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國難危急以來，尤以十一月廿七八我國向國聯(lián)提議所謂錦州中立區(qū)的電訊傳播遐邇，繼之以施肇基代表向國聯(lián)提議天津共管及外長顧維鈞向日使開始直接交涉等等電訊相隨而來之后，國人無論男女老幼，無不駭汗相奔告，其憤慨之情緒固不以青年學生為限，不過青年情感特盛，且以較有組織，易于團結行動，國難中的學潮乃愈有風發(fā)云涌之概，故此次學潮謂為全國人民在民族意識及救國熱誠中之一種激流怒濤，未嘗不可；明此背景，則知欲解決學潮，決不可僅注目于學潮本身，而當從根源之處作釜底抽薪之計，即在居高位而應負解決國難之責者，乃至各界領袖之應負責督促政府應付國難者，皆能肩起責任，勿令在學青年徬徨不安，憂慮國事。必從此根源方面著手，始有解決學潮之可望。故記者在本刊第五十期，對冒風雪忍饑寒之請愿學生，“深痛于應負當前責任者之未能盡其職責，反使不該遽負當前責任者之不得不投袂奮起”。頗聞教育最高當局對記者此種態(tài)度頗致不滿，但記者至今仍深信學潮之所由起，乃“應負當前責任者之未能盡其職責”之反應，否則學潮何以不緊接九一八發(fā)難之后，而獨風起泉涌于兩月后外交乞相日露與抵抗一無決心之后？十一月一日朱慶瀾諸氏電顧外長詰問，顧回電猶模棱吞吐，后來各界鬧得更兇，反對更烈，學生舉動更使當局麻煩，然后政府對于中立區(qū)共管直接交涉等等始有決絕否認之表示，而關于中立區(qū)則易其名為緩沖地帶，天津事件亦隱約指系張學良所發(fā)動，如此拖泥帶水，安怪最初民眾之不懷疑與惶懼？現在政府已再三否認，我們固望其事屬過去。以上云云，不過表示學潮乃當局自己所釀成之一種反應，有不得不反省而已。

學生舉動不免有如當局所常道之所謂“越軌行動”，本月九日上海各校學生在市政府所演之一幕，似尤為當局所不滿，我們也認為是不幸的事件，但我們不當專說青年方面之“越軌行動”，同時須注意引起此種“越軌行動”之更越軌的行動。北大學生代表許洪均及中大學生代表蔣綿孫如有正當罪名證據，應由司法機關公開依法辦理，乃據滬上各報所載，竟由市黨部勾結公安局嗾使暴徒攢毆擄架，故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會斥謂“以本市黨政機關出此綁匪行為，實屬卑鄙惡毒，達于極點”，深可惋惜。以如此之“越軌行動”引起青年之拚死命以救出其同志，青年雖不免“越軌”，我們衡情酌理，應該更嚴厲的責備那一方面？

此文將印時，得京電訊，北平學生示威團毆辱蔡元培、陳銘樞，兩氏以善意出見而學生無理至此，此種舉動則亦徒使親厚痛心，仇人快意，失卻社會同情，學生愛國運動決不能離卻社會群眾而孤立的，我們希望大多數純潔分子勿為極少數另有作用分子而自毀。