，鑄鼎作象。至孔子時，先圣開創(chuàng)之功已畢，但用文教，已可長治久安，故力絕神怪，以端人心而正治法?！白硬徽Z”，則以前皆語可知。云“不語”，則實有神怪可知?！队碡暋氛?，孔子本禹事，以己意潤澤者也。禹不必立九州，當(dāng)時亦無貢筐織縞一切名物。又五服、四岳，與《王制》切合，儼然《王制》傳注，此孔子修《書》，亦如作《春秋》，據(jù)史文而筆削之實事也。古圣神怪之事，全經(jīng)孔子所削，故云“不語”。不得因孔子之言，致疑前人之誤。蓋天人之交，孔子乃隔絕之，以奉法守文，無俟神奇也。

舊以《逸周書》著錄《漢書》，為秦漢先師采綴而成，亦如《戴記》。今有《汲冢》舊名，或以為實不出于西晉。(后有“蓋孔子正名乃有古文三代口口口”十四字。因晚年風(fēng)疾左手書，后三字無法辨認(rèn)。)然序文淺陋，必系偽作。篇中體制不純，間涉殷事。及《王子晉》、《職方》、《月令》等篇，必非周書。蓋晉人取舊本，而別以己意補足成書。中多《司馬法》與《書》、《禮》佚文，而雜采古傳記者亦不少。其出汲冢，雖無明文，自必當(dāng)時再出，故加此名。近人堅以為漢出，不知此決非漢本?！吨駮芬嗤瑫r所得，亦必有舊本。惟其書多蝕脫，各以已意釋補，如邾盟、滅夏陽之類，皆以為《左傳》之助，至于乖異實事。故《逸周書》非真古書也。

孔子為素王，知命制作，翻定六經(jīng)，皆微言也(，頤卦二五爻皆有經(jīng)，六爻即六經(jīng))。圣門師弟相傳，常語如此，《論語》是也。而又有隱微其言者，如周喪期，孔子制作定為三年，三代通同之?！渡袝费匀暾?，非實事，新制也。宰我、子貢疑其事，孔子答以“古人皆然”?！肮湃恕奔粗浮秷虻洹贰叭d，四海遏密八音”事，不明言改制也。曾子問喪，亦有“夏后氏三年”之文，實則孔子為主改帝王以合己，使若帝王實已如此，不過取之為說。孟、荀以來，微言已不盡傳，又有緣經(jīng)立義之傳，與之互異。然古師皆傳此義，唐后學(xué)者誤解傳義，遂使孔子“作述”全為帝王所奪，《易》《詩》《書》《禮》《樂》皆變?yōu)楣艜洞呵铩穭t為舊史，所不奪者，《論語》《孝經(jīng)》而已。

六藝本為孔子新義，特自托之于“述”，《左》、《國》則以為皆出于孔子以前。如韓宣子見《易象》(之言盡在魯，中包《詩》《書》《禮》《樂》，其實六經(jīng)，故曰：周禮全在魯矣)，季札觀樂歌詩，與《書》《禮》皆多引用。以六藝當(dāng)出于孔子前，蓋因“述而不作”語，遂舉六藝盡歸之國史舊文。后人不知此說出于依經(jīng)立義，指以為實，微言之說，遂全為《左》、《國》所亂矣。

《國語》為六經(jīng)作傳，或以左邱明即子夏?！懊鳌迸c“商”、“羊”、“梁”同音，左邱即啟予，所謂“左邱明”，即“啟予商”，左邱喪明，即子夏喪明事。“三傳”始師，皆為子夏。為文學(xué)傳經(jīng)之事，故兼言六藝，不僅傳《春秋》。然六藝推之舊文，此欲掩改制之跡，即孔子作而不述之微意也。不言孔子改古書，而言古書合孔子心，本尊向孔子，非欲駁之也。而劉歆乘隙而入，襲此說以攻“今學(xué)”，以六藝為舊文，孔子直未造作，于是素王改制等說全變矣。劉歆之說，實《國語》為之先路。同此一說，而恩怨各別，皆以當(dāng)時微詞隱避，致使大義中絕，圣學(xué)晦而不彰。今孔廟既封建王號，用天子禮樂，時勢遠異。又更無所避忌，正當(dāng)急張微言，使其明著。不可再行隱避遷就，使異端得借口相攻。況此乃漢、宋先儒舊義，非一人私言?！墩撜Z》《中庸》《孟子》先有明文，精確不易。史公云：第勿深究，其所表見皆不虛，信然矣。素王以《詩》說為本根，實即道統(tǒng)之說。先儒誤據(jù)“從周”、“不議禮、制度、考文”以相駁，篇中已釋其義。然試再為申之：云“從周”矣，何以答顏子兼用四代？既云“不作”矣，何以獨辯“不知而作”？孔子，周之臣子，從周何待言！居今而言從本朝，豈非夢囈乎？圣人立身出言為萬世法，宜何如慎密，今動以天自擬，又云“其或繼周”、“如有王者”，與“鳳鳥”、“河圖”之嘆；專禮樂征伐之權(quán)，斥言“天下無道”；取亡國夏殷與本朝并論，而議其從違；又自負(fù)承先皇文王之統(tǒng)，無論道理不合，其有不賈口舌之禍者乎！庸愚皆知畏法，豈有圣人發(fā)隴上之嘆，與陳涉、吳廣同科，導(dǎo)人以發(fā)難乎？子貢以為堯舜猶賢，南宮適以禹稷相比，子路使門人為臣，仲弓許之南面，宰我輕改舊章，孔門弟子豈皆妄希非分，自居不疑乎？孔子，周之臣子，并非宋君，乃敢以殷禮自用?；蛞詾楫悤蛔阈牛睹献印访髟疲骸啊洞呵铩诽熳又隆?，“王者之跡熄而《詩》亾，《詩》亾然后《春秋》作?！薄爸倌岵挥刑煜隆?，又屢以帝王、周公與孔子并論?？鬃邮苊谱?，有不得不改之苦衷。若夫尊君親上，別有明條，并非欲后人學(xué)其受命制作。何嫌何疑？必欲將孔子說為一迂拘老儒乎？孔子教人忠孝，文在別經(jīng)。許止趙盾，猶蒙惡名，人臣無將，《春秋》名義。若其自處，別有精義；若以此說有乖臣道，則舜、禹、湯、武為帝王垂法，豈學(xué)舜、禹者務(wù)求禪讓，法湯、武者專力犯上乎？孔子之志與舜、禹、湯、武同符合貫，學(xué)之者，但當(dāng)自審所處，不必以己之所必?zé)o，都為古圣之所斷不有。且世之犯刑辟、坐不敬者，又孰為孔子所誤哉！

圣人一言，必有一言之效。乃自今視之，多為常語。常語則何待言？又何必傳流至今？凡今見為常語者，在當(dāng)日皆為切要之說。蓋言如藥物，當(dāng)時為對癥，得圣言而病愈，積久成習(xí)，遂視為故常。故學(xué)者于常語尤當(dāng)留意推考，因藥求病，足以見當(dāng)日時事。又《春秋》常于嫌得者見不得，列國行事失禮，使乖舊制，人人所知，孔子何為非之？又何以足傳為經(jīng)？可見孔子議貶，皆為時制，眾人不知，故譏貶之。如魯之舞八佾，射之主皮，喪不三年，同姓婚，皆真周制，孔子欲改，故譏之。若人共知其非禮，又從而議之，則人云亦云，徒勞口舌。圣人吐辭為經(jīng)，故凡所言，都為制作。今立此一例，于《春秋》、《論語》諸經(jīng)，凡所非議，皆為改制救弊；至當(dāng)時所共明者，則絕不一語。以此求之，然后圣經(jīng)可尊，圣功可見也。

三統(tǒng)以《尚書》為本，乃經(jīng)學(xué)大例。觀《四代禮制沿革表》、《三統(tǒng)禮制循環(huán)表》，可見先儒雖主此說，于經(jīng)少所依附。今按其說，當(dāng)于《詩》、《春秋》中求之。四代無沿革，而名號小有異同，此即三統(tǒng)例之大端。至于服色、牲器，猶其小焉者矣。董子云：“九而易者，大九州、九洛、九主之說也；五而易者，五帝循環(huán)、《小雅》五際說也；四而易者，《尚書》說也；以三而易者，三《頌》說也；以二而易者，《魯》、《商》中外文質(zhì)說也?！苯褚匀y(tǒng)立為一專門，先就各經(jīng)立表，考其同異，更輯傳說之有明文者以補之，以為一類。然后掇拾群經(jīng)異義，可以三統(tǒng)說者，歸為《續(xù)表》。而《四代真制之表》，附于其后，總為一書。名曰《三統(tǒng)》。不惟經(jīng)學(xué)易明，而孔子“百世可知”之意亦見矣。[今已改三統(tǒng)不能循環(huán)者為《三世進化表》矣。]

三統(tǒng)立說，孔子時已然，非后儒所附會。如宰我言社樹，《戴記》中所引孔子言四代者是也?！锻踔啤?、《國語》、《祭法》廟制，與《春秋》、《詩》、《孝經(jīng)》時祭，皆當(dāng)以三統(tǒng)說之。既知此非真四代制，又知此為百世立法，又推本經(jīng)書為主，以收傳記之說，更推考異義以化畛域。此例一明，而群經(jīng)因之以明矣。

禮儀與制度有異，禮為司徒所掌，如今之儀注，即《儀禮》是也；制度則經(jīng)營天下、裁成萬類，無所不包，如《王制》是也。制度最大最要，禮儀特其中一門。欲收通經(jīng)致用之效，急宜從制度一門用功。若沾沾儀節(jié)，不惟不能宏通，人亦多至迂腐。劉子政《別錄》，制度為專門，與禮儀別出。至《儀禮經(jīng)傳通解》、《禮經(jīng)綱目》、秦氏《通考》，皆以禮包制度，大失經(jīng)意。今特升《王制》為制度統(tǒng)宗，禮經(jīng)儀注之文，歸于司徒六禮而已。能悟此旨，經(jīng)學(xué)乃為有用之書。

舊用東漢許、鄭說，以同《王制》者為“今”，同《周禮》者為“古”。丁酉(公元一八九七年)以來始以帝王分門，不用“今、古”之說。蓋哀、平以前，博士惟傳《王制》，而海外《帝德》之學(xué)，隱而未明。自漢以后，囿于海禁，專詳《禹貢》五千里之制。自明以后，海禁大開，乃知《帝德》，《詩》、《易》之學(xué)，始有統(tǒng)宗。至于王道之學(xué)，亦各有宗派。魯學(xué)居近孔子，《谷梁》、《魯詩》專為魯學(xué)。齊學(xué)雖與魯小異，然實為“今學(xué)”。弟子各尊所聞，異地傳授，不能皆同。如《公羊》，“今學(xué)”也，而禮與《谷梁》不盡同?！秶Z》，“今學(xué)”也，而廟祭與《王制》多反。此中多為三統(tǒng)異說。孔子既定《禮經(jīng)》，更于其中立三統(tǒng)之制，以盡其變。弟子各據(jù)所聞以自立說，皆引孔子為證?！锻踔啤范啻缶V，故不能盡包群經(jīng)異義，此為大宗。他如時制可征者，《左傳》之世卿、昏同姓、不親迎、喪不三年，與《孟子》之徹法、魯滕不行三年喪，此皆當(dāng)時之行事，與六經(jīng)不同者也。又《王制》統(tǒng)言綱領(lǐng)，文多不具?！洞呵铩?、《詩》、《書》、《儀禮》、《禮記》，所言節(jié)目，多出其外，實為《王制》細節(jié)佚典，貌異心同。如《明堂》、《靈臺》、《月令》之類是也。此類經(jīng)無明文，各以己意相釋，此潤澤之異禮也。又今《禮記》多先師由經(jīng)文推得之文，如諸書皆言四時祭，當(dāng)為定制，而《孝經(jīng)》先師只言春秋二祭，則以《孝經(jīng)》無冬夏明文也。諸書時祭名，烝嘗皆同，而春夏祭名互異，則以烝嘗經(jīng)中有明文，而春夏無明文也。凡此皆先師緣飾經(jīng)文，別以聞見足成，非經(jīng)之異說也。今于劉歆以前異禮，統(tǒng)以此四例歸之，不立“今古”學(xué)名目。

舊專據(jù)《王制》以為“今學(xué)”，凡節(jié)目小異者，遂歸入“古學(xué)”，當(dāng)入異義。如《祭法》廟制、祭期，與《國語》同，而《荀子》亦有此說?！都婪ā酚徐觥⒂忻魈?，《王制》無之，而孔子言祧、言明堂者，不一而足，此不能盡指為異義說也。蓋圣人訂制，先立大綱，細節(jié)則多備三統(tǒng)之文。大綱之封建、職官、選舉、學(xué)校，群書皆同，而細節(jié)則小異矣。即以廟制言，大綱之七廟祀天神、人鬼莫不同，而細節(jié)則小異?！都婪ā酚腥赵轮?，《孝經(jīng)》只春秋二祭，配天郊禘說各不同，此三統(tǒng)文質(zhì)改變之說也。又漢去春秋久，今本《王制》為先師之一本。嚴(yán)、顏《公羊》二本，猶自不同，欲以一本括盡“今學(xué)”，勢所不能。今欲舉《王制》括“今學(xué)”，當(dāng)以經(jīng)文為主。如治《公羊》者欲用《王制》，而本傳說與《王制》說不同者，則先標(biāo)舉經(jīng)文，次錄傳記，以后再錄三統(tǒng)潤澤異說。然后《王制》廣大，足以包括群經(jīng)，不致小有異同，輒屏為異說。如《禮記》孔子禮說與《王制》多異，固有依附，然其說多與六藝合，則不能屏為異說。必有此例，然后《王制》足以包之。此為專治《王制》者言。如專家，舉一經(jīng)推合《王制》，則但明本經(jīng)，不涉異說。若再牽涉，徒滋煩擾。師說參差，莫如《戴記》，今即以治《戴記》之法治《王制》，使歸統(tǒng)制，參觀以求，思過半矣。

或以諸子皆欲傳教，人思改制，以法孔子，此大誤也。今考子書，皆春秋后四科流派，托之古人。案以言立教，開于孔子。春秋以前，但有藝術(shù)卜筮之書，凡子家皆出于孔子以后。由四科而分九流，皆托名古人，實非古書。又今所傳子書，半由掇拾及雜采古書，如《弟子職》、《地員》等篇，乃經(jīng)傳師說，漢初收書秘府，附《管子》以行。《管子》亦非其自作，乃后人為其學(xué)祖之，故其中多“今學(xué)”專家之語，并有明言《春秋》、《詩》、《書》之教者。今當(dāng)逐書細考，不能據(jù)人據(jù)時為斷。至于《司馬法》、縱橫等書，出于政事、言事科，亦為四科流派。茍有會心，所見無非道，不僅于其中摘錄足證“今學(xué)”，以備考究已也。

欲知《王制》統(tǒng)宗“今學(xué)”，觀《輯義》自明：欲實明改制之意，非輯四代古制佚說不能。[此書輯成，則改制之說不煩言而解。]大約《春秋》所譏者，皆改制事。又別以五經(jīng)為主，凡與經(jīng)不合者，皆周制。《今古制佚存輯》以《左傳》、《國語》為大宗，子史傳記緯候皆在所取，與《王制輯證》同。如《孟子》言周人徹，此周人無公田之證；滕魯不行三年喪、齊宣短喪、公孫丑答以期，皆周喪期之證。俟周制輯全，然后補輯二帝、夏、殷之制，以見《尚書》之譯改。如《墨子》夏喪三月，可見《堯典》、《高宗》三年之文，皆非原文。深通此旨，然后知《王制》為新制，而《周禮》之為海外會典與“古文家”之誤說者，亦可見矣。

六經(jīng)有大小、久暫之分，《春秋》地只三千里，為時二百四十年；《尚書》地只五千里，為時二千年；《詩》地域至三萬里，為時百世，所謂“無疆無斁”；《易》則六合以外。《莊子》云：“六合以外，圣人存而不論，六合以內(nèi)，論而不議；”《春秋》，先王之志，圣人切磋而不舍；此六藝大小之所以分。飲器有套杯，大小相容，密合無間。以六藝比之：《易》為大，《詩》為《易》所包，《書》為《詩》所包，《春秋》為《書》所包?！洞呵铩窞樽钚　⒆顣?，《易》最大、最久。此層次之分，大小之別，而統(tǒng)歸于《孝經(jīng)》?！缎⒔?jīng)》一以貫之，總括六藝，歸入忠恕。此圣人一貫之學(xué)，謂“以孝貫六經(jīng)”也。

西人《八大帝王傳》，亦如《尚書》之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文字今古，有埃及、希臘之分?？鬃臃?jīng)，正如西人用埃及古文說八大帝事，實以古言譯古書，所以謂之“雅言”，通古今語。而今之談西事者，謂耶穌以前西教，實同孔子，耶穌因其不便，乃改之。此蓋西人入中國久，思欲求勝，遂謂西方古教亦同中國，耶穌改舊教亦如孔子譯帝王之書以為經(jīng)。時人但知今言，不知古語，好古之士，遂可借古文而自行己意。其說雖不足據(jù)，然凡立教翻譯古書以為說，則同也。

舊以《易》為孔子作，《十翼》為先師作，或疑此說過創(chuàng)。今按：陳東浦已不敢以《易》為文王作矣。以《十翼》為《大傳》，始于《史記》。宋廬陵、慈湖皆云非孔子作。黃東發(fā)、陳東浦以《說卦》為卦影之學(xué)，非解經(jīng)而作，必非孔子所作，尤與予說相合?！妒怼芳确强鬃幼?，則經(jīng)之為孔子作無疑矣?；蛞伞妒怼范嗑Z，非先師所能。今按《大傳》最古，當(dāng)出于七十弟子之手，且多引孔子語，宜其精粹。又或疑《十翼》多孔子釋《易》之語，必不自作自釋。不知《喪服》、《春秋》，皆孔子作，孔子解釋，不一而足。若孔子一人自作《十翼》，何以《乾》、《坤》彖、象、文言重復(fù)別出，自相解釋，毫無義例乎？人但據(jù)《系辭》“文王與紂之時”一語，遂誤周文王；又因《三易》，《周易》、《左傳》引其文在孔子先，遂酷信俗說：經(jīng)出文、周，孔子但作傳翼。故自古至今，迷而不悟也。[《經(jīng)話乙篇》別有詳說。]

先儒以《易經(jīng)》為文、周作，皆誤解《三易》之《周易》?？肌蹲蟆贰ⅰ秶费浴吨芤住?，皆一變五爻變。今以“周”為“周游六虛”之“周”，非代名，則文、周之說自潰敗矣。再以十二證明之：(頤卦二五爻兩言經(jīng)字，六爻配六經(jīng)，皆孔子作，有斷然據(jù)。頤卦乃十朋，小過卦乃十翼，孔子作一翼，即小過，一也；下遞改，至十三)作《易》之人，與文王、紂事相值，故詞多憂患，非以為文王自作。今據(jù)《大傳》不質(zhì)言文王作，其證一也?！妒怼纺讼葞熡涗泿熣f，引孔子語最多，與《公》、《谷》、《喪服傳》同例，必非孔子自撰。先儒以經(jīng)歸之文、周，不得不以傳歸之孔子，二也。爻辭有姬文以后事，必不出于姬文，三也?！妒怼纺藗黧w，注疏之先路，孔子作經(jīng)，必不為姬文作注，四也?！督继厣?《禮運》)商得《坤乾》，此未修《易》之原名藍本，孔子本之作《易》，亦如本魯史修《春秋經(jīng)》，并非文、周作，五也。汲冢本無《十翼》，司馬談稱《系辭》為《大傳》，與《尚書》、《喪服》同例，即不能謂經(jīng)文必作于孔子，若《大傳》則必不出孔子，六也。初以經(jīng)屬文王，東漢乃添入周公，朱子遂謂“四圣人之《易》各不相同”，后人因割裂四分，《提要》比之殺人行劫，一國不止三公，流弊無窮，七也。三易分三代，說不確，即使果分三代，孔子得之商人，本傳以為殷末，亦必非周代之新本，八也?！缎蜇浴贰ⅰ墩f卦》，皆先師推演之言，諸家傳本各不同?！断缔o》體同外傳，引孔子說而以《易》證之，必非孔子作，九也。六經(jīng)皆孔子據(jù)舊文，亦作亦述，以《十翼》歸之孔子，作傳不述經(jīng)，與五經(jīng)不一例，十也。必信《左》、《國》，《文言》四德，早見穆姜，《十翼》亦多舊文，十一也?！兑住放c《詩》同為“大統(tǒng)”下俟百世之書，重規(guī)疊矩，互相起發(fā)，必出一手?！断缔o》文辭雜沓，非一人所作，吳氏曾經(jīng)審訂，十二也。后師反因《系辭》而附會，以為文王作，蓋誤讀《左》、《國》、《周禮》，三易文多出孔子以前，因而誤為此說故也。

舊于《儀禮》經(jīng)記分為“今”、“古”，非也。按周時禮儀，上下名分不嚴(yán)。[大約如今西人之制。]孔子作“禮”，明尊卑，別同異，以去禍亂之源。凡禮多出于孔子，傳記以為從周者，托辭也?！秲x禮》為孔子所出，孺悲傳《士喪禮》可證。蓋《儀禮》為《王制》司徒六禮之教，與《春秋》禮制全同。亦為經(jīng)制，非果周之舊文。而《記》乃孔子弟子所記也。今將經(jīng)記同為經(jīng)制，為素王所訂之“禮經(jīng)三百”，先師所云“制禮正樂”者是也。

《論語讖》：子夏等六十四人，撰孔子微言，以事素王。今按：孔子作六藝，撰述微意，全在《論語》?！对姟窞槲褰?jīng)之凡例，《論語》者，又六藝之凡例也。其中多師弟傳心精微隱秘之言，與夫商酌損益之說，故其言改制及六藝者百余章。欲知六藝根源，宜從《論語》始。惟漢以后，此義失傳，舊解多誤，不可復(fù)見本意耳。

《戴記》、《孟》、《荀》所記史事，全本六藝為說，此賢為圣譯，緣飾經(jīng)文，以圣為歸者也。其中有時事一例，間與六藝相反。欲紀(jì)行事，不能全失其真，固秉筆一定之勢。然緣飾例足以收合同之效，而時事例，更以見改制之功。使必全淹沒實跡，反使人疑三代真是如此。圣人制作之功，必全淹沒不可見。今人讀《史記》，皆知記《春秋》以前事，全為經(jīng)說，不可以史例之。乃欲以《國語》為史文，左氏為史官，無論其書非史，其人非史，萬不能以史立說！若果存一當(dāng)時真史，如《元朝秘史》與《紀(jì)年》之比，則誠如史公所言“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矣。六藝無傳記，不能孤行；圣經(jīng)非賢傳，亦難于自立?？鬃痈呐f文以為經(jīng)，左、戴假六經(jīng)以為傳。經(jīng)存經(jīng)義，傳存?zhèn)髡f，故有素王、素臣之稱。素王不傳說《春秋》，素臣實亦不可獨以《春秋》說之也。故讀《左》、《國》當(dāng)以經(jīng)說讀之，不可以為史文。若《左》、《國》之《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又為“大統(tǒng)”師說。蓋史公尊信《尚書》以唐虞為斷，又因《大戴·帝德、帝系姓》，乃作《五帝紀(jì)》。則又“大統(tǒng)”道德之說矣。

孔子雅推桓、文，孟子鄙薄五伯，此時勢不同故。孟子專言王天下，其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謂鄙薄不屑稱法。或遂疑左氏為非弟子，故《公》、《谷》為《春秋》作傳例。弟子問及事實，師亦間引答之，不問則不詳，非不見事傳也。荀子稍后于孟，紀(jì)《春秋》遺事甚詳，亦《公》、《谷》學(xué)。史公學(xué)《公羊》，《世家》本《春秋》、譜牒為說；又云鐸氏、韓非、呂氏，多本《春秋》。賈子用《左氏》尤多，此《左氏》通行之證也。董子云：“《春秋》重義不重事”，但謂不重，非全不學(xué)。《公》、《谷》師說不重事，謂義較事尤重，非先師不傳事也。后人重《左氏》者，輒以《左氏》為史官，謂《公》、《谷》不詳事。果為史，則一經(jīng)必有一傳，不應(yīng)詳略懸殊?？级秱鳌氛f事多出《左氏》外，凡二《傳》微文孤義不能詳備者，《左傳》亦皆無說。如“祭伯來”、“肆大眚”、“郭公”之類是也。不知《春秋》記大事，以明禍福得失，可以史例，如國史所紀(jì)。經(jīng)所記小事，多詳禮制，闡發(fā)微義，其細已甚，史所不詳。且《春秋》有筆有削，史所有而削之為“削”，史所無而加之為“筆”。傳曰“我無加損”，是有“加”例可知。舊無而新創(chuàng)之制，則不得不見。祭伯、祭仲、祭叔、單伯、女叔、原仲，當(dāng)時諸人曾否為監(jiān)，不可知也。此等事乃欲以史法言之，則難矣。《左氏》原書，本為《國語》，惟有大事，不詳瑣屑，不能有一經(jīng)必有一傳也?？傊洞呵铩分?，全在定一王之制，以為萬世法，不徒劉四罵人?！皝y臣賊子懼”，謂其改制作、絕亂源、失為厲之階，非謂褒貶而已。經(jīng)傳果為史法，則不足重，古史、董狐之書故不傳。若以為經(jīng)學(xué)，則不徒以史例責(zé)之矣。

《論語》之左邱明，即子夏，所謂“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者，蓋倒裝句法，師生一氣，賢為圣譯，故見解好惡相同。

圣門文學(xué)為傳經(jīng)先師，以游、夏為主，即博士之根源，為儒家之統(tǒng)宗。道家專詳?shù)鄣?，后來文學(xué)詳于王制，自命為孔子嫡派，道家遂自外而別以黃老為主，實則皆弟子所傳，為德行科。蓋德行皆帝學(xué)，流為道家。文學(xué)主六經(jīng)，別為儒家。學(xué)者須知二派皆孔子弟子。實則道家地步高于儒家，以所祖顏、閔、冉、仲，固在游、夏之上，所以《列》、《莊》于顏、閔多所推尚。所詬病者，小人儒家之孔子也。

《國語》上始穆王，下終三家分晉，此不傳《春秋》之實據(jù)。孔子六藝，由舊文而翻新義，《國語》紀(jì)事，亦由史事而加潤色?？鬃优e新事托之帝王，賢者舉六藝緣飾于史事，其用心正同。今于《左傳》分出《春秋》，原書不但傳《春秋》，兼足為六藝之傳。所言皆佚聞軼節(jié)，蓋各經(jīng)師說，《左》實為總括，其書當(dāng)與《戴記》同重。此為弟子依經(jīng)立義，非真史文，當(dāng)時亦絕無此等實事。若當(dāng)日真史文，則全為《四代禮制佚存》所錄，與六藝相反者也。今言《左傳》不傳《春秋》，乃尊左氏之至，非駁之也。若以為真史文，專為《春秋》而作，則反小視之。且其事不見于經(jīng)，則史文皆在可刪之例矣。

泰西八大帝王，平大災(zāi)，御大難，與夫開辟疆宇如華盛頓之類，中國古之帝王，實亦如此。大約孔子未出之先，中國即如今之西人，于保庶兵食之制，詳哉言之。而惟倫教未極修明，孔子乃專以言立教，詳倫理。六經(jīng)一出，世俗盡變。以今日之中國論，則誠所謂文敝，先師所謂周末文敝者，為今之天下言也。服習(xí)孔教久，則兵食之事多從簡略，故百世以下，則以文質(zhì)合中為一大例。合通地球，不能再出孔子，則以海外通中國，沾孔子教化，即如孔子再生。今日西人聞孔子之教，即與春秋時聞孔子之言相同。學(xué)者不見孔子未生以前之中國，觀于今之西人，可以悟矣。

《采風(fēng)記》言：西人希臘教言君臣父子夫婦之綱紀(jì)，與中國同，耶穌出而改之。蓋采之近人之說。竊以此言為失實。三綱之說，非明備以后不能興，既興以后則不能滅。西人舊法不用三綱，恐中人鄙夷之，則以為古實有之，非中國所獨有，因其不便，乃改之。則使中國教失所恃，西教乃可專行。中人不察，群然附和，以為耶穌大力，足以改孔子之制，此最為誤謬！六經(jīng)中如《禹貢》言九州平治矣，周初乃“斷發(fā)文身”、“篳路藍縷”，以為由中國而變夷狄，則與耶穌改三綱之說同。既經(jīng)立教，則萬無改變之理！緣立教在文明以后，由人情而作，非逼勒強迫。既作之后，人人服習(xí)，則亦萬無議改之理！今之西人，如春秋以前之中國，兵食之政方極修明，無緣二千年前已有教化。以中國言之，無論遠近荒徼，土司瑤僮，凡一經(jīng)沾被教化，惟有日深一日，從無翻然改變之事。故至于今，中國五千里皆沾圣教，并無夷狄之可言。以一經(jīng)教化，則從無由夏變夷之理也。

歷觀前代，聚天下奇才博學(xué)，積久必成一絕技，超前絕后，實至名歸。唐之詩歌，明之制義，久為定論。國朝諸事不及古，惟經(jīng)學(xué)一門，超軼唐、漢，為一代絕業(yè)。漢人雖近古，西漢舊籍，百不存一；東漢囿于古文，賈、馬、許、鄭別為新派，不似國朝精心孤詣，直湊單微。由東漢以溯西漢，由西漢以追先秦，人才眾多，著述宏富，群力所趨，數(shù)十年風(fēng)氣一變。每況愈上，燦然明備，與荀、鄒爭富美，一掃破碎支離之積習(xí)。前人云：神化之事，今不及古，惟算學(xué)奕棋，獨勝古昔。蓋形跡之事，心思日辟日開，前輩所能，后賢可以掇拾，踵事臻華，后來居上。亦如西人格致諸學(xué)，日盛一日，其進不已。經(jīng)學(xué)之用心，與算奕同，故風(fēng)會所趨亦同。西學(xué)目前已如此，再數(shù)百年后，其休明不知更為何如！詩歌帖括，體用皆不及經(jīng)學(xué)之尊。留此至詣，以待時賢，百世可知。驗小推大，天意有在，其孤詣獨造，不有默默者為之引導(dǎo)乎！

歷代科舉專精之業(yè)，皆數(shù)十年風(fēng)氣一變。唐、宋詩文無論已，明之制義，相傳有成、宏、正、嘉、隆、萬、天、崇等派，分年畫代，不為茍同。亦如唐詩之初、盛、中、晚，宋詩之西昆、元佑、江西、四靈、江湖。國朝經(jīng)學(xué)，大約可分為四派：曰順康、曰雍乾、曰嘉道、曰咸同。國初承明季空陋之弊，顧、黃、胡、姜、王、萬、閻、朱諸老，內(nèi)宋外漢，考核辨論，不出紫陽窠臼，游心文、周，不知有尼山也?；?、戴挺出，獨標(biāo)漢幟，收殘拾墜，零璧斷圭，頗近骨董家，名衍漢學(xué)，實則宗法莽、歆，與西漢天涯地角，不可同日語。江、段、王、朱諸家，以聲音訓(xùn)詁?？碧岢?，天下經(jīng)傳，遂遭蹂躪，不讀本經(jīng)，專據(jù)《書鈔》、《藝文》隱僻諸書，刊寫誤文，據(jù)為古本，改易經(jīng)字，白首盤旋，不出尋文。諸家勘校，可謂古書忠臣，但畢生勤勞，實未一飽藜藿。二陳著論，漸別“今”“古”，由粗而精，情勢然也。李、張、龔、魏，推尋漢法，訟言攻鄭，比之莽、操，罪浮桀、紂，思欲追蹤西漢，尚未能抵隙“古文”。咸、同以來，由委溯源，始知尊法孟、荀。開創(chuàng)難工，踵事易效，固其宜耳。綜其終始，窮則必通，以橫詆縱，后止終勝。廿年以來，讀遺書，詢師友，昔賢構(gòu)室，我來安居。舊解已融，新機忽辟，平分“今”、“古”，不廢江河。初則周圣、孔師，無所左右；繼乃探源竟委，若有短長。博綜同學(xué)，分類研精，圖窮匕首乃見，附綴不類生成。乃如宋、元辟雍鐘鼓，獨享一人，六藝同原，貫以一孔。斯事重大，豈敢任情。既風(fēng)會之所趨，又形勢之交迫，營室求安，菟裘乃創(chuàng)。師友藥言，佩領(lǐng)夙夜，事與心違，未得輕改。由衷之言，有如皦日。風(fēng)疾馬良，時懼背道。

中國譚天家舊法，皆謂天動地靜，西人改為地動天虛。中土初聞，莫不河漢其言。積久相習(xí)，以為定論。搜考古說，乃多與相同。舊說六經(jīng)，誤據(jù)《左》、《國》，以為文、周國史所撰，孔子傳述之。今以為孔子所作，托之帝王。地靜天動，與地動天虛，節(jié)氣晝夜，事無二致。其所以斤斤致辯者，亦如西法得之目驗，積久推測，確有實驗，不能舍實據(jù)而談空理。且征之古書，亦如地有四游，明文朗載，且自東漢以后，皆主文、周。秦火經(jīng)殘，以孔子為傳述家，其說孤行二千年，道術(shù)分裂，人才困絕，其利弊可數(shù)。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于十四博士之外，請更立三事，謂以“廣異聞、尊道術(shù)”，今新學(xu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歲月積累，居然別成一家。舊說之外，兼存此義，未為不可。如必深固閉絕，殊失博采兼收之道。況留此以待后來審定，安知地動天虛，久之不成為定論？事理無窮，聰明有限，是丹非素，未免不公。先迕后合，事所常有，姑妄言之，何妨妄聽之乎？[《勸學(xué)篇》以開民智為主，上編蓋以中法開士智，使不以村學(xué)究自畫。]

德陽劉介卿[子雄]舍人，心思精銳，好辟新說。因讀《今古學(xué)考》，遂不肯治經(jīng)。以為治經(jīng)不講“今”、“古”，是為野戰(zhàn)；講“今”、“古”又不免拾人牙慧。故舍經(jīng)學(xué)，專工詩辭。又以《周禮刪劉》為閹割之法，于己說相迕，指為竄改，不免武斷。必群經(jīng)傳記，無一不通，方為精博。今以“大統(tǒng)”說《周禮》，舊所閹割之條，悉化朽腐為神奇。惜舍人不及見之也！

國初蔣大鴻言墓宅理氣之學(xué)，獨標(biāo)玄解，宗法古初，力攻明中葉晚出之《玉尺經(jīng)》。或乃不取其書，詆其以一人臆見，欲盡廢相傳之舊說，謂前人無一是處，殊屬偏執(zhí)云云。竊以此事當(dāng)論是非，不當(dāng)論從違之多寡。如《尚書》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左傳》乃以一人為眾，此論是非不計人數(shù)之明說。蔣說雖于時術(shù)不合，證之古書，實乃相同，則其所欲去者，晚近謬說耳。用備一說，奚不可者？南皮張尚書不喜《今古學(xué)考》，謂余但學(xué)曾、胡，不必師法虬髯，并謂“洞穴皆各有主，難于自立”。今乃由《春秋》推《尚書》，推《詩》、《易》，六合內(nèi)外，悉歸部屬。然皇帝各有分司，愚不過借箸而籌?；搓幹叱?，諸葛之論魏吳，功成身退，與曾、胡實出一途。杖履逍遙，退耕畎畝。劉秉忠、劉青田，何嘗不參預(yù)秘謀？亦終不失臣節(jié)。

《隋志》、《陸錄》所談各經(jīng)源流，謬種百出，百無一真。證以《史》《漢》，其說自破。近人言經(jīng)學(xué)，以紀(jì)曉嵐為依歸。當(dāng)時譚經(jīng)諸家，融而未明。紀(jì)氏專心唐、宋小說雜聞，未能潛研古昔正書，以辭賦之才，改而說經(jīng)，終非當(dāng)行。又以《隋志》、《陸錄》為宗旨，故所說經(jīng)籍，不脫小說謏聞，疑誤后學(xué)，受患頗深。如說《周禮》以為周公舊稿，后來人非周公，隨時修改，久之，當(dāng)時已不能行云云。是比《政和禮》、《開元禮》猶不足，何足以為經(jīng)，使人誦習(xí)，傳之萬世？《毛詩序傳》出于衛(wèi)宏，如大小毛公名字、叔侄、官爵等說，皆出《范書》以后，乃誤為真。其說二人，真如孫悟空、豬八戒，此等游戲，評詩談藝則為高手，解經(jīng)則成兒戲！又如書坊偽《端木詩序》、《申培詩傳》，其書竄亂刪削，至為陋劣！既明知其偽，乃又摘論其中數(shù)條，以為義可兼存。似此猶可存，則又何不可存！大抵紀(jì)氏喜記雜書，好行小慧，于史學(xué)辭章尚有微長，至于經(jīng)說非其素業(yè)，故于各經(jīng)論述，幾不知世間有博士，何論孔子！時賢推尚紀(jì)氏，故略發(fā)其說于此。大致悠謬者多，不足與細辯也。

國朝雍乾以后，鄭學(xué)盛行。誤信孔氏“疏不破注”之邪說，寧道周、孔錯，不言馬、鄭非。積習(xí)移人，牢不可破。嘉、道以后，龔、李諸賢，始昌言攻之。然亦如晉王子雍，一生專與鄭為難，乃全不得其病痛所在。考鄭學(xué)自魏晉以后，盛行千余年，其人人品高，號為經(jīng)師完人。至細考其著作，實不見所長。《詩》、《書》二經(jīng)，推《周禮》以為說，強四代經(jīng)文以就其誤解之《周禮》，固無論矣！平生著述，三禮為優(yōu)，《周禮》又其本中之本?！洞笮腥俗ⅰ费裕褐苤蚍狡咔Ю?，天子以方千里者一為王畿，州牧各得方千里者六。以一州牧大于天子五倍，似此謬妄，婦孺皆知其非！《周禮》以制度為主，制度以封建為首綱，根本已失，其余均不足觀。《王莽傳》：莽女為后，十一媵，是天子一娶十二女。王莽晚自娶，則有百二十女。明系歆等附會誤說，然經(jīng)無明文，盡可改正，[鄭說六鄉(xiāng)、六遂，與《王莽傳》不同，是鄭君改其說。]乃造十五日進御之說。其注百事多略，惟此條最詳。推考變節(jié)，無所不至！經(jīng)所稱“孤”，本即世子，指《春秋》齊、曹世子而言，乃以為“三孤”；經(jīng)所見諸“孤”字，皆非王臣，則又偽造“大國孤一人”之說。誤中又誤，夢中又夢！其注《儀禮》，至以“諸公”為“即大國之孤”，“孤”何得稱諸公？饗禮即鄉(xiāng)飲酒，明知今古文“饗”皆作“鄉(xiāng)”，何不注于題下？乃以饗禮為亡。饗禮，與鄉(xiāng)人飲酒禮節(jié)隆殺不同。鄭明知漢時所行鄉(xiāng)人飲酒禮儀節(jié)簡，為欲實《周禮》“鄉(xiāng)”字之說，亦遂以為真鄉(xiāng)黨所行之禮。李氏但詆其破壞家法，不知即以專家論，鄭君于《周禮》、《儀禮》已多不能通，又何論其于“今”、“古”相亂之旁失！考鄭于各經(jīng)大綱，雖多不得本旨，舊頗稱其細節(jié)，如宮室、衣服儀節(jié)，實為精密，然大端已誤，細節(jié)殊無足取。且進而考其細節(jié)，亦多因強附《周禮》而誤。余學(xué)專欲自明，不喜攻人，但鄭空負(fù)盛名，實多巨誤。后生以之為天人，望洋而嘆，莫敢考索。故由鄭學(xué)入手者，如入迷途，久而迂謬成習(xí)，以所注之書，無一明通之條，后人讀之，如飲迷藥。為后賢祛疑起見，但一言之，以示其例耳。近來談學(xué)校者，力求簡約，為士人省力，以為讀西書之地。觀諸家昕列諸書，仍無門徑、條理。過簡，則謂日月可完；少繁，則老死不能盡。且所列近人義疏，沈沒于聲音訓(xùn)詁，即使背誦如流，其于致用，奚啻千里！西人謂海王星光十二年方至地球，從諸賢仰望孔子，恐十二年其光仍不能到，以相去不止海王與地球之遠也。

近賢論述，皆以小學(xué)為治經(jīng)入手，鄙說乃易以《王制》。通經(jīng)致用，于政事為近；綜大綱，略小節(jié)，不旬月而可通。推以讀經(jīng)、讀史，更推之近事，迎刃而解?！秳駥W(xué)篇》言學(xué)西藝不如西政。近賢聲訓(xùn)之學(xué)，迂曲不適用，究其所得，一知半解，無濟實用，遠不及西人之語言文字，可俾實效。讀《王制》，則學(xué)西政之義，政高于藝。如《段氏說文》、王氏《經(jīng)傳釋詞》、《經(jīng)義述聞》，即使全通其說，不過資談柄，繡盤帨，與帖括之墨調(diào)濫套，實為魯衛(wèi)之政，語之政事經(jīng)濟，仍屬茫昧。國家承平，藉為文飾休明之具，與吟風(fēng)嘲月之詩賦，事同一律，未為不可。若欲由此致用，則炊沙作飯，勢所不行。釋家有文學(xué)派，聲訓(xùn)之訓(xùn)，正如《龍龕手鑒》、《一切經(jīng)音義》，枝中之枝。從《王制》入手，則如直指心原，立得成果。以救時言，《王制》之易小學(xué)，亦如策論之易八比試帖也。[非禁人治訓(xùn)詁文字，特不可錮沒終身耳。]

阮刻《學(xué)海堂經(jīng)解》，多嘉、道以前之書，篇目雖重，精華甚少。一字之說，盈篇屢牘；一句之義，眾說紛紜。蓋上半無經(jīng)學(xué)，皆不急之考訂；下半亦非經(jīng)學(xué)，皆《經(jīng)籍纂詁》之子孫。

凡事有末有本，典章流別，本也；形聲字體，末也。諸書循末忘本，纖細破碎，牛毛繭絲，棘猴楮葉，皆為小巧。即《詩經(jīng)》而論，當(dāng)考其典章、宗旨，毛、鄭所說相去幾何，而辯論其異同之書，層見疊出?！皹贰敝疄闃?、為療，“永”之為羕、為泳，有何關(guān)系，必不可茍同？以《尚書》論，“今”、“古”二家，宗旨在于制度，文字本可出入。不問辭，專考字；不問篇，專詳句；說《堯典》二字三萬言，詢以羲和是何制度，茫然也。近人集以為《匯解》，一字每條所收數(shù)十說，問其得失異同之故，雖老師宿儒不能舉。又如用其法以課十，一題說者數(shù)十百人，納卷以后，詢以本義究竟如何？舊說孰得孰失？論辨異同之關(guān)系何在？皆茫然不能對。蓋嘗蹈沒其中十?dāng)?shù)年，身受其困，備知其甘苦利害，以為此皆不爭之辯，無用之學(xué)，故決然舍去，別求所以安身立命之術(shù)。積久而得《王制》，握綱領(lǐng)，考源流，無不迎刃而解。以之讀群經(jīng)，乃知康莊大道，都會名區(qū)，絕無足音?？记笈f游之車轍馬跡，亦不可得，徒見荊棘叢中，窮隘巷港，積尸如麻。非黑暗不見天日，則磨旋不得出路，父子師弟，相繼冤屈，而不自悟其非。蓋得其要領(lǐng)，則枝自明。且悟其旨歸，文字可以出入。茍循枝委，則治絲而棼。予深入網(wǎng)羅，幸而佚出，舉覆敗以為后來告，愿不似余之再入迷人也。[為今之計，以人才為主，不愿天下再蹈八比之理學(xué)、音訓(xùn)之漢學(xué)，以困人才。]

初以《王制》說《春秋》，于其中分二伯、八伯、卒正、監(jiān)者，同學(xué)大嘩，以為怪誕；師友譏訕、教戒不一而足。予舉二伯、方伯，《谷》、《公》傳有明文?；蚰艘詾椤豆取费远?，但可言二伯；《公》言方伯，但可言方伯。積久說成，乃不見可怪。近日講《詩》、《易》，亦群以為言，不知實有所見，不如此萬不可通。茍如此，則證據(jù)確鑿，形神皆合，因多有。后信《詩》說，改名“齊學(xué)”，自托于一家，亦以“大統(tǒng)”之說，《齊詩》甚多。非積十?dāng)?shù)年精力，盡祛群疑，各標(biāo)精要，不能息眾謗而杜群疑。昌黎為文，猶不顧非笑，何況千年絕學(xué)，敢徇世俗之情？又初得一說，不免圭角崚峋，久之融化鋒鍔，漸歸平易。使能卒業(yè)，如三傳則安置平地，任人環(huán)攻。世俗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自審十年以后，必能如三傳之化險為夷，藏鋒斂刃，相與雍容揖讓，以共樂其成。不敢因人言而自沮也。

盧、鄭之學(xué)，專以《周禮》為主，因《王制》與之相迕，故盧以為博士所造，鄭以為夏殷禮。學(xué)者不知為仇口之言，深信其說，入于骨髓。竊治經(jīng)以求實用為歸，違經(jīng)則雖古書不可用，合經(jīng)則即近人新作亦可實貴。鄭君斥《王制》為古制，本為祖《周禮》以駁異己，乃其《周禮注》內(nèi)外封國，本經(jīng)缺略，反引《王制》以補其說?！蹲蟆贰ⅰ秶?、《孟》、《荀》，以周人言周制，莫不同于《王制》，與《周禮》迕。北宮鑄明問周制，孟子答與《王制》同，則何得以為夏、殷制？蓋因畿內(nèi)封國，二書各舉一端，孟子所舉上中卿、上中大夫、上中士，《王制》則專指下卿、下大夫、下士?；ノ南嗥?，其義乃全，[《王制圖表》中，立表已明。]使二書同文，反失其精妙。說者乃謂《王制》誤鈔《孟子》。此等瞽說，流傳已久，雖高明亦頗惑之。此經(jīng)學(xué)所以不明也。且鄭因《王制》異《周禮》而惡排之，不知二書不同，亦如《孟子》之異《王制》。《周禮》、《王制》，分主“大小”二統(tǒng)，互文相起，妙義環(huán)生。亦如《孟子》、《王制》，妙在不同，彼此缺文，以互見相起?！吨芏Y》非用《王制》大綱，且多缺略不能備。本骨肉至親，乃視等寇仇，此東漢以下所以無通才子。之所以不敢茍同昔賢者，正以見二書合通之妙。兄弟夫婦，形體相連，同室操戈，互斗何時了也！

王刻江陰《續(xù)經(jīng)解》，選擇不精，由于曲徇情面與表章同鄉(xiāng)。前半所選，多阮刻不取之書，故精華甚少。后半道、咸諸書，頗稱精要。陳氏父子《詩、書遺說》，雖未經(jīng)排纂，頗傷繁冗，然獨取“今文”，力追西漢，魏晉以來，無此識力。邵《禮經(jīng)通論》以經(jīng)本為全，石破天驚，理至平易，超前絕后，為二千年未有之奇書?？紪|漢以來，惟經(jīng)殘秦火一說。為庠序洪水猛獸，遺害無窮。劉歆《移書》，但請立三事，廣異聞，未嘗倡言六經(jīng)為秦火燒殘。“古文家”報復(fù)博士，乃徐造博士六經(jīng)不全之說。[詳《古學(xué)考》。]妄補篇章，虛擬序目，種種流毒，原是而起。且自經(jīng)殘一說盛行，學(xué)人平時追憾秦火，視諸經(jīng)皆為斷簡殘篇，常有意外得觀全文之想。其視經(jīng)已在可增可減、可存可亡之例，一遇疑難，不再細考求通，有秦火一說可以歸獄。故東漢以下，遂無專心致志，推究遺經(jīng)之人。殘經(jīng)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安知所疑所考者，不適在亡篇內(nèi)？故經(jīng)殘一說為儒門第一魔障！余因邵說，乃持諸經(jīng)皆全，亦備為孔修。蓋授初學(xué)一經(jīng)，首飭之曰：經(jīng)皆全文，責(zé)無旁貸。先求經(jīng)為全文之所以然，力反殘佚俗說，然后專心致志。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專一之余，鬼神相告。故學(xué)者必持經(jīng)全，扎硬營，打死仗，心思一專，靈境忽辟，大義微言，乃可徐引。故予以邵書為超前絕后，為東漢下暗室明燈。[鄭以饗禮為亡，不知“饗”即本經(jīng)之“鄉(xiāng)飲酒禮”。別有《饗禮補釋》一卷。]

初刊《今古學(xué)考》，說者謂為以經(jīng)解經(jīng)之專書。天下名流因本許、何，翕無異議。再撰《古學(xué)考》，外間不知心苦，以為詭激求名。嘗有人持書數(shù)千言，力詆改作之非，并要挾以改則削稿，否則入集。一似真有實見，堅不可破者。乃杯酒之間，頓釋前疑，改從新法，非《莊子》所謂是非無定，蓋馬、鄭以孤陋不通之說，獨行二千年，描聲繪影之徒，種種囈夢，如涂涂附。自揣所陳，至為明通。然我所據(jù)，彼方持以自助，何能頓化？彼既入迷已深，化虛成是，舉國皆狂，反以不狂為狂。然就予所見，海內(nèi)通人，未嘗相迕。蓋其先飲迷藥，各人所中經(jīng)絡(luò)不同，就彼所持，一為點化，皆反戈相向。歷考各人受病之方，投之解藥，無不立蘇。但其積年魔障，偶爾神光，何能竟絕根株？一曝十寒，群邪復(fù)聚，所持愈堅。又或如昌黎《原毀》，爭意見不論是非，聚蚊成雷，先入固閉，自樂其迷，愿以終老。當(dāng)此，惟啜糟自裸，和光同塵。蓋彼無求化之心，不能與之莊語。萬物浮沈，各有品格，并育并行，何有定解哉！

通經(jīng)致用，為儒林之標(biāo)準(zhǔn)。漢儒引《春秋》折獄，立明堂，議辟雍，各舉本經(jīng)以對。博士明達政體，其官多至宰輔。余既立《王制》，以掃一切支離破碎無用之說、不急之辨。以《王制》為經(jīng)，以《典》、《考》諸書為之傳說。習(xí)《王制》者，先考《通典》，《通典》既通，然后再為推廣，提綱挈領(lǐng)，期年即可畢功?！锻ǖ洹废冉?jīng)后史，源委分明，經(jīng)史精華，皆在于是?！兜洹?、《考》之學(xué)，尤以《輿地》一門為先務(wù)。所有職官、封建、井田、學(xué)校、選舉、兵制、食貨，治法大端，輿地在先，而后諸政因輿地而起。古今解經(jīng)，必先疆域一門，而后諸事隨之而立。說《春秋》、《尚書》者，必先考《禹貢圖》；說《詩》、《易》者，必先考《車輻圖》。今于上卷附《禹貢圖》，下卷末附《車輻圖》以示學(xué)人入門之捷徑?！洞呵铩贰ⅰ渡袝?，皆所以明五千里內(nèi)之政事；《詩》、《易》，皆所以明方三萬里之政事。《典》、《考》既通，如有余力，各隨所近，推之別門。不能旁及，但明《典》、《考》，亦不失為通儒。

古人讀書，有闕疑、存疑兩條，所以愛惜精力，使得專心要理。諸葛武侯讀書，但觀大意，政事文章，超前絕后，蓋以此也。近賢不務(wù)大綱，喜矜小巧，如孔子生卒考，舊有兩說，參差不同，茍通其意，數(shù)言可了?？资现鵀閷?nèi)矜為秘本，轉(zhuǎn)相傳刻，學(xué)者閱讀已畢，詢其所以然之故，諸說紛紜，迄不能明，是有書如無書也。近人《長江圖說》，以文字說古地名，輾轉(zhuǎn)附會。茍用其法，雖以《禹貢》全域說在蜀亦可，俗謔所謂“山水遷居”者也。

壽陽祁相國約諸名士，以其先人“祁奚字黃羊”命題，使各撰一篇。諸名士以聲音通假說之，將三字互相改變，至數(shù)十說，迄無定解。茍用其法，無論諸人各衍一說，使一人操筆，衍為數(shù)十百說，亦數(shù)日可成。此真所謂畫鬼神為兒戲。在壽陽幾于玩弄其先人。乃互相傳刻，以為美譚。經(jīng)傳草木鳥獸，既今古變種異名，又南北方輿同異，專好矜奇炫博，漫衍魚龍，即如九谷養(yǎng)生之原，人所易知?！毒殴瓤肌费轂閳D說，集成卷帖，說者竟茫然不能指實。邵氏《爾雅》有闕疑不說之條，郝氏乃舉其闕略者，悉為衍說。當(dāng)時以郝氏晚出，后勝于前，積久考其所補諸條，實恍惚無實用，故近人轉(zhuǎn)謂邵勝于郝?！靶杏杏嗔?，則以學(xué)文”，使綱舉目張，未為不可。乃諸家謙讓未遑，以識小自居，謬種流傳，遂以小加大，若天地至要至急之物無過于此。不知《典》、《考》之學(xué)，綱領(lǐng)最為詳明，茍得要領(lǐng)，事半功倍。諸賢所望而生畏者，乃實簡要；所擇居之下流，乃實萬難。此等不急之辯，無用之學(xué)，《莊子》比之棘猴楮葉。余于《周禮凡例》，標(biāo)《闕疑》一門，凡一切古有今無，及古法失傳之事，皆存而不論。削除荊棘，自顯康莊，不再似前人之說夢鈴癡也。

漢人“今”、“古”二派，“今”作，“古”述。竊以述為主《左》、《國》，作為主《列》、《莊》?？肌豆贰ⅰ豆取氛f經(jīng)，直稱“傳說”，以經(jīng)主孔子，以傳主先師。稱心而譚，自我作古，此博士專主孔子制作六經(jīng)之本旨也。其弊也悍肆游移，《左》、《國》立說以矯之，務(wù)以各經(jīng)歸之古人?！兑住の难浴分八牡隆?，《春秋》之“義例”，《論語》之“克己復(fù)禮”之類。有孔子明文者，皆歸之春秋時人，如穆姜、申須、子產(chǎn)、叔向之類，班氏所謂“不以空言說經(jīng)”者也?！肮艑W(xué)”專主此派，舉六藝一概歸之古人。至于《列》、《莊》，則以六經(jīng)為芻狗，諸書為糟粕。托辭詆譏，其實所詆，非實孔子，蓋謂《左》、《國》所言之孔子。如《左》、《國》以孔子為傳述家，雜取皇帝、王伯舊事陳言，收藏傳述，如昭明之《文選》、呂東萊之《文鑒》，拾人牙慧，不得與于作者之林。六藝分崩瓦解，殘脫割制。如近人經(jīng)說，于刪《詩》、修《春秋》、序《書》，皆攻其說而不信，以六經(jīng)皆原文，于孔子毫無相干，然其弊也庸昧顢頇。二說辟分兩門，互有利弊?！肚f》、《列》之說為微言，《左》、《國》之學(xué)為大義?！肮盼募摇惫滦杏谟嗄辏浜τ趯W(xué)術(shù)政事與八股等。經(jīng)始萌芽，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經(jīng)說有文質(zhì)相救之法，文敝繼以質(zhì)，質(zhì)敝繼以文。當(dāng)其文質(zhì)初改之日，弊已深，不能不改，亦不敢謂所改者之無弊。陰陽寒暑，循環(huán)反復(fù)，相反相成。蓋《左》、《國》大義近于文，《莊》、《列》微言近于質(zhì)。中國文法二千余年而易以質(zhì)，“古文”之說亦二千余年而易以“今”。事實相因，宗旨亦相同也。

經(jīng)學(xué)與史學(xué)不同：史以斷代為準(zhǔn)，經(jīng)乃百代之書。史泛言考訂，錄其沿革，故《禹貢錐指》、《春秋大事表》，皆以史說經(jīng)，不得為經(jīng)學(xué)。讀《禹貢》，須知五千里為百世而作，不沾沾為夏禹之一代而言，當(dāng)與《車輻圖》對勘。詳內(nèi)八州，而略要荒十二州，以《禹貢》沿邊要荒不更別立州名之內(nèi)。外十二州山水部屬，實附見于內(nèi)八州。中九州惟豫、兗不見“夷”字，夷蔡皆要荒小服，附見邊州，非謂內(nèi)州之夷。其敘九州，用大乙行九宮法，始東北，終西北，每正方見岳名，余附岳名以見。徐牧附東岳，諸州可例推。五服加三即為九畿圖，九畿三倍乃為《車輻圖》?！洞呵铩芬跃胖莘种型?，是《春秋》以前，疆域尚未及三千里?！洞呵铩肥漳戏?，乃立九州，不及要荒，《尚書》乃成五千里定制?！爸芄庇钟珊?nèi)以推海外，此皆《禹貢》之微言大義。胡氏概不詳經(jīng)義，泛泛考證，故以為史學(xué)，而不足以言經(jīng)學(xué)。

經(jīng)書以物、理為二大門，《尚書·禹貢》為物之主，《洪范》為理之本，以《禹貢》為案，而以《洪范》推行之?！队碡暋仿匀鐫h學(xué)，《洪范》略如宋學(xué)。一實一虛，一物一事。[《大學(xu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據(jù)《禹貢》以言物，乃知漢師破碎支離之不足以為學(xué)；據(jù)《洪范》言理，乃知理由事出，宋人空虛惝恍之不足以為學(xué)?！渡袝反硕c諸篇體例不同，乃群經(jīng)之總例，不但為《尚書》發(fā)。以此立學(xué)，明白簡要，與漢、宋同床異夢。

《古制佚存凡例》與《春秋時人載記》，以傳皆言清行濁，故于古制分新舊例。凡古事與經(jīng)不同者，皆為真古事，以《禮》、《樂》二經(jīng)出于孔修，如同姓昏、三年喪、親迎、喪服、烝報諸條，其明證。箌室主人引東昏、齊高、隋煬為據(jù)，謂《禮》《樂》已定之后，未嘗無怪誕狂亂之人。竊以擬非其倫，所引諸人，皆后世所謂人面畜鳴，亡身喪家，當(dāng)時群相叱怪，后世引為大戒。若周穆王、齊桓公、魯昭公、哀公、子張、子貢所行所疑，何得以惡鴟怪獸相比倫！禮喪必去官，《春秋》記魯大夫，父死，子即服事出使；禮不世卿，列國卿大夫幾無不世者。在當(dāng)時為通行，與高澄、東昏、隋煬，千萬中不得一二者過殊。因其相攻，本義愈顯，故予以春秋以前之中國，即今日之西人。如齊桓姑姊妹不嫁者七人，衛(wèi)宣、楚靈上烝下報者，西人近絕無其事。蓋其通商已近三百年，耳濡目染，漸革舊俗。今日之西人，實較春秋前之中人為文明，是古非今，俗說與情事正相反。

“古學(xué)”祖劉歆，以周公為六藝主，孔子為傳述家，所言事事與《移書》相反。蓋《移書》本用博士舊法，以六藝歸之孔修，首以微言大義歸之孔門。若如馬、鄭諸家，既不主孔子，更何有微言大義之可言？每經(jīng)皆有義例，在文字之外，如數(shù)術(shù)之卜筮，以及鐵板數(shù)、《青囊經(jīng)》，皆別有起例，在本書之外。不得本例，但望文生訓(xùn)，如何能通？不惟經(jīng)說，即李義山、吳梅村詩集，作注者必先于本文之外，詳其時事、履歷、性情、嗜好，并其交游贈答，當(dāng)時朝廷盛衰、政輔忠佞，然后能注。區(qū)區(qū)后人文詩，千萬不足與經(jīng)比，猶于文字外，無限推索，方能得其本旨。乃東漢以下之經(jīng)學(xué)，則不必先求本師，預(yù)考文例，但能識字解義，按照本文，詳其句讀，明其訓(xùn)詁，即為經(jīng)說。真所謂望文生訓(xùn)，不求其端，不竟其委，但能識丁，便可作傳。除《公羊》外。今所行之十二經(jīng)注疏，一言以蔽之曰：望文生訓(xùn)而已！靳注《吳集》，相去未遠，文字之外，究心實多。以今日初識筆畫之童蒙，說古昔圣神之微旨，而謂如盲詞市簿，一見能解，一聞能知，豈不哀乎！學(xué)者亦嘗假四字以為說，實則阮王二刻，能逃望文生訓(xùn)者，寧有幾人？蓋欲求義例，必先有師；不能得師，必先于各經(jīng)先師傳說義例，未讀經(jīng)先考之至精至熟，然后可以讀經(jīng)。此法久絕，合宇內(nèi)老師宿儒，誰能免此弊？劉歆初言微言，后力反其說。愿學(xué)者讀漢臣劉歆書，勿用新室劉秀顛倒六經(jīng)之法也。

井研庚子新修《縣志》，所撰《四益叢書》，備蒙采入《經(jīng)籍志》，四部共百四五十種。參用《提要》及《經(jīng)義考》之例，序跋之外，別撰提要。子姓、友朋、及門分撰者，各錄姓名。先曾為《序例》，志本以文繁，多從刪節(jié)。又家藏本如《楚詞文集》之類，續(xù)有增補。《詩》、《易》二經(jīng)，舊說未定，亦多刪改。然庚子以前所有著述，《縣志》詳矣。家藏本存以待改，將來刊刻必與《志》本有同異，然“小”、“大”二統(tǒng)規(guī)模，《志》本粗具矣。

宋、元、明理學(xué)家皆有《學(xué)案》，予于《今古學(xué)考》外，別撰《兩漢學(xué)案》四卷。西漢主微言，東漢主大義。大義主《左》、《國》，微言則主《列》、《莊》。蓋《左》、《國》以孔子為述，為不以空言說經(jīng)之舊法。主持此說，必須用《論語》“好古”、“敏求”、“擇改”、“并行”之說。六藝雖為舊文，孔子手定，別黑白定一尊，凡沿革與不善之條，悉經(jīng)刪削，蓋于歷代美善，皆別與定一尊。如田賦取助法，夏、周皆以公田說之，而貢徹之法不??；如譏世卿，《詩》與《春秋》同書尹氏；如行夏時，四代經(jīng)文皆以夏時為正，《周禮》仍為“大統(tǒng)”皇帝之法，以《論語》“行夏時”及“述而不作”二章，“子張問十世”章為主。擇改因革，大有經(jīng)營，特本舊文，即為述古。六藝合通，全由筆削，不可如東漢“古文”說經(jīng)，皆文、周、國史原文，未經(jīng)孔定，雜存各代，沿革棼亂。如《詩》以為舊有撰人，可也；但既編定，則編書之意，與作者不必全同。舊本歌謠，孔修后遂成為經(jīng)?！稌繁径?，斷定二十八篇，則變史為經(jīng)。其與《列》、《莊》分別之處，則微言派直以六藝皆新文，并非陳跡芻狗過時之物。托之帝王，即《莊子》“寓言”。如《春秋》、《論語》所譏，皆為新制，孔子以前，并無以言立教之事，周公舊制，未傳為經(jīng)。故一作一述，小異大同。亦如地靜、地動，晝夜寒暑，莫不相同。二說循環(huán)，互相挽救。如“古文”專以六藝屬古人，不言審定折中，以新代舊，變史為經(jīng)，則其病百出，萬不敢茍同者也。

嘗以《春秋》、《書》、《詩》、《易》四經(jīng)，比于套杯，以《書》容《春秋》，以《詩》容《書》，故舊說莊子、董子，皆以《易》與《春秋》對言。原始要終，而《詩》《書》《禮》《樂》四教在其內(nèi)。以《大學(xué)》比諸經(jīng)宗旨，《春秋》為家，《尚書》為國，《詩》、《易》乃為天下。[《詩》為下，《易》為天，以《詩》詳?shù)厍?，《易》言天道。]蓋以大一統(tǒng)言之，“普天之下”，乃為天下，則“國”字為中國之定解。以禹州為國，以王畿為家。《春秋》書王室亂，合六經(jīng)論之，則“王室”為《春秋》標(biāo)目。三千里為家，五千里為國，方三萬里為天下，三十六《禹貢》九九畿，然后為天下，是“家室”為《春秋》標(biāo)目。凡《詩》、《易》中所言室、家、王家、王庭、王廟，皆指《春秋》、《周禮》之《禹貢》九畿；所謂大家、富家，則指皇帝。凡國，如王國、南國、邦國、下國、四國、大邦之類，一國為一王，一王為一《禹貢》，以國屬王，一定不移。二帝為后，中分天下，三皇乃為至尊。群經(jīng)不言皇者，皆以“天”代之；凡言天下、言天子，皆為“大統(tǒng)”之正稱?！靶〗y(tǒng)”借用其說，遂失本義。以家、國、天下比四經(jīng)疆域，必得此說，而后《大學(xué)》之義顯，群經(jīng)宗旨乃以大暢。

未修《春秋》今所傳者，惟《公羊》“星隕不及地尺而復(fù)”一條及《左傳》“不書”數(shù)條。學(xué)者皆欲搜考未修底本，以見筆削精意。文不概見，莫不嘆惜。即今日而論，得一大例，足以全見未修之文。蓋孔子未生以前，中國政教與今西人相同，西人航海梯山入中國以求圣教，即《中庸》“施及蠻貊”之事。圣經(jīng)中國服習(xí)，久成為故事，但西人法六經(jīng)，即為得師，故不必再生孔子。今日泰西，中國春秋之時，若無所取法，天故特生孔子垂經(jīng)立教，由中國及海外，由春秋推百世，一定之例也。西人儀文簡略，上下等威，無甚差別，與中國春秋之時大致相同?？鬃幽嗽O(shè)為等威，絕嫌疑，別同異?！拔┟c器，不可假人”，由孔子特創(chuàng)之教，故《春秋》貴賤、差等斤斤致意也?！墩撜Z》旅泰山、舞佾、歌《雍》、塞門、反玷，上下通行，孔子嚴(yán)為決別，故譏之以起義。當(dāng)日通行，并不以為僭。又如西人以天為父，人人拜天，自命為天子；經(jīng)教則諸侯以下不郊天，帝王乃稱天子。西人君臣之分甚略，以謀反、叛逆為公罪；父子不相顧，父子相毆，其罪為均；貴女賤男，昏姻自行擇配；父子兄弟如路人；姓氏無別，尊祖敬宗之義缺焉。故孔子特建綱常，以撥其亂，反之正?！鞍偈酪再埂?，正謂此耳。

此冊作于戊子，蓋輯同學(xué)課藝而成。在廣雅時傳鈔頗多。壬辰以后，續(xù)有修改。借鈔者眾，忽失不可得。庚子于射洪得楊絢卿茂才己丑從廣雅鈔本，略加修改，以付梓人。此冊流傳不一，先后見解亦有出入，然終以此本為定云。辛丑五月十五日季平自識。

甲辰《四變記》成，以《易》《樂》詩》為哲理之“天學(xué)”，《書》《禮》《春秋》為實行之“人學(xué)”。三變“大小”，亦更精確。詳于《四譯館四變記》、《天人學(xué)考》、《尚書、周禮、楚辭、山經(jīng)疏證》等編。此冊師席本不欲存，及門以存此蹤跡，以為學(xué)者階級，因并存之。而附記于此。受業(yè)鄭可經(jīng)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